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2日晚上七点至九点，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研究生院3-501教室，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王瑞来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王老师的讲座题目为“碑志不可尽信”，此次讲座是《儒藏》论坛系列学术讲座第133讲。此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客座教授詹海云老师主持。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舒大刚等老师，古籍所的研究生以及诸多来自校内外的青年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王瑞来教授在讲座中谈到，台湾明清学者有个读书班，专门读墓志，从那以后对墓志的解读就比较兴盛了。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碑志不可尽信”。墓志、神道碑、行状作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相当宝贵。它们被刻在石头上几乎不能改变，不像编撰史书容易受政治影响而被串改。但是，碑志是不是可信的呢？

范仲淹为滕子京所写墓志铭。墓志从撰写到刻石仍有改写。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在埋石之前，删除了撰写者欧阳修写范仲淹和范吕解解仇的事情。这种生长的墓志是如何产生的？范纯仁删除了文本中的以下数十字：“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至于删除的理由， 范纯仁说：“ 无是， 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 没这回事，我父亲没同吕夷简和好。” 范纯仁在收到欧阳修所作的神道碑铭后 ， 由于不满意这一段叙述， 曾要求他订正， 被欧阳修生气地拒绝： “ 此吾所目击， 公等少年， 何从知之？” 请求订正不果， 范氏兄弟便在刻石时自作主张删去了上述数十字。 当刻石后的拓本送给欧阳修时， 欧阳修拒绝接受， 说：“非吾文也。” 此外 ， 尽管范仲淹可以从大局出发 ， 在表面上同吕夷简 “相逢一笑泯恩仇 ”， 但内心未必能做到毫无芥蒂 。 面对家人的私下流露 ， 恰恰更有可能给范纯仁兄弟留下深刻的印象 。 因此，范纯仁所说的“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 ”， 也可能正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真实 。欧阳修之所以坚持在范仲淹神道碑铭中记入范吕 “二公欢然相约 ”， 是基于他的亲身经历及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欧阳修尽管对 “范公家神刻为其子擅自增损 ”表示了不满，其实， 他也十分理解范氏兄弟的做法。 他在给杜欣的信中还说： “ 朋友、 门生、 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 这就是说不同的人， 对待同样的人与事， 出于立场不同 ， 认知也不同 。 而不同的认知又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叙述。 对范仲淹神道碑铭 ， 范氏兄弟依照自己的认知删削后埋石， 他们认为如此才是对先人的尽孝。 而欧阳修则认 为记入范吕 “二公欢然相约” 才是更高层次上的事实，才是他在写给杜欣信中所说的 “岂负知己”。 双方于事实的认知实在差距很大。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 欧阳修则将神道碑铭原封不动地收入自己的文集， 期望能传之后世发人深省。 这里面， 悠扬着他的心曲。删节本范碑与全本范碑 ， 表述了完全不同的史实 ， 就像在元祐党争 前后出现的朱墨本 《神宗实录》一样。 永远难以有“实录 ”， 作为秉笔者的历史叙述者 ， 其立场 、 认知以及现实观感都极大地左右着史料的取舍 。 这便给后来的历史研究带来了困扰 。

这一公案的发生提醒我们，虽然墓志属于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地下材料”，但我们仍需要用邓广铭先生所说的四把钥匙“职官、年代、地理、目录”来加以考察。(www.daowen.com)

石头成了孝子大作文章的对象。增谥溢美的现象非常普遍。“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唐代门生故吏还是比较紧密，宋代比较严厉禁止，多为“天子门生”，但事实上仍无法避免。史官修史时行状作为基本史料，则难以取信。“世所谓行状皆个人之辞”。所以这些史料必须经过校勘、正误之后才能使用。

讲座结束，老师们、同学们和王老师就文人执政、文人相轻、学术家法、学术源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瑞来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应日本学习院大学聘任，担任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至今；并以专著《宋代の皇帝权力と士大夫政治》获得史学博士学位，专攻以宋代政治史为主的中国古代史与古典文献学。研究之外,并兼任早稻田大学等校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著作有《鹤林玉露》、《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中国史略》、《朝野类要》、《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宋季三朝政要笺证》、《隆平集校证》、《宋史宰辅表考证》等学术研究与古籍整理著作22部。并刊布有《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均刊于《历史研究》)等历史、哲学、文学、古籍整理等领域的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