秦始皇“焚书”之举，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消极影响最大的文化毁灭事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事说：“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次焚书，对诸侯国史、儒家典籍，都造成了重大损失。司马迁又说，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六艺》即《六经》，《六经》因秦焚书而“缺”矣。那么，《六经》到底“缺”什么呢？一以为“书缺其篇”，或以为“经缺其书”。“书缺其篇”者，如百篇《尚书》仅传二十九篇之类是也；“经缺其书”者，则莫如《乐经》亡佚为大。

班固说：“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燔书，《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1]沈约也说：“秦代灭学，《乐经》残亡。”[2]但是也有人以为“乐”本无经，不存在亡与不亡的问题；又以为《乐》本附《诗》，因汉人传经，重词不重曲，故《诗》行而《乐》亡。到底《乐经》有无？《乐经》因何而无传？就是值得考察的问题了。本文因闲来读书，对此资料粗有捃摭，现总叙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要探讨《乐经》有无其书、存与不存、亡于何时，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乐经》？

古代学人，有以为《乐经》与《五经》一样都是文字性经典。《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说：“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3]有人以为这就是《乐经》，明儒张凤翔“辑述《周礼·大司乐》以下诸官而为之注，末以《小戴礼·乐记篇》附焉”，题曰《乐经集注》二卷[4]；清儒张照引“《乐经》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云云”[5]，即出此《大司乐章》。

汉人基于《乐》本为书的观念，于是纷纷补撰《乐记》或《乐经》。至武帝时，河间献王乃“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此《乐记》由河间内史王定传王禹，王禹在成帝时献其书24卷。《隋志》又谓“常山王、张禹，咸献《乐书》。”刘向校书，另得《乐记》23篇，与王禹所奏不同，据沈约说乃取自《公孙尼子》；而常山王、张禹之书不得其传。

《汉书·王莽传》又载：元始四年“立《乐经》。”《隋志》也有“《乐经》四卷”，而不著撰人。考东汉鲍邺已引“《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6]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又说：“《三礼图》云：旧图引《乐经》云：黄锺磬云云。《周礼·磬氏》疏：案《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与《三礼图》所引同。”据《隋志》“《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则《乐经》在东汉曾广为学人所引。此《乐经》是不是先秦的文献呢？非也。

王充《論衡·超奇》说：“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又《对作》：“阳成子张作《乐》，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絶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而汉朝不讥。”阳成子长，姓阳成，名衡，字子长（又作子张），曾经补《史记》、撰《乐经》，俱佚。王莽所立《乐经》博士和东汉以下诸儒所引《乐经》，乃阳成衡所撰，并非先秦旧籍。

其实，汉儒的这番折腾完全没有必要，《乐经》不可能是文字性说明，因为凡“经”皆旧史文献，经书的说明皆后世师说，如《易经》本止六十四卦，其《十翼》乃后起；《礼》本止十七篇仪文，其《记》乃后世师说；《诗》本只三百五篇，曰传曰说者亦皆后起；《春秋》止二百四十二年大事要录，“三传”（或五传）亦皆后起。

同理，最早的《乐经》也可能止是配于《诗》、演于《礼》的乐谱，即使有说明文字，亦如河间献王、公孙尼子等《乐记》，都为后师所撰，非孔子当时旧文。

孔子自云：“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史记·儒林列传》亦称，孔子“修起《礼》《乐》”，是其实有整理《乐经》的事实，而且《乐经》就是《雅》《颂》，在《诗经》之中。

又《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经》三百五篇皆有曲可以弦歌，而且《韶》《武》《雅》《颂》就是“正《乐》”的标准。班固有“称乐则法《韶》《武》”（《汉书·儒林传序》）之说，《韶》是尧之乐，《武》是周之乐，孔子有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说明孔子所“正”之《乐》即以《韶》《武》为最高准则。

如果有《乐经》的话，亦即《韶》《武》和《诗经》三百篇之曲调等类。《河间献王乐记》：“古之为《乐》也本于《诗》。”（《乐典》引）即是此意。明刘濂《乐经元义》：“余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又说：“惟所谓《诗》者，以辞义寓于声音，附之辞义，读之则为言，歌之则为曲，被之金石弦管则为乐，《三百篇》非《乐经》而何哉？”（《律吕精义·内篇五》引）

朱载堉《乐律全书》也说：“臣甞闻臣父曰：《乐经》者何？《诗经》是也。《书》不云乎：‘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之谓也。迄于衰周，《诗》《乐》互称，尚未歧而为二。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此称《诗》为《乐》也。孟子曰：齐景公‘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称《乐》为《诗》也。秦政坑儒灭学之后，礼乐崩坏。汉初制氏世在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齐、鲁、韩、毛但能言其义，而不知其音。于是《诗》与《乐》始判而为二。魏、晋已降，去古弥远，遂谓《乐经》亡。殊不知《诗》存则《乐》未甞亡也。”（卷一七）即是就此而言的。

