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建设运动”的文化内涵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受尽了屈辱和磨难，曾经辉煌的东方文明古国已是奄奄一息。许许多多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让中国摆脱亡国灭种危机、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种种良方。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仅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运动的惨败，又宣告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改制的道路被历史所淘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又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而且民族危机依然严峻。那么，中国落后的病因到底在哪里？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及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危机，不少仁人志士积极探索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欲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危亡的现实问题。他们大都得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存在问题”的基本结论。他们把民族的危机归结为文化的危机，更把文化危机提高到民族危亡的高度。贺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¹⁾张岱年认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²⁾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都认为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认为变革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自觉地放弃民族的文化传统，全面地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了一场深层次的对旧文化的自我批判，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以西方的“民主、科学”改造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把传统礼教比作“吃人”的文化，进行辛辣抨击。胡适等人更是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

在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问题上，各派争论不休，观点不一。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因于文化的失调。他说：“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³⁾而解决文化失调的办法是应该唤起中国文化固有的质，即发挥旧文化，使“老根上发出新芽来”。“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⁴⁾而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乡村社会，那么复兴中国文化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子上，落实在乡村这个落脚点上。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必须从乡村入手，下大力气从事乡村建设。

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乡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文化衰败。一大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走进乡村，广泛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希望通过乡村建设，复兴农村，进而振兴整个中国。虽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和推广，或致力于地方自治与基层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改造与教育卫生事业，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为衰败的中国乡村寻找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据当时的统计，全国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达1 000多处。⁽⁵⁾

以米迪刚、米阶平兄弟为首的“中华报派”，提出要复兴国家、复兴农村，应以上古文化和儒家实学为依归，主张学成之士一律回乡，也就是主张“知识分子下乡”，担任村长、校长，发展教育，实行政教合一以为张本。(www.daowen.com)

“乡村建设派”代表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衰败是因为极端的文化失调，必须通过乡村建设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具有特殊作用，他们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动力。“知识分子下乡”可以起到为乡村增耳目、鼓喉舌、添头脑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能单独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主力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居民。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使农民接受训练而逐步养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习惯、新思维。因而乡村建设的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⁶⁾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即培养中国人的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实质上就是要造就新的人格。因此，文化建设方面的中心内容是进行全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改革、树立文明风尚等。乡村学校是整个乡村建设的中心环节。乡村学的正规教育分为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三个部分；课程包括公民学、基本的读写能力、普通科学、家庭教育训练等内容。在礼俗上，梁漱溟认为中国过去靠礼俗维持，将来仍要如此。梁漱溟通过乡学村学宣传以“人生向上”和“伦理情谊”为内涵的传统道德规范，如亲爱和睦、礼贤恤贫、协作互助、勤劳朴素等，还以“乡约”的形式进行农村风俗的改良，取缔买卖婚姻、女子缠足等陋习。

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坚持以民主科学精神为指导，强调以人的改造为核心，努力增进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旨在培养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新民”，同时，要发扬平民之伟力和人格平等精神，以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础。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针对中国人的毛病和所含有的危机，便创造了‘四大教育’：‘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实行‘三大方法’：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⁷⁾所谓以文艺教育救“愚”，就是要从文字与艺术教育着手，培养农民的识字读写能力，促进文化生活，并通过绘画、音乐等艺术手段，陶冶农民情操，增进农民欣赏力，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以生计教育救“穷”，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各方面着手，以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以卫生教育救“弱”，即根据农村医药卫生实际情况与人力财力条件，创建医药卫生保健制度，减少疾病发生，增强农民体质。以公民教育救“私”，就是要培养农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还特别选编历史上志士仁人杀身取义的故事，绘制成图说，附以歌曲，编练新剧等文艺活动，进行宣传，以唤起广大农民自省、自觉和自强的决心。

“教育改进派”代表人物陶行知说：“要让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⁸⁾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⁹⁾

正如梁漱溟在论述乡村建设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正因为如此，中国乡村不得不自救，不得不开展乡村建设运动。”⁽¹⁰⁾那么乡村建设从何入手呢？他认为，建设的工作应从教育着手。“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地建设。”⁽¹¹⁾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各派别尽管想法和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各异，但他们以知识精英的身份深入乡村，把现代新知识和新文化带进乡村去，并与广大农民相结合，这一点具有相似性。他们致力于建设乡村、富民强国的爱国热情和良好愿望是一致的。要救国，必先新民；要改造社会，必先改造人；要改造人，必先改造其文化。这种认识也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一般均由教育开其端”，⁽¹²⁾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¹³⁾为中心，在提高农民文化知识水平，养成合作精神和自治意识，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改良乡间礼俗，树立文明风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相同的。所有这些工作无不包含着改造乡村文化的内在意蕴，当然也包括对瑶族乡村文化的改造，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对乡村农民的彻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