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jpg" style="float: right;">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等，浙江海宁人。众所周知，王国维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享有国际盛誉的杰出学者，学界推许为学术巨擘，世人推允为国学大师。

披览王国维之著述，他并未在行文中出现过“中国梦”字眼。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王国维有其“中国梦”。仔细阅读王国维之作品文字，同情理解王国维之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比较深切地感受到：在王国维的心中，其实有一个伟大的“中国梦”，一个伟大的“学术中国梦”。

在王国维等人看来：学术与国家的关联是极为密切的，而谋求“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乃中华学人分内之责；“学术中国梦”的目标分为多个层次，而中华学人应当具有全球眼光和世界目标；为了达到“学术中国梦”的预期目标，中华学人应当注意治学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

如人所闻，所谓“中国梦”，即“中国之梦”；而“中国”一词，一名而含三义，文化、民族、国家。在近代学人心目中，这三个层面的“中国”（即作为文化、民族、国家的“中国”），可以说大致是统一的。或许，可以称之为“三位一体”的“中国”。

在王国维看来，“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而在此“研究自由之时代”，学术与民族、国家、个人的关联依然是密切的。1919年3月，正值沈曾植七十寿辰之际，王国维特为祝寿而作长序《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序文“对沈氏推崇备至”，“非一般应酬文字可比”(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64页)。王国维在文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既验于古，必验于今。

可以看出，王国维于此旨在揭示学术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密切性与至上性，甚至可以说是“相与存亡”；而“既验于古，必验于今”一语，后来竟然成为谶语。以上数语，“虽表面上说的是沈曾植，其实王国维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张连科《王国维与罗振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61页)。1927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推稽，其说影响甚大。其实，陈寅恪此说实属接续王说、畅论大义之列，因为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早已有此论。

放宽历史的视野，我们又可发现：在王国维之前及其之后，亦有大致相同或基本相近的看法。或许，此可归入“英雄所见略同”行列。

在王国维之前，早已有人揭示“国”与“史”的至上关联性——唇齿相依。陈寅恪明确指出，“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361-362页)。清季，龚自珍亦曾沉痛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著、王佩诤校《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22页)。而与王国维同时代的邓实，曾于1903年说过以下一番话，“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以上所引诸人之说，从正反两方面陈述了“国”与“史”的至上关联性，且均早于《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在王国维之后，清晰地表述过这一思想的学者，也可谓大有人在。比如说，章太炎在1935年的一封书信中写道：“国无史，未有不沦胥以尽者也。中国之娄绝复续者，亦国史持之耳。”(《与李源澄》，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951页)再比如，熊十力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徐复观《有关熊十力先生的片鳞只甲》)。又比如，张荫麟1926年8月在上海送别贺麟时，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歧视的。”(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原载《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0期；后收入周忱选编《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190页)贺麟接着说：“对！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也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齐家莹编撰、孙敦恒审校《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37页)

既然学术与民族、国家、个人的关联是如此至上，那么由此推出以下结论，则实属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作为“中国人”，“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陈寅恪语)，乃当然之旨、应然之理，且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谋求“中国学术”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应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一部分。或许，这就是王国维之前及之后诸多学人伟大的“学术中国梦”吧。

当然，从更宏大、更高远的角度着眼，弘宣中华民族之学术、文化于“世界学术”、“世界文化”之林，同时也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弘扬与贡献。王国维曾经明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国学丛刊序》）。贺麟亦尝明言，“凡在文化领域里努力的人，他的工作和使命，应不是全盘接受西化，亦不在残缺地保守固有文化，应该力求直接贡献于人类文化，也就是直接贡献于文化本身”(《文化的体与用》，《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02页)。

走笔至此，有一点需要在此特别辨析。即，在王国维的脑海与心目中，虽然“国家与学术为存亡”，但学术并不是国家的奴婢。王国维所推崇的境界、所坚持的理念是，学人应当以超功利的态度对待学术，即以学术为目的而非以学术为手段。王国维坦诚直言，“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基于这一立场，王国维激烈批评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与谭嗣同之《仁学》，痛斥二人“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以上引文均出自《论近年之学术界》）。

“学术中国梦”是伟大而长远的梦想；而“学术中国梦”的目标不可一刀切，不可一概而论。就“学术中国梦”的目标而言，大致可以“一分为三”，即个体标准、中国标准、世界标准。就个人与此三大层次的标准而言，亦可以三语出之，即立足自我、放眼全国、展望全球。以上所言所悟，实来源于王国维等诸位学人的启示。

