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元认同”的族群意识

“族群”（ethnic group）概念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概念。该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被国内民族学界引入并引起广泛讨论和使用。英文ethnic group一词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共同体。国内学者在对族群的研究实践和讨论中结合中国的实际对这一概念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孙九霞认为，族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是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⁴¹⁾由于族群定义的核心基本上倾向于文化（包括主观心理）要素，因此，我们可以把富川的瑶族及其内部各支系作为一个族群来看待。

每一个族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族群共生和繁衍的历史，并且都离不开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族群认同。族群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一个族群内部成员对本族群所具有的认同的消亡，意味着该族群的独立性及其独特的文化价值的消亡。“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族群’的认同和对于其他族群的认异，就是族群意识的核心内容。”⁽⁴²⁾族群认同是族群意识的基本构成，指的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情感依附。人们都在一定的族群共同体内生活，从出生时起就不断受到自己族群文化的熏染，形成自己族群所制约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当人们未与外族直接或间接接触时，不可能形成他们所在族群与外族不同的判断，也不会有归属那一族群和随之产生的感情依附方面的感受。只要与外族接触，“非我族类”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等印象就会立刻产生。这时，他们对自己族群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也便油然而生。⁽⁴³⁾族群意识作为族群文化的深层积淀，是文化现象、心理认同和社会组织结构等诸多层面的内在统摄。它成为对内维持族群认同，增强凝聚力和对外区分我群与他群之边界的心灵尺度。⁽⁴⁴⁾族群认同也是以文化为主的“我群”与“他群”的认同意识，它涉及个体对人、事、物的看法，更涉及个体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类属关系、态度与信念的看法，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行为的动态过程。⁽⁴⁵⁾任何族群的存在都离不开文化。族群认同强化着文化的差异并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人们一出生就决定了的身份和体质特征是族群最基本的认同要素。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也是族群认同的基础性要素，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表征族群性的符号。族群认同不仅是族群成员对族群文化的接纳，而且是他们主观心理归属感的反映。由此观之，富川瑶族的族群认同具有多元的特征。

一是族源认同。从富川瑶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看，用汉文书写并在瑶族中广泛流传的《千家峒流水记》《过山榜》《评皇券牒》《盘王歌》等重要典籍中，用大量篇幅详细记叙了瑶族的族源，把始祖盘王的传说建构为一种集体记忆。盘王与公主所生下的六男六女，分十二姓，被称为王瑶子孙，即盘、沈、黄、李、邓、周、赵、胡、郑、冯、雷、蒋等十二姓瑶人的祖先。根据田野调查，富川瑶族同胞都说其先祖是从“千家峒”逃出来后，几经迁移才来到富川定居的。富川瑶族村寨都流传着有关“千家峒”出走经过的记述与口碑传说。传说很古以前，瑶族先民集中居住在千家峒。那里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瀑布高悬，只有一个石洞通往外界。峒内田地开阔，美丽富饶。有一条由无数山泉汇成的河，流贯峒中，滋润着两岸的田园。一千户瑶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自由而富裕的生活。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7年），官府派一位姓黄的粮官进峒收粮。好客的千家峒瑶民按照自己的习俗盛情款待粮官，每户留住一日，等到千户瑶民轮过一遍，不觉已近三年。官府不见粮官回府，误以为被千家峒瑶民杀害。于大德八年（1305年）派兵进剿千家峒，瑶民被迫逃离千家峒。逃离千家峒的历史事件，不论其有多少真实性，都成了富川瑶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他们构建族源认同的重要表现。出于对祖先发祥地的怀念和依恋，“千家峒”也便成了瑶族人民心目中的圣地，具有凝聚民族群体的感召力。

二是生产生活方式认同。富川瑶族《祖公榜文》记载：“瑶田在山上，尽力开种。不种不耕民田，望青山斫杓，刀耕火种，作田养活。”⁽⁴⁶⁾其实，不同瑶族支系所珍藏的多种版本的珍贵文献《评皇券牒》都强调：“天下一切山场田地，付与王瑶子孙耕管为业，营身活命，蠲免国税夫役，不许需索侵害。良瑶永管山场，刀耕火种。”“王瑶子孙，刀耕火种粟麦，活命安生。人种山穷，出山另择山场。途中逢人不许作揖，过渡不用银钱，见官不下跪，耕山不纳税。如有采取不具，所属乡民水源，离田三尺三锹，戽水不上之地，皆是王瑶子孙耕管为业。”“王瑶子孙，居住山林，搬移家眷，刀耕火种营身活命。”⁽⁴⁷⁾“耕种山岭河源水口，不拘大小之山，平水流下，任从瑶人耕种。民人不娶瑶人为妻，瑶人不种军田。”“今耕山田源处，三锹以上之地，离田三尺，离水三十，付水平上，乃王瑶子孙耕管。三锹以下之地，乃农民耕种，送纳王租。三锹以上，养生送死，一依三千条罪律，令各入山名居处，刀耕火种，山田坑处，并与蠲免国税夫役。……出世子孙十二姓，永远管山，刀耕火种山田，荣（营）生活命。”⁽⁴⁸⁾以上民间文献说明，瑶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宽田大洞，民家所管，山场任从王瑶子孙耕业营生活命。”⁽⁴⁹⁾瑶族长期居山游耕，认为在大山中生活就得靠山吃山。从小就由老人传授在山中生活的各种地方性知识，了解和熟悉山中各种动植物的习性，学习各种砍山耕种的技术和防范与应对山中各种危险的技巧，构成一种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尽管瑶族各支系之间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的山居观念和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完全相同。因此，各瑶族支系之间及其支系内部各成员之间对居山游耕生活的相互理解和借鉴，构成瑶族文化认同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和表征。