夷考载籍，《乐经》尚流传于秦汉之间。

李斯《谏逐客书》：“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史记·李斯列传》）

《桑间》《昭》《虞》《武》《象》皆乐名；《索隐》：“昭，一作韶。”是《昭》即《韶》，尧乐；《虞》即舜乐。说明《韶》《武》等乐，在秦朝有所保存和演奏。

《汉书·礼乐志》：“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髙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髙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髙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

何妥说：“汉髙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髙祖灭秦，《韶》传于汉，髙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儛。”（《隋书·何妥传》）可见，孔子时的《韶》《武》在秦、汉时仍传，只是改名为《文始》、《五行》而已。

《汉书·成帝纪》匡衡“又言：郊柴飨帝之义，埽而祭，尚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祗。”

《后汉书·孔僖传》：“元和二年春，帝东廵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李贤注：“黄帝曰《云门》，尧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汤曰《大濩》，周曰《大武》。”“六代之乐”即黄帝、尧、舜、禹、汤、周之乐。其间容或有夸大之辞（何焯曰：“按《前书》秦时惟余《韶》《武》，安得经新莽之乱，尚备此乐？云六代者，史仍一时之夸饰也。”），但是成帝时尚有《韶》《武》是可以肯定的。

正由于旧乐尚存，故汉代还可以举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史记·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冡，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冡。”又《儒林列传》：“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举行大射礼、乡饮酒礼，是必须演奏音乐的，按《仪礼·乡饮酒仪》：“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蕈》《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云云。又《大射仪》：“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闲若一”云云。

以上所举篇题，除个别系“佚诗”、“笙诗”外，其他都同是今传《诗经》的篇目，说明《诗经》有曲可奏可歌，亦说明迟至汉世《诗经》都还有曲调以供演奏。如果准《史记》孔子“修起《礼》《乐》”，使“《雅》《颂》各得其所”的用例，这些工歌、笙歌、间歌的内容，无疑就是当年孔子所“修起”的内容（即《乐经》）了，可见它们在汉代仍然保存并演奏着，并未因秦焚而亡佚。

《汉书·王褒传》又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皇帝于是“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鹿鸣》之乐至汉宣帝时犹存，还被用来配王褒的歌词演唱。王应麟还说：“《晋志》：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7]《鹿鸣》、《驺虞》、《伐檀》、《文王》皆《诗经》篇名。杜夔字公良，东汉末人。汉灵帝时以知音为雅乐郎。后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后归曹操，掌大乐。时到三国时期，仍然有人传奏《诗经》部分篇目的乐曲。

既然孔子所“修起”的《乐》即《韶》《武》和“《诗》三百”，《韶》《武》传于秦汉，更名《文始》、《五行》；从前孔子“皆弦歌之”的“《诗》三百”，其中部分篇目在汉代还广为诸儒所演奏，当然《乐经》就不可能因秦火而失传了。

然则秦氏焚书，是不是于《乐经》毫无所损呢？则又非也。

秦禁“《诗》《书》百家语”，故有关《诗经》的解说已所存无几；《诗》之本经也是因讽诵在人口才得以流传。完全可以想像，原本附《诗经》却不便于讽诵的曲调（即所谓《乐经》），当然就未能到完整地保存和传授开来。由于汉立“五经博士”无《乐经》，关于《乐》的义理因无师说于是便无人知晓。(www.daowen.com)

但是，无论是秦政，还是汉武，他们都是沉湎音乐的人，不可能连《乐经》的演奏都不要了，前举汉世诸庙之演奏《文始》《五行》、乡饮礼、大射礼之“笙歌”、“工歌”、“间歌”，乃至三国杜夔所传“四曲”，皆是其例。这些都说明《乐经》在汉世尚存，只是不传于博士而行于乐工而已。

《汉志》说：“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正是仅传其技，不得其义的表现，此孔子所以要慨叹：“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于汉“制氏”诸情形，可谓不幸而言中矣。

《四库全书总目》“乐类小序”：“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卽莽书，非古《乐经》也。”除不承认《乐经》“别有一经”存在不符历史事实外，其他所言基本准确。

颇疑汉人之所以不传《乐经》，也是“五行”学说在经典上的反映。自贾谊“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8]后，汉人重视“五行说”到了迷信程度，举凡“五方”、“五季”、“五音”、“五味”、“五色”、“五常”都要与“五行”相配。儒家伦理，《周礼》崇尚“六”数：有“六艺”、“六德”、“六法”、“六书”等等。孟子已经形成“四德”，即仁义礼智。董仲舒为了配合“五行”说，再添加一个“信”字，即成为“五常”。

