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朴素的和谐共生性

和谐文化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和谐的文化。龙应台说：“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⁷⁴⁾富川瑶族传统文化朴素的和谐共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南岭瑶山普遍存在着对大自然的崇拜、敬畏和保护自然的优良文化传统。水是生命之源，瑶家特别注重保护水源。村寨周围的风景林和水源林不准砍伐破坏。如果有人破坏，将按习惯法予以重罚。瑶山还有神山、神树、神水等自然崇拜。因此，直到今天，瑶族村寨周边风景林依然古木参天，保存完好。瑶族长期实行游耕生产，但传统习惯规定，砍山耕种必须“种树还山”。虽然是“刀耕火种”，但实行循环“轮耕”和“调耕”，而且在砍山的过程中对那些结果实较多的“母树”一定要保留，因而瑶山永远保持着苍茫林海。春天禁止上山砍柴、打猎、捕鸟、放牧、割草，禁止下河捕鱼、捞虾，目的是要保证野生动物的繁殖和植物的生长。打猎时猎公不猎母，采集野生植物时保留粗壮植株作种苗。这些传统习俗协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着瑶山自然生态的平衡。

二是人与人的和谐。每一个人都是相对稳定地生活在一定地理空间和地域范围内的。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相互联系，构成各种人际关系，参与社会生活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形成一些普遍遵从的社会生活准则，使每一个人在满足个体生活需要的同时，又不妨碍他人的正常生活。富川瑶族村寨沿用至今的“草标”发挥着这种人际关系协调的功能。山上砍伐的树木或烧柴，要等干了才搬回家，只要打上“草标”，别人就不会取用。某人发现野蜂巢、香菇、鸟巢、竹笋等，只要打上草标，别人就不会取走。山民打猎时安放猎套、猎铗、药箭、火炮或挖有陷阱，为了不伤害人畜，在其外围打上“草标”，警告人们不要进入此处。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山中幽会，在道路中间放置“草标”，提醒他人避开。未收完的庄稼，打上“草标”，他人就不会擅入。挂在大门上方的“草标”，表示家里有人生病或有孕妇生育，忌外人入内。既可避免把疾病传染给他人，也可避免外人打扰。他们用无言的“草标”构建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团结协作、互助互爱是瑶族最普通的道德标准。一家有事全寨相帮是一种传统。生产中的人力畜力互换互助，生活中的敬老尊贤爱幼抚孤，更是瑶山一道动人的人文风景。哪家来了进山的客人，邻家男主人会在吃晚饭时提一壶酒，到这户有客的人家共餐，要向客人敬酒。这不仅表达了对客人的尊敬，还可以从客人那里了解山外的信息，显出瑶家待客的热情。这一习俗也是村寨邻里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显现。

三是人与社会的和谐。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⁷⁵⁾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是群体性动物。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和谐。在南岭瑶山，人们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公有财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不能据为己有。他们把维护村寨和家族的集体利益视为所有成员的神圣职责。如有人损害集体利益，轻者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重者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为了维护集体的共同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家庭利益甚至牺牲个人的生命。如果某人因维护本村寨集体的利益而受伤、致残或牺牲了性命，全村寨的人都有义务共同出资治疗或照顾牺牲者家庭老少成员。农忙季节，全寨的主要劳动力先帮助这些家庭完成播种或收获后才干自己家的农活。在每一个瑶寨，集体也十分关爱每一个人，尊重个人，人人平等。在有关本村寨重大公益事业的兴建中，寨老或头人并无特权也不独断，人人有发言权，给每个人以充分自由的利益表达空间，最后大家投票决定，民主平等意识非常浓厚。在与本民族支系或外族交往的过程中，坚持礼让、平等、团结、互助、交流、合作。从而构建了一个和谐友好的周边族群关系。

四是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作为个体的社会存在物，其一言一行既具有个体特征，也体现出社会性特征。个体行为的社会性特征要求个体行为与社会性规则保持一致，必须符合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如果个人的行为失范或总是与社会规范相冲突，必然给个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形成心理紧张或精神困扰。因此，作为个人就必须努力保持自身的情感与理智的协调，以及自身精神性追求与物质性追求的平衡与协调。富川瑶族的祖宗信仰、多神崇拜与民间习俗在满足个人自身的精神需要和心理调适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协调作用。例如，瑶山定期举行的游神祭祖酬神等祈福活动，就是人们用来缓和精神紧张与释放心理压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减少因技术力量的不足和环境条件的恶劣而引起的忧虑与失望，祈求避免恐惧与灾难，以达到调适个人心理的目的，使他们在应对命运和自然的挑战中能增添几分信心和力量。”⁽⁷⁶⁾虽然他们也并不完全相信神灵真正能够帮助他们解救现实的苦难，但他们依然会按时敬奉和祭祀，以求得内心的安慰。艰苦的生存环境和不宽裕的物质生活条件，造就了瑶族同胞乐观、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和崇尚俭朴的消费观念。南岭地区的瑶族人民十分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依恋故土家园。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们对祖祖辈辈生活于斯的大山有着一种天然的归宿感和认同感。他们没有太多的奢望，安于清贫并以各种节庆活动调节着生活的节奏，尽情地享受着现实生活的乐趣，保持着个人心灵的宁静与和谐。