三是语言与身份认同。富川是一个多种方言土语流通的地区。无论瑶族还是汉族各族群的成年人都会讲好几种语言，但在不同的场合，语言的使用依然可以作为一种身份的边界，构成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瑶族主要讲属苗瑶语族瑶语支盘瑶支系的瑶话，自称“勉语”，主要流行于高宅、石林、泗源、洋溪、涝溪、大湾等过山瑶聚居区。富川的过山瑶在家庭和村庄内部的日常交流都讲瑶话，但到集镇赶圩或与外面进山来的客人交流大都使用富阳话（富川境内通行的一种土话）或桂柳话（西南官话）。富川的平地瑶因长期与汉族杂居，其瑶话已经基本上消失，在家庭和村寨内部大都使用七都话、八都话或九都话（“都话”属汉语平话方言），到集镇赶圩或与外来客人交流也大都使用富阳话或桂柳话。在家庭和村庄内部，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使用本族群语言交流，这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维护本族群文化身份的共同行动。瑶族儿童从小就学习和使用本族群语言。在家庭内部交流与对话中非本族群的语言是被反对使用的。如果小孩子在本族群老年人面前使用其他族群的语言，会被看成是对长辈的不尊重。在家庭内部讲本族群的语言既可以维持浓厚的族群文化氛围，也是对长辈的一种礼貌。因而，家庭是族群身份构建的最初场所，也是族群身份维持的重要场所。从其他民族或族群嫁过来的媳妇，也会要求学习该族群内部使用的语言，并担负传承该语言的义务，否则会被村寨里的人看不起，而且也会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富川的一些村寨形成了“语言岛”的现象，即一个村寨所讲的这种语言，在周围的村寨里都不讲，周围的村寨讲的是其他的语言。不同村寨的过山瑶在圩镇相遇，一般会用瑶话打招呼和交流。这些瑶话使用现象表明，语言在标示族群边界和族群身份认同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四是地域认同。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⁵⁰⁾不同族群所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的选择，从而也就构成了各族群文化传统的差异、思维观念的不同和地域认同的形成。“地域认同的强烈，有时甚至是与民族认同难分轩轾的，这在地域差距明显的较大民族那里尤其如此。”⁽⁵¹⁾富川过山瑶村寨主要分布在山区，那里常常是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势极不平坦。他们依据所垦山场面积的多寡和方便程度，以几户、十几户人家组成一个村寨。户与户、寨与寨之间距离较远，而且单家独户的居民也有很多，与外界联系少，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简陋的房屋一般建在山坡上，多以泥墙、石墙或木结构为主，仅能挡风避雨。极不稳定的游耕经济，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封闭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很强的地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山里人”与平地人是不一样的，瑶人与“民人”更不同类。山里人无须防范山里人，对山里人有认同感和亲切感，但对山外来的人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感和怀疑感，不太愿意与山外的人亲近。

五是宗教信仰认同。宗教信仰是一种古老社会意识形态的积淀。“宗教必须是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道德规范、统一的宗教礼仪、严密的教团组织以及共同的宗教行为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完整体系。”⁽⁵²⁾然而，在富川瑶族民间信仰习俗中却体现为没有完整思想体系的神灵崇拜和多神崇拜。宗教信仰的相同必然导致人们共同参与同一宗教仪式和相关活动，这就有利于让人们结成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共同体，成为标示其族群特性的重要表征。(www.daowen.com)

在南岭走廊的瑶族中，始祖崇拜是各支系共同的信仰，也是维系瑶族内部民族感情和构建族群认同的重要纽带。富川的过山瑶和平地瑶都信奉始祖盘王。祭祀盘王是瑶族最具民族特色的原始信仰活动，也称过盘王节或还盘王愿。还大愿一般由头人发起，大家自捐经费，组织全族或全村寨的人参加，载歌载舞，杀牲摆酒，请本民族师公道公多人主持。仪式中必须挑选2～3对未婚青年男女，穿花衣，带花帽，充当“唱歌仔”，代表盘王子孙。他们在师公道公或歌师、歌娘的带领下演唱盘王歌、信歌和爱情歌，并协助师公道公跳神。祭品主要是猪头、猪肉、鸡、米酒、糯米、茶油、黄豆、香纸、蜡烛等。还小愿仪式简单，只请师公一人作一个晚上的法事，用山老鼠、鱼、鸡和糍粑作祭品供奉盘王。