其于儒家经典亦然。儒者本有《六经》，汉人却只重其五，故只言《五经》，为的是便于与“五行”、“五常”相配。

《白虎通·五经篇》：“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敎人成其德也。《五经》何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

《汉书·艺文志》也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白虎通》、《汉书》将《五经》与“五常”相配，虽然具体配对不尽相同，但它们力图贯彻“五行”、“五常”原理于《五经》，而《五经》之学随时“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的思想却是一致的。

汉人由于“五行”而形成尚“五”的观念。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汉人也大崇“五百”之运，司马谈对司马迁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太史公自叙》）就是这种暗示促成了司马迁完成《史记》的修纂。前人谓：“《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迁知以承五百之运，继《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贬核实，颇亚于丘明之书。”（司马贞《索隐序》）其实孔子至马迁父子才四百余岁，而为了与“五”牵上关系，硬说成是正当“五百之运”。

因要将儒家经典与“五行”、“五常”相配，故将先秦已有的“六经”体系改而成“五经”系统。顾实《汉志讲疏》曾经批评说：“《六艺》本六而不五，自秦火烧残，五而不六，而汉人以‘五常’说《五经》，此汉人之曲说也。”

如此看来，如果是秦火烧掉了《乐经》，使《六经》缺一，汉人岂有不知？岂有不恨？反而就秦火之余而作“五行”配《五经》之说，岂不自欺欺人？必不然也。

汉人《五经》体系的形成，并非出于对秦火残余的承认，而是汉人根据尚“五”观念对现存《六经》体系的自觉取舍。在汉人看来，“五行”是万物之本、万化之原，有了“五行”则天地万物为之备，纲常伦理为之明。“五常”是儒学之本、致治之原，有了“五常”则天地之道、人事之理备矣。而与之对应的“五经”既已与“五行”对应，又能适应“五常”等政治伦理，用“五经”就已经可以完成儒学教化任务，故《乐经》之有无也就不太重要了。

而且《乐》之歌词备于《诗》，其节度备于《礼》，《诗》《礼》存而《乐经》不亡，《诗》教《礼》教行而《乐》教亦在其中矣。清儒邵懿辰《礼经通论》也说：“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欲知乐之大原，观三百篇而可；欲知乐之大用，观十七篇而可；而初非别有《乐经》也。”颇能代表汉儒的心理。

何况，《乐经》所载既然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等“六代”古乐，必不完全合乎当代人胃口，观魏文侯“听古乐唯恐卧”即可见一般。《乐经》中具有现实意义和悦情价值的部分，已经转变成时乐新舞演奏于庙堂和乡饮、大射等各种场合，人们的现实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至于完整的《乐经》，无之不觉缺陷，有之反觉多余。这样一来，又还有谁去在意《乐经》是否存在呢？

可见，《乐经》不亡于“秦焚”，也不亡于“项火”，而是亡于对儒家新经典体系的选择，甚至是亡于人们的淡漠与无情之间。

然而，《乐》者《诗》之韵律、《礼》之音调，《乐经》亡而《诗》失声韵、《礼》失铿锵。《诗》失声韵，故只余文辞徒诵，而无歌唱音律之美；《礼》失铿锵，故只余繁节冗文，而无和声演奏之乐。后世之治《诗》者遂徒详其名物训诂，治《礼》者又徒演其虚文枯仪，又岂能得孔子和乐盛美之初衷呢？论者曰：“自三代之治既往而《乐经》亡矣，《乐经》亡则《礼》素而《诗》虚，是一经缺而三经不完也。”[9]岂不然哉？

[1]《太平御览》卷六○八引《白虎通》。

[2]《隋书·音乐志》引。

[3]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臣导引，无所服饵。’”齐召南《汉书考证》：“按窦公事见正史，必得其实。但桓谭言‘百八十岁’则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时为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十五年计至秦二世三年，即已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髙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髙后八年，而孝文始即帝位，则是二百零八年也。窦公在魏文侯时已为乐工，则其年必非甚幼，至见文帝，又未必即在元年，则其寿盖二百三四十岁矣，谓之百八十岁，可乎？”按，有可见在高帝时。

[4]陆元辅说，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七引。

[5]张照《回奏乐律札子》（乾隆六年），《皇朝通典》卷六七。

[6]鲍邺，东汉章帝时人，其《奏乐事》在建初二年（77），见《后汉书·乐律志》注引。

[7]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雅歌诗四篇”注。

[8]《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9]宋陈旸《乐书》卷一二○《琴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