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均衡和谐”的环境观

聚居在崇山峻岭、丘陵峰峦和密林沟壑间的瑶族人民，阻隔重重，交通十分不便，生产力发展缓慢，因而对生活环境的依赖性很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无时无刻不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确存在着某种超乎于人力之外的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时刻显示着它的作用和威力，制约着人们的日常活动。久而久之，在他们的观念中就对周围的动物、植物、山水、火、土地等形成了强烈的敬畏和崇拜之感。也由于他们的生产生活必须依赖大自然，他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对于个人、村落乃至群体的生息繁衍起着巨大的作用。它既能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人们提供食物、水等生活必需品，又对人们的生存起着巨大的制约和阻碍作用。“人与自然处于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⁷⁾在他们群体创作和世代传承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中，我们可以发现，瑶族先民眼中的人与自然是同母同源并被看成平等的有灵魂的生命形式。既然人与自然有着同源同宗、共同血缘关系的纽带，那么人类与自然是完全平等的。人类不能任意去伤害自然，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的无情惩罚。这种认识和思想是瑶族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生动体现，是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生产生活实践中理解和认识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结晶。因此，他们在与自然生态系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均衡和谐的生态环境观。瑶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这些丰富而有益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念，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乡规民约中。如瑶族古歌《人类的起源》认为，人和动物是“兄弟”，在同一个天地之中生存，后来人类靠自己的智慧从动物中区分出来。这些神话，看到了人与动物、植物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直接联系。对动植物充满畏惧、好奇之心，因而尊重和保护动植物，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

瑶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山居瑶族人民的生活资料主要靠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他们的生存和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瑶族人民迁移到一个山头，周围的自然资源便被迅速消耗，日趋枯竭。于是，从大自然所能获取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减少与人口增长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生存，瑶族人民对不同的生态环境必然要作出不同的选择。过山瑶“食过一山，又徙一山”的独特“游耕”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而理性地选择的一种生产方式。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体现了瑶族人民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他们懂得，要世世代代在南岭山区生息繁衍，就不能对自然资源过度地索取，不能破坏本民族赖以生存的山区生态平衡。带有“游耕”性质的“轮耕”，是南岭瑶族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瑶族人民迁移至一山，便选择可垦的山坡砍山烧荒，开垦出耕地，种植玉米、红薯、山芋和蔬菜等农作物。耕作两三年后，因水土流失，地力下降，产量低下，便“种树还山”而弃耕，另找地方砍山耕种，种植两三年又开始种树，等树苗长起来后再丢荒，如此循环耕作，以恢复地力和森林。这种“轮耕”的耕作方式，主要是在居住地周围近处山岭进行。“调耕”是瑶族的另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在远离居住地的深山里，砍树伐木开垦出一大片耕地，搭建简易的茅屋以供耕作季节临时性住宿。一年当中，只在烧荒锄地、播种、中耕除草、收获等几个生产季节在简易的茅屋里住上几天，收获完毕即将粮食挑回居住地。瑶族把这种耕作方式称为“调耕”。

瑶族的“轮耕”“调耕”都带有“游耕”的性质，但不迁徙。这说明，定居后的瑶族人民也还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游耕”的生产方式。事实上，直到今天，在南岭走廊地区的许多山区还依然存在着的这种“轮耕”“调耕”方式，是瑶族人民在山居的生态环境中以求青山永续利用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为了谋取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又保持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均衡的重要生产方式。“如果不是依靠游耕频繁开垦新的山坡地和向未经开发、自然资源丰富的山区迁移，死守一地，必然山空，日益陷于贫困。”⁽⁸⁾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必备前提和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⁹⁾人们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在生产力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他们的生产生活无不受到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制约。自然资源可分为再生性资源（如森林竹木、野生动植物资源等），可循环利用性资源（如水资源等）和非再生性资源（如矿产资源等）。瑶族人民谋求生存所依赖的主要是森林竹木、野生动植物和水资源。在再生性自然资源中，有些资源自然繁殖成活率低，有的再生周期长。瑶族人民为了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形成了许多山规禁约。如在野生动物繁殖期和植物生长期，禁猎，或猎公不猎母；在砍山耕种时，保留粗壮的母树；在采集野生植物时，也有意识地保留粗壮植株作为种苗。