还盘王愿是瑶族人民最庄严的集体活动，祭礼仪式非常隆重，也是一种以祭祀盘瓠始祖为目的的集体娱神娱人活动。祭祀时停止一切生产活动，主祭的村寨或家庭要杀猪杀鸡，男女老少盛装打扮，远近亲朋前来参加并祝贺。主人家要设筵待客，有素不相识的人到来，也要尽情款待。在祭祀过程中，伴随着众人的歌舞。共同的民间祭祀活动，不断强化着村寨内部的瑶族“自我”和外界“他者”对还盘王愿作为瑶族族群标示的认同感。瑶族人民通过祭祀盘王仪式和在仪式过程中的交往，保持了对民族祖先的怀念，也维系着对民族群体的依恋。瑶族“盘王节”借用原始宗教仪式，凭借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塑造民族价值观，统一本族人民的思想，规范民族成员的行为，传承民族文化，强化民族特征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感情，起着塑造民族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

六是“他者”的认同。“他者”（the otherness）问题已成为多学科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到了“自我”与“他者”互动的复杂关系。自我和他者都只能在变化着的关系（对话、交往、混合）中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⁵³⁾“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他者’——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⁵⁴⁾族群认同发生的前提在于族群之间的交往，通过与“他者”的交往而形成“自我”的定义，从而确立自己的群体归属。

对富川瑶族而言，“他者”是指瑶族以外的其他族群，主要包括居住在瑶族附近的汉、壮等其他民族和族群。由于历史上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其历史的文献又都是由汉族族群用汉文书写的，对瑶族有许多的误解，所以关于瑶族的历史文献记载大都带有歧视性。其实，在与瑶族接触交往极少的情况下，对瑶族生产生活与风俗习性不了解，对瑶族的描绘无疑会带有大量的主观臆测成分。在历代关于瑶族的文献记载中，封建士大夫和文人站在强势族群和汉（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对瑶族的生产生活与风俗习惯采取猎奇的眼光进行描述。例如：“衣斑布褐，采竹木为屋，绳枢荜窦，覆以青草。种植外，猎山兽续食。负戴者悉著背上，绳系于额，履险如飞。”⁽⁵⁵⁾“猜忍轻死，又能忍饥行。”⁽⁵⁶⁾“其人耐寒暑，善走险，精药弩，惯捕猎。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蹠，虽践枳棘巉石，终不能伤。令儿童著长齿屐，旋转石碛上，日十数回登山，俾其习惯陟岭，健如猿猱，民莫能及。”⁽⁵⁷⁾“瑶僚睡无床褥，冬夜以三叉木支阔板，燃火炙背，板焦则易，名曰骨浪。”⁽⁵⁸⁾“惟多酿酒，时时沉醉为乐耳。”⁽⁵⁹⁾“病不服药，惟用鸡卜，宰猪羊牛马救病，鸣土鼓祀神。”⁽⁶⁰⁾“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⁶¹⁾“祖宗有仇，子孙九世犹兴杀伐，但以强弱为起灭，谓之打冤。⁽⁶²⁾“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⁶³⁾，等等。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瑶族描绘成“落后、野蛮、反复无常”的族群。为了证明瑶族的野蛮落后，对瑶族的习性进行了夸大、扭曲和贬低性的“形象模塑”。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操纵“话语权”建构了一个歧视少数人族群的合理“制度”，并让人们认可和接受这种制度。史料中记载瑶族的众多内容是用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观去选取的，自然得出瑶族的文化习俗是“落后、野蛮、奇怪”的结论，导致“他者”认同的瑶族与事实上的瑶族存在着巨大差距。“他者”留下的文献资料，集中反映了对瑶族传统文化的误解。这些文献记述成为禁锢人们客观认识和评价瑶族文化以及瑶族自我评价其文化的重大障碍。瑶族在历代文献文本中没有话语权，更缺乏对自己文化的阐释权。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对瑶族的刻板印象使瑶族传统文化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这种官方的与民间的“他者”所共同构建的对瑶族的“认同”，建立在以封建统治阶级文化价值观念为规范的基础之上，以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语言、传统、风俗以及意识形态为标准来看待和评判瑶族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凭借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有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对弱势族群的文化予以贬损，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带有文化优越感的“文化歧视”。由于“他者”长期把瑶族贴上带有深刻偏见的落后“标签”，瑶族群众自己似乎也已经习惯于接受“文化落后”的“现实”。由传统所形成的制度性歧视与文化性歧视深深根植于“他者”与瑶族自我的脑海，不仅周边族群贬低瑶族，瑶族自己基于生存与利益的考虑也大体上“认同”这些“污名”，并把本族群及其文化定位于从属、落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