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常伦理的异化与乡村生活意义的解构

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发展，乡村的落后就是中国的落后。乡村革命的成功，就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乡村问题成了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问题。不少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向了乡村，都主张“改造”乡村以促成国家的进步。自从晏阳初对中国乡村贴上“愚、贫、弱、私”的标签之后，乡村得到的各种“标签”或“污名”越来越多。不少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都把乡村的落后看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累赘”。从20世纪20年代起，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乡村改造“运动”。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新村运动”，虽然名称不同，但总的目标就是要对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进行“洗心革面”的彻底“改造”。从改造乡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到改造乡村文化，再到改造生活在乡村里的人。总之，乡村的一切似乎都需要“彻底改造”。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乡村民众本来就没有任何话语权，只有接受“被改造”的命运。完全不顾乡村民众这一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主性与自为性的这种强制性文化改造，不仅造成了如上文所论及的对乡民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消解，而且导致乡村日常伦理体系发生了异化，乡村生活的意义被解构。

从乡村日常伦理来看，传统乡村社会不仅是一个生活、生产和交往的功能性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具备自身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伦理性共同体。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造”之后，乡村伦理体系中的诸多日常伦理发生了变异。在婚姻伦理方面，家庭暴力增加，婚姻关系不稳定。在尊老爱幼方面，老人无人照料，“弃老”“弃婴”现象时有发生。在经济伦理方面，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讲诚信。在生态伦理方面，乱砍滥伐，环境污染严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为一点点蝇头小利，可以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兄弟反目，邻里成仇。(www.daowen.com)

在一个乡村文化共同体内部，要保证其得以延续存在和正常运作，离不开两个系统：一个是维系社会和谐共存与政治经济正常运转的信用体系；另一个是乡村共同体必须遵守的日常伦理体系。乡村传统荣辱观与是非观念的异化，导致了乡村日常伦理体系的蜕变。

社会强势群体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的批判与贬低，解构了乡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经济落后的传统乡村成了社会发展的累赘。“农村”“农业”和“农民”都成了问题。乡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被消解。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似乎不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生活方式。于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们为了不被人歧视，千方百计地“逃离”乡村。乡村教育的目标变成了让乡村青少年“上大学”和“进城”。由于“爱家乡、爱乡村”教育的缺失，广大乡村青少年不再把目光放在乡间。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瞧不起“农业”和“农民”，更不希望长大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经过寒窗苦读跃过“农门”的乡村知识青年，也满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争先恐后地奔向城市，理所当然地留在城市生活。农民家庭出钱培养了大量的大学生，但他们毕业后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乡村去生活。由此，农村不仅仅付出了作为教育成本的经济上的代价，而且也付出了人才的代价。扎根乡村的科学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