对于自己的学术追求和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王国维是颇为自信的。晚年的王力回忆聆听王国维讲课的情形：“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白夜《燕南园中访王力》，《随笔》1980年第10期)置诸当时的境况（如关于汉学中心的争论等），我个人觉得：王国维之治学是具有全球眼光和世界目标的。而在王国维之前及之后的诸人，实则不无此抱负者。

比如，熊十力曾经语重心长地对韩裕文说：“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转引自任继愈《天人之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84页)再如，哲学史家陈康在译注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时，尝于《序》中云，如果中国学者翻译、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巴门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1982)。

感悟熊十力、陈康之语，可以想见其良苦用心，亦即何以由“工匠”而入乎“大师”之境地。章太炎曾经激烈批评工匠之学：“古之学者，学为君也；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51页)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又睿智特发、标明斯旨：“在思想的行业中，从这些同伴里，不少人会成为工匠。于是其中一人出乎意料地成为大师。”(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6页)(www.daowen.com)

当然，编织高远而宏伟的“学术中国梦”，在学术上具有全球眼光而又能达到世界目标，甚或由“工匠”而入“大师”之列，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这并不是说全然不可为。其中法宝之一，便是立足于华夏民族之历史与文化，而又直面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从而会通“中西二学”,兼通“世界学术”。

王国维曾经“正告天下”，“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王国维最终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氏此语，可谓高瞻远瞩，亦可谓振聋发聩！

以王国维本人为例，王国维之西学造诣，自不可与后来诸人（如贺麟、陈康等）同日而语；但若置入时代而视，则斐然可观。蔡元培和郭湛波指出，近代中国译介西洋哲学的学人，“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351页），而王国维则堪称“继严氏以后之第一人”（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0页)。钱锺书坦言，“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静安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72页）。

王国维三十岁以前濡染西方哲学，虽然对于西洋哲学并没有完整、深刻、系统的研究，但作为治学利器，足以使他获益匪浅。狩野直喜认为：“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但王国维又迅即超越前辈和侪辈而出众，并且跃然而为一代大师。具体而言，王国维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坚固、学殖深厚，同时“对西洋科学研究方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即“兼有两者的优点”，兼之又有会通中西、打通古今的学养和抱负，“这确实是罕见的”(《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344-345页)。何兆武在谈论“清华学派”时，有特意阐说“三通”的文字，认为清华学人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也谈“清华学派”》，原载《读书》1997年第8期；后收入《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736-745页）。叶嘉莹说，别具只眼撰作《人间词话》的王国维，自有其会通中西、打通古今的不同凡响之处，“静安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拓新之途径上的先进人物，便正因为他一方面在西方新文化之刺激下有着反省的自觉，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旧学又具备有深厚之修养，所以才能认清新思想之必须与旧传统相融会之一点原则的缘故”（《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9页）。孟子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学之于王国维，岂无此愿乎？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王国维说：“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国学丛刊序》）本处所说“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仅就“学”而言，套用王国维的话说，“今专以知言”（同上）。

王国维之所以在学术上造诣精深、成果丰硕、成就卓越，与其治学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密不可分。换句话说，这就是王国维圆其“学术中国梦”的奥秘所在。

王国维将古今中西之学划分为三大门类——科学、史学、文学，“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在王国维看来，虽然可将“古今东西之为学”剖分为科学、史学、文学，但三者并不相妨害，实可相济相融：“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比如，“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国学丛刊序》）。就治学之义理与方法而言，王国维此文所会通的已经不仅是“古今”与“中西”，不期而然已进于会通“百科”之境。

王国维一生虽然泛览“古今东西之学”，但终究以史学为归宿，并蔚然而为“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新史学”之新，在于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维的利用与使用；但无论如何，求真、求是依然是新史学的中心主旨。正如王国维所说：“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所当然也。”（《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为了求真、求是，史学工作者展开多元研究与综合研究，乃势所必然。于此，王国维曾经“夫子自道”。

1916年5月（农历四月），王国维搦笔和墨，运笔而成《毛公鼎考释序》，自述其“颇开一生面”的治学方法。其文云：

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明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虽然在学术精神上遵循求真、求是之理路，但并非简单肯定或断然否定；尤其是对于暂时不可求其真、求其是者，王国维则又力主“阙疑”、“阙殆”，特别反对以不知为知的穿凿与附会。王国维的这一精神主旨，既是对孔子所谓“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继承与发扬（《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又《论语·子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同时也合乎有西方近代科学“证实”与“证伪”的学术精神。而在学术界耳熟能详、备极赞誉的“二重证据法”，更是王国维治学方法多元性与综合性的辉煌结晶。于此，陈寅恪曾经高屋建瓴地予以全面概括。其文云：

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1911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他在文中“正告天下”：“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或许，可借序文末尾数语，以结束本文：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耑。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原文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