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关说明

（一）概念体系

本书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有一部分在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有必要在此加以特别说明。

1.文化

“文化”一词，英文和法文都叫做Culture，德文作Kultur，它的词义源自拉丁文Colere，本义是指耕作和植物培育，后引申到精神领域，有化育人类心灵、智慧、情操、风尚等意。日本学者在译介此词时，借用了古代汉语中表示“文治教化”的“文化”一词作译。引入中国后，成为现代汉语中表示新文化概念的一个外来词并被广泛使用。“文化”是一个广受争议的概念，不同的学科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据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鲁克亨在1951年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罗列了从1871到1951年80年间各国学者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并认为这些定义可分为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等六大类。此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提法，文化定义目前多达数百种。对“文化”的众说纷纭，正好说明了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文化认识的不断拓展、深化和重视。

总的看来，若从其外延划分，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广义文化说、狭义文化说以及文化多义兼容说三种。若从其内涵划分，则因为各论者对文化属性的把握不同而有各种不同说法。198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简明社会学词典》，1986年版《辞海》，1987年版《简明文化知识辞典》《中国文化辞典》等，都把“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文化的界定。这种广义的文化定义有其明显的缺陷，即从人的活动结果看待文化，忽视了实现结果的手段，即人的活动方式，见物不见人，不能从文化发展的主客体统一中揭示文化的本质，也容易流于对文化作静态的分析，而看不到文化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过程。狭义文化论者认为广义文化论的涵盖面过宽，以至于包括了全部社会生活，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历史无别，因而失去了文化本身的特点，主张把文化涵盖对象限定在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方面。但这种狭义文化概念同样是从人的活动结果看待文化，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型概念犯有同样的毛病。而且，狭义文化概念是以区别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为前提的，在现实生活中，任何精神活动与精神现象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把物质因素完全排除在文化概念之外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文化定义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⁴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当然，也包括物质和精神产品本身。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物质生产实践是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出发，揭示了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从而为正确把握文化概念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理解方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实践对文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文化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对物质生产实践和人类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包括积极的与消极的作用。先进的文化能够促进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落后的文化则会阻碍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发生倒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和近年来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新农村文化建设战略部署所涵盖的相关内容，本书采用的是中义的文化概念，即本书所表述的“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2.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指与乡村区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适应当地群众需要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法律意识、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信仰风俗、文娱活动的统称。它在乡村这一特定地域内形成、发展和传播，有别于城市的文化。其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乡村文化有两层含义：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它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小文化”，如农村文化生活、文化设施之类；从广义上来说，它包括农村的习俗、制度、信仰等，其核心是价值观念。本书拟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理解乡村文化。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如果没有新的伦理价值系统的规范和引导，将可能会变成纯粹的物质利益冲动。

3.和谐文化

和谐文化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多种存在方式。和谐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是崇尚和谐理念，体现和谐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和谐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建设和谐文化，是我们党从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筑牢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有效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和谐文化建设对解决瑶族乡村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推动瑶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4.农村和乡村

人们习惯上把城镇以外的地区统称为“农村”，而且常常把农村与乡村混用在一起。其实，“农村”是一个经济性概念，是与“农业”这一职业性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又不等于“农业”的概念。农村实际上只是乡村的一种类型。农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域，从事牧业、渔业和林业等生产方式的地域就不应划入以“农”为主的村落类型。近年来，国家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各种文件中使用的“农村”概念主要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基础上与城市相区别的简化式地域性概念，把“农林牧副渔”五大生产方式归并为“大农业”。因此，本书在指城市和集镇以外的地域范围时使用“乡村”这一概念来表述，以免产生误解。

“乡村”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表征的是社区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个特定地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⁴²⁾。所谓少数民族乡村是指按照一定的地域范围、语言和风俗习惯、共同心理基础和生产方式等组织起来的族群性文化共同体。在这一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地缘性、血缘性、文化性共同体关系。自然环境和地域交通通讯条件等对他们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产生着直接的制约作用。

（二）研究框架

全文除导论和基本结论外，正文共分为四章来表述。

导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缘由、理论基础、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样本和文献、相关概念和有关说明等情况。

第一章主要概述南岭走廊瑶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揭示瑶族乡村传统文化中的内在和谐因素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这是瑶族乡村和谐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