【注释】

(1)张诗亚，廖伯琴：《试论少数民族宇宙观教育》，《民族教育研究》，199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3)摘自本人2007年11月田野调查时发现的《评皇券牒》。原件存贺州鹅塘镇明梅村盘木转家，本件由盘道陞，号宪荣，依古原本誊抄于大清咸丰八年三月十四日。

(4)《盘王赞》，见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编：《瑶族文学资料》（第八集），第45页。

(5)《盘王歌》，见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编：《瑶族文学资料》（第八集），第43页。

(6)黄书光，刘保元等：《瑶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7)税远友，刘远碧：《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6）。

(8)赵家旺：《民族心理·生态环境·政府行为——瑶族迁移的三大因素》，《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6（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10)【晋】干宝：《搜神记》（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第169页。

(11)奉恒陞：《富川的瑶族盘王节》，《富川文史资料》（第6辑民族史料专辑），内部资料，第42页。

(12)国家宗教事务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问题著作及讲解》，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13)李晓明：《南方山地民族“草标”的文化人类学阐释》，《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6）。

(14)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3页。

(15)《嘉福公杂记》，藏富川城北镇凤溪村陈永楣先生处。

(16)《岑氏族谱》，藏于富川县城北镇凤溪村陈永楣先生处。

(17)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5页。

(18)【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知不足斋本，第8页。

(19)唐玉文：《古道瑶乡说织绣》，新华网广西频道，http://www.gx.xinhuanet.com/dtzx/hzdq/fcx/gd13.htm。

(20)瑶族手抄《歌谱》，藏富川城北镇凤溪村陈润苗女士处，陈润苗之母为富川瑶族歌王，已过世。

(21)《岑氏宗谱》，藏富川城北镇凤溪村陈永楣先生处。

(22)富川政协民族文史工作委员会：《富川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991?年，第24-26页。

(23)李晓明：《南方山地民族“草标”的文化人类学阐释》，《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6）。

(24)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6-498页。

(25)蒲朝军，过竹：《中国瑶族风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1-282页。

(26)谭声荣：《可爱的富川》，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4-105页。

(27)【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嘉庆）卷二七八，列传二十三，诸蛮一，“瑶”条。

(28)【清】严如煜：《苗防备览·风俗下》（卷九），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刻本。

(2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羁縻州），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9页。

(30)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98页。

(31)【元】脱脱，等：《钦定宋史》（第100册，卷493·列传卷252·蛮夷一·西南溪洞诸蛮上），乾隆四年（1739年）校刊本。

(32)广西统计局：《古今广西旅桂人名鉴》，1934年，第31页。

(33)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8页。

(34)【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志蛮·羁縻州峒），广西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48页。

(35)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4页。(www.daowen.com)

(36)【清】张廷玉等：《明史》（第26册）（卷三百十·土司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981页。

(37)【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鼎文版，卷1395）（广西总部总论一·广西瑶壮），第12758页。

(38)【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嘉庆）卷五十九，《土司一》第15-20页和《土司二》第1-7页。

(39)李宗仁：《广西之建设》，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年印行，第114页。

(40)亢真化：《黄旭初先生之广西建设论》，建设书店，1938年，第101页。

(41)孙九霞：《试论族群与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8（2）。

(42)马戎：《试论“族群”意识》，《西北民族研究》，2003（3）。

(43)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6）。

(44)杨文烔：《传统与现代性的殊相——人类学视阈下的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45)李继利：《族群认同及其研究现状》，《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6)盘承和：《祖公榜文钉书抄白》，见《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2-663页。

(47)黄钰：《评皇券牒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48)摘自本人2007年11月田野调查时发现的《评皇卷牒》。原件存于贺州鹅塘镇明梅村盘木转家，本件由盘木转的祖父盘道陞，号宪荣，依古原本誊抄于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十四日。

(49)《过山榜》编辑组：《瑶族〈过山榜〉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51)王希恩：《民族认同发生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5（5）。

(52)孙秋云：《湘南桂北地区当代瑶族人家宗教信仰的变迁》，《贵州民族研究》，1993（3）。

(53)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哲学研究》，2003（7）。

(54)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55)【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全十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69页。

(56)【明】戴璟撰：《广东通志初稿》（卷三十五），嘉靖十四年（1535年版），第21页。

(57)【清】李来章：《八排风土记》，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97页。

(58)【清】陆次云：《峒溪纤志》，见《龙威秘书》（第七集第四册第二卷），第20页。

(59)【明】田汝成：《炎徼纪闻·蛮夷》（卷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1页。

(60)【明】正德：《琼台志》（卷六·山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6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蛮俗门·木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62)【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第119页。

(63)《明实录》（卷九六·附录·明太祖宝训）（卷六·怀远人），第28页。

(64)骆小所：《汉语言专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65)李庆宗：《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与文化模式的选择》，《理论学刊》，2000（3）。

(66)富川政协民族文史工作委员会：《富川文史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1991年?11月，第46页。

(67)姚舜安：《广西民族大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3页。

(69)周竞红，王戈柳：《我国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华文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70)吕世荣，肖永成，刘象彬：《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页。

(71)王恩涌，赵荣，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

(72)何琼：《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73)李德志：《当代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74)龙应台：《文化是什么》（上篇），《中国青年报》，2005-10-19。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76)李晓明：《南方山地民族“草标”的文化人类学阐释》，《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