在南岭瑶山，瑶族人民在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形成了诸多的禁忌风俗。从每年三月开始，瑶族人民对青山与溪流实行多种封禁。因为春天和夏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山中各种动物生育繁殖的季节。瑶族人民会在进山路口的大树上挂上“草标”，表示封山，禁止上山砍树、烧荒、打猎、捕鸟、放牧、割草等；也禁止在溪河捕鱼、捞虾，以保证鱼虾的繁殖和生长。

南岭瑶山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生产力水平低下，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十分艰苦，形成了对于自然力、生产对象的强烈依赖关系，并由此而产生出对自然的敬畏，从而在瑶族人民心目中形成支配着人们生产和生存的各种超自然力的神化观念，即强烈的自然崇拜。因此，瑶族人民处处小心，避免对自然的破坏，以免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瑶族人民在把自然神化为神，又把神还原为自然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理解中，引申出了人对自然的感激与责任。神山、神树、神水、神石、神土，把人对自然的责任神化而使它具有了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举行各种生产生活仪式来传承这样一种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www.daowen.com)

在富川瑶族聚居区的青山绿水间，随处可见式样别致的木楼，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建筑观念的深度表述。这种传统的干栏式瑶族民居，依山傍水而建，运用吊脚式建筑设计，可以在不需要大面积改变地形地貌的情况下，建起宽敞、明亮且通风舒适的民居。这种木楼建筑冬暖夏凉、视野开阔。既照顾到了人类居住的需要，又考虑到了如何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和谐的问题，二者互融互通，浑然一体。

富川平地瑶的许多村寨，其选址一般都是依山傍水。被称为“后龙山”的村寨后山，常常是古木参天，青藤缠绕。村寨周边的树木是永远不准砍伐的“风水林”。据笔者访谈的瑶族老人们说，村寨里自古就有规矩，任何人不得砍伐“后龙山”的树木。每年“后龙山”对全村开放一日，让村民捡拾枯枝枯木。每一个家庭只准派一个人参加，不准带柴刀，只能用绳子将捡拾的枯枝捆好搬回家。经过数百年的长期保护，村寨的“后龙山”即使是石山，也长满了绿树青藤。还有许多村寨，如福溪村、凤溪村、大莲塘村、东水村、秀山村、秀水村等，他们用人工修筑的渠道将山溪水或地下水引入村寨，然后分流到各家各户门前。水渠中游鱼成群，但不准用渔具捕捞。村寨里一年四季流水潺潺，既方便了妇女们洗涤衣物，又是村寨里消防用水的重要保障。

瑶族人民历来就有保护村寨自然环境的良好习惯。他们把对树木、山场、水源等的保护与村寨环境的保护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对一草一木的破坏就是对村寨风水的破坏。一旦对村寨风水构成破坏，将会给全村带来灾难。他们一般还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故事，说是破坏村寨风水的人都会遭到报应。例如，我们只要走进富川福溪瑶寨，随处可见立于寨中央的千姿百态、大小不一的岩石，当地瑶族同胞称之为“生根石”。这些岩石原本就生长在寨子里。寨中先辈在建村立寨的时候，没有破坏这些天然的石头。在长长的石板路的两旁，在民居的庭院里，在屋脚或墙缝里，甚至在房间的床边墙角，都保留着高矮不一，大小不等，奇形怪状的天然岩石，人们都不会去损坏它。在被称为“瑶山第一神庙”——百柱庙的殿堂中间，也能看到有几块凸出地面很高的石头，其中有一根立柱就安放在天然的石头上。露出地面的这些“生根石”分布在村寨的各个角落。即使石头长在路中间，道路也只能是绕石而修。瑶族人民对“生根石”的崇敬，体现出一种崇尚自然、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和谐精神。

南岭瑶山的瑶族人民还特别注重通过制订村规寨约来保护村寨的生态环境。这比一般的民间禁忌更为规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更具体而有效。这种规范有的通过碑刻、乡约、族规、寨规等见诸文字并流传后世；有的则融入人生礼俗、岁时节庆、仪式禁忌等群众性民间习俗活动之中，通过口口相传、耳濡目染而广泛流传，从而成为道德约束，并逐步积淀为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信念、伦理与公德观念，进而整合与活化为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规与处罚手段，表现为对其社会成员的压力机制与约束机制。

总之，富川瑶山各村寨几乎都有春夏季节封山、封滩、禁伐、禁渔、禁牧，以便育林、休渔、护草的习俗。这些都是瑶族人民关于人与自然均衡和谐关系的思想意识的具体反映，也是瑶族人民生存智慧的结晶，在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中起到了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