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5日晚7:00，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3-501，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王瑞来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礼失求诸野——从自身研究经历看和刻本汉籍的价值”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是“儒藏论坛”暨《巴蜀全书》系列学术讲座第130讲。本场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主持，古籍所及历史文化学院众多师生聆听了讲座。

开场，首先由舒大刚教授对王瑞来教授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应日本学习院大学聘任，担任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至今；并以专著《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获得史学博士学位，专攻以宋代政治史为主的中国古代史与古典文献学；出版了《鹤林玉露》、《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国史略》等著作，并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历史、哲学、文学、古籍整理等领域论文百余篇。研究之外，他还兼任早稻田大学研究生导师。此次，王教授以四川大学讲座教授的身份为川大学子带来系列讲座。

本场讲座王教授从自身的研究经历出发，围绕“和刻本文献的价值”展开。

“和刻本文献的价值”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欧阳修的一首诗——《日本刀哥》，其诗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这首诗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历代的天灾人祸对书籍文献造成了相当大的灾难，然而，一部分文献幸而流出海外，意外地被保存了下来。孔子所云“礼失求诸野”，尽管是针对春秋时期的礼仪制度而言，不过，在王老师看来，这句话也适用于汉籍流传的状况。曾经位于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海外汉籍收藏之最，非其莫属。然而，汉籍并非如单行道上的车辆，仅仅单流入日本，至少早在十世纪前后，已经开始向其祖国中国回流。这正从书籍流传的角度印证了“礼失求诸野”。

那么，汉籍在日本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呢？日本的汉籍可以分为两种状况：保存和刊刻。所谓保存即是原封不动地收藏宋版、元版、明版书，对这部分的汉籍投以注目的中国学者很多，而另外一种刊刻，即是汉籍的重生，这种重生便诞生了和刻本。不过相对于宋元版等善本收藏，和刻本汉籍并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充分注意。王老师通过自己的研究经历，认为和刻本汉籍的价值应该引起学者的注意。大致说来，对于中国文史研究，和刻本汉籍的价值体现在两种存在形式。一是中国完全失传的书籍，比如《群书治要》等，这类汉籍的价值自不待言；另一种则是，中国虽然没有失传，但并不完整，和刻本的内容要多于中国国内传本。王教授认为后一类汉籍的史料与文献价值相当大，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之后，王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以《皇朝事实类苑》和《鹤林玉露》为例向我们揭示了和刻本的研究价值。

《皇朝事实类苑》由南宋时期担任地方官的江少虞从60种以上的笔记小说中抄撮编纂而成，分门别类，犹如小型百科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此书有简洁的介绍：“《事实类苑》六十三卷，宋江少虞编。少虞以宋代朝野事迹散见诸家之记录，乃裒集排纂，类为二十四门，并全录原文，不加点窜，仍各以书名注于条下，以示有征。援引浩博，北宋一代之遗闻，略具于是。其原书散佚者，亦皆赖此以存。”由书前江少虞写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自序可知该书成书于此年，而在和刻本《新雕皇朝类苑》目录第三卷的卷末，有“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癸酉岁中元日麻沙书坊印行”这样18个字的刊记。据此可知，《皇朝事实类苑》在成书八年之后，曾刊行于武夷山南麓的建阳。

通过考察《皇朝事实类苑》的现存版本，可知《皇朝事实类苑》可以分为63卷本与78卷本两个系统。从划分门类看，63卷本分为24门，78卷本分为28门。江少虞绍兴十五年（1145）在自序中明确写道“厘为二十八门”。据此可以断定，最初成书时的《皇朝事实类苑》为78卷。关于这一点，由成为和刻本来源的麻沙书坊刊刻的78卷本可以作为证据，从78卷本的使用记录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在现存版本中，明抄本和《四库全书》本均属63卷本。《诵芬室丛刊初编》本虽为78卷本，实际上是和刻本元和七年刊古活字敕版本的翻刻本。以上事实表明，自南宋绍兴年间以后，《类苑》的78卷本便去向不明。直到明代后期的元和七年（1621，明天启元年）在日本现身，并被刊刻。王教授还认为63卷本实际上只是61卷的内容。63卷本比78卷本少了17卷的内容（实际只是61卷的内容），这个63卷本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是散佚了17卷还是有别的原因？王教授通过将《类苑》划分的门类制成表格，从而得出结论：78卷本的最后17卷4门多的内容为63卷本所无。(www.daowen.com)

观编者江少虞的前后两序，在1145年的自序中写道“厘为28门”，而在1158年的自序中写道“总63卷”，前后二序显示了版本卷数的不同。那么，为什么两篇序文会出现抵牾？如何解释这些抵牾呢？前后不同时期由编者本人写下的两篇序文传达了这样的事实：63卷本的《类苑》并不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散佚，而是编者江少虞自行笔削的结果。江少虞为何要在《类苑》刊行六年后将《风俗杂志》的一部分以及《谈谐戏谑》、《神异幽怪》、《诈妄谬误》、《安边御寇》这样四个门类以上的17卷删除呢？王教授通过逻辑推理认为，这四个门类当中或许有对当时有势力的人的先祖抨击的内容，编者为了避免无妄之灾，进行删削订正的可能性并非绝对没有。经编纂者江少虞删削之后，在中国，《类苑》便以63卷本的形式流传开来，而初刊78卷本则成为绝迹。幸而江少虞删削之前刊行的麻沙本很早就传入日本，并被刊刻重生，使《类苑》的足本得以存世，后来在清末又流传回故土中国。78卷本留存于世，或许有违编者江少虞当年的意志，但丰富的史料借此得以保存，比什么都重要。和刻本《皇朝事实类苑》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南宋初年江少虞抄录的这些史籍和笔记小说，现在大多已经散佚或处于残缺的状态，不少文献的内容赖《皇朝事实类苑》以存，《皇朝事实类苑》可称为辑佚之渊薮。如：和刻本《类苑》中所见《杨文公谈苑》。

接着，王教授又以《鹤林玉露》一书为例，通过对《鹤林玉露》其书、《鹤林玉露》的版本系统、和刻本《鹤林玉露》的来历、和刻本《鹤林玉露》为何冒充明刻本、《鹤林玉露》2个版本的关系、和刻本《鹤林玉露》的价值概观和价值举例、脱落部分的价值等角度向我们进行了阐释。

以上，王教授通过回顾自己对《皇朝事实类苑》与《鹤林玉露》的研究经历，强调了和刻本文献的重要价值。

最后，王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点期待。目前，限于流布范围，中国学者极少利用和刻本，从而也对其研究价值认识不足，这种状况的改变，有待于中日关系研究者、文献学者、校勘学者以及出版业界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王教授也表达了自己对数字文献使用的忧虑。伴随着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古典文献被陆续加以数字化，建成数据库。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电子版录入文献本身的信用问题。以《四库全书》为例，这部巨大的古代丛书，尽管在编纂的当年竭尽全力搜珍揽奇，但所收录书籍的底本并非都是善本、足本，一味使用电子版，盲信电子版，便会出现问题。王教授特别强调，从事与汉籍有关的研究，尽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并未过时。

讲座结束后，王教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令川大师生受益匪浅。

舒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特别提醒我们，即使做中国的学问也要走出去，访高人、访名师、访文献。要善于爬梳文献，整理故纸堆，才能做出可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