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和谐与和谐民族关系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有1亿多人口。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我国的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直接关系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民族关系无小事。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使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必然会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深刻影响。”⁽²²⁾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加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稳定边疆、巩固国防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所谓民族关系，就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心理因素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族关系本质上涉及各民族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各民族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力和利益，以及各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社会关系问题，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其突出的问题是民族权利、民族利益、民族发展问题。⁽²³⁾民族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意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我们以往特别注重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技和帮扶，这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并不能完全消除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心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也难以确保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因为，在民族关系中，许多不和谐因素的形成和积累并非完全是由民族权利或民族利益而引起的。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冲突往往构成民族关系不和谐的深层次原因。

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建设，通过充分发掘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素，构建以和谐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真正实现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人格上、社会地位上、利益共享上和发展权利上的平等，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团结实践活动，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共同信念，切实做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才能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建设，有助于帮助各民族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和永续发展。和谐文化建设强调各民族文化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主张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包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共同推动各民族的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门类、文化业态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促进各民族人民的心理和谐，形成团结诚信、互谅互让、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

因此，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建设作为政治、经济之外的基本手段和关键环节，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没有民族之间的文化和谐，难以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建设，为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注释】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2)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3）。

(3)【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4)国立中山大学广西瑶山采集队：《采集广西瑶山报告》（1928年7月23日），《柳州地区史志资料》，1985（1）。

(5)常乐：《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哲学研究》，1994（2）。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7)唐晓勇，谭贵全：《当代中国哲学改革与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第313页。

(8)张世文，韦克难：《社会学基础教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www.daowen.com)

(10)[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等译：《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98页。

(1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第66-68页。

(12)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第104页。

(13)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第104页。

(14)[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著，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15)李军，李俊彦：《2006年中国文化年报》，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16)阎世平：《制度视野中的企业文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17)韦森：《习俗的本质与发生机制探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5）。

(18)贺雪峰：《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研究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

(19)林修果：《宗法秩序变迁与行政现代化——以农村城镇化为分析视角》，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20)骆郁廷：《精神动力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21)章剑华：《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人民日报》，2007-10-09。

(22)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05-28。

(23)金炳镐：《民族关系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