第二章回顾近代以来各重要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力量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理论、实践经验和教训，分析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和近百年来民族乡村传统文化急剧流失的深层原因；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瑶族乡村民众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双重消解、日常伦理的异化与乡村生活意义的解构，以及文化畸变、文化冲突和瑶族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两难困境等现实问题和挑战，并深入解析了其成因。

第三章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国家大力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时代条件，探讨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觉、从文化依附到文化自主、从文化固守到文化扬弃、从文化封闭到文化开放、从文化冲突到文化和谐的基本发展趋势、变化性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瑶族乡村和谐文化在维护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秩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与构建民族和谐关系中的综合功能进行了讨论。这为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提供了依据。

第四章探讨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瑶族乡村和谐文化建设，重点在于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突出开放性。这也是瑶族乡村和谐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探讨了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瑶族乡村和谐文化建设应采取的基本策略和具体对策建议。这三个层面虽各有侧重，但又相互渗透，辩证统一。

（三）研究局限

笔者深知，本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一是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因所居住地区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民族支系的不同，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对国家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同，也构成各地区民族传统乡村文化的生态差异。仅仅以一个地区的瑶族乡村文化现状，显然不能完全代表全国所有瑶族乡村和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状况。所以，本书在对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具体政策考量上尽量不受制于样本地区乡村的个别情况，而是借助样本地区这一表述对象，参考其他学者在不同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成果来探讨国家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对民族乡村文化变迁的影响。二是笔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大量数据并没有充分运用于本书的写作，在事实描述过程中，定量研究略显不足。三是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等方方面面。因此，笔者所提出的具体对策也只能是针对样本地区或相似地区目前乡村文化发展中存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对策的普遍性必然会受到限制。四是本书尚缺乏与国外相关国家开展的少数族群文化建设作比较性研究，尤其缺乏对晏阳初主持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及其学员们在第三世界国家所进行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的考察与反思。这是本课题研究今后有必要继续深化的重要方面。

正如司马义·艾买提所说的那样：“瑶山是一个有着丰富资源的研究园地。”⁽⁴³⁾南岭走廊瑶族乡村多姿多彩的独特文化事象具有迷人的魅力。瑶族文化本身也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瑶族乡村传统文化的变化和发展是必然的，不用怀疑的。在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还会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本课题的研究还有待于继续长期深入南岭走廊瑶族聚居区参与观察，密切关注瑶族乡村文化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开展诸如瑶族乡村政治文化、伦理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文化互动与认同、族群和谐关系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不断拓展南岭走廊瑶族乡村文化研究的领域和深度，这也是本人的心愿。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8页。

(9)《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7页。

(10)《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5页。(www.daowen.com)

(11)《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14-31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709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131782.htm。

(18)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9)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2页。

(2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2页。

(2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23)李德洙：《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求是》，2007（1）。

(24)赵鹏程，徐琴：《保护、创新与发展——试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05（6）。

(25)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2005年11月7日）。

(27)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编写组：《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8年；《富川县志》清光绪十六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5月版；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http：//www.gxfc.gov.cn/等材料中的相关内容整理。

(28)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下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528页。

(2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30)【清】顾国诰：《富川县志》（清光绪十六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第136-137页。

(31)【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嘉庆本）卷二百七十八，《列传》二十三《诸蛮·一》，第48页。

(32)江永县政协文史委：《江永文史资料》（第2辑江永瑶族史），内部资料，1991年，第11页。

(33)《嘉福公杂记》，藏于富川城北镇风溪村陈永楣先生处。经查陈氏族谱，嘉福生于清同治甲戌年十一月三十日酉时，役于民国。

(34)赵尔巽：《清史稿》（卷120·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98年，第3501页。

(35)【清】张廷玉：《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第1册），清光绪上海图书集成排印，第5-6页。

(36)【清】顾国诰等：《富川县志（清光绪十六年刊本）》，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第136页。

(37)盘承和：《富川境内瑶族源流初探》，见广西瑶学会编：《瑶学研究》（第二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6-38页。

(38)《瑶族源流歌》，藏于富川城北镇凤溪村陈永楣先生处。

(39)富川瑶族自治县志编委会：《富川瑶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453页。

(40)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编写组：《富川瑶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64页。

(42)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5页。

(43)司马义·艾买提：《瑶族通史·序一》，见奉恒高：《瑶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