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党项民族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北迁后逐渐接受了佛教，尤其在建立政权后，在皇室的大力倡导和推崇下，佛教确立其主流地位。传世史籍虽偶有记载，但支离破碎，难窥其详，直到20世纪初以来，随着黑水城、灵武、敦煌、武威等地西夏文献的相继发现，西夏佛教的真如才逐步展露于世。尤其是黑水城文献，数量居多，内容丰富，堪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相比肩，被誉为中国近代新材料的第五大发现。[1]这些西夏文献中，佛教内容占绝大多数，是西夏佛教研究之头等重要资料，百年来一直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兴趣，研究者众多，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对西夏文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刊布、甄别、释读，成为西夏佛教研究的第一要务。
1804年，西北史地学家张澍于武威清应寺打开已砌封多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该碑以西夏文、汉文合璧镌刻，记录了西夏崇宗时期的一次重要法事活动，为西夏佛教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第一手资料。[2]19世纪末，法国学者毛利瑟（G.Morisse）等开始对北京居庸关过街塔中的六体石刻进行研究，指出其中之一即为西夏文，内容为佛经陀罗尼。[3]然而，对西夏佛教文献的大规模研究，则肇始于20世纪初，是伴随着黑水城西夏佛教文献的发现而勃兴的。[4]1917年，宁夏灵武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文佛经，大部分入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5]
黑水城、灵武西夏文献发现不久，国内学者罗福成、陈寅恪、邓隆等即置身于对这些文献的研究，都有各自的贡献，集大成之作则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即王静如撰《西夏研究》三辑的出版。[6]这一巨著为西夏佛教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赏，并获得法国茹莲奖。同一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三号作为“西夏文专号”出版，掀起西夏研究的一次高潮。周叔迦对北京图书馆所藏100卷西夏文佛经的经名、形制、款识、特点等进行研究，纂为目录，[7]并进行研究。[8]这些先期学术成果，或诠释文献，或考证史事，筚路蓝缕，收获粲然，虽数量未丰，但很重要，对推动西夏佛教的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日本等国相继恢复了西夏研究，发表了多部著作。主要有戈尔芭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щй）和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合编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西夏文已考订写本及刊本目录》（Тангутскиерукописииксилографы.Список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ныхиорпеделенныхтангутскихрусописейи ксилографовколлелцииИнститутанародовАзииАНСССР）》（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克恰诺夫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西夏佛教文献目录（Каталог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памятниковИнститу-та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ойАкадемииНаук）》（京都：京都大学，1999年。附有西田龙雄之前言，由荒川慎太郎编辑出版）、格林斯坦德（E.Grinstead）编《西夏文大藏经（The Tangut Tripitaka）》（9卷，新德里，1973年）[9]、西田龙雄著《西夏语の研究》（上下，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64～1966年）和《西夏文华严经》（1～3卷，京都：京都大学，1975～1977年）等。
自7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夏学的蓬勃发展，国内西夏佛教研究也结出累累硕果。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58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93年重印）相继出版。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西夏佛教研究投入了巨大精力，发表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比较重要的有：
西田龙雄：《西夏语佛典について》，《续シルクロードと佛教文化》，东京：东洋哲学研究所，1980年，第211～248页；
西田龙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日本创价学会，2005年；
松泽博：《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断片考》，《龙谷史坛》第68～69号合刊，1974年，第163～173页；
松泽博：《仁宗校订期に于ける西藏经典题目を有したる西夏经典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东洋史苑》第9号，1975年，第9～18页；
松泽博：《西夏语译经史研究——西夏语文献（“盗闻”）よりみた李元昊の译经事业について——》，《佛教史学研究》第19卷2号，1977年，第71～120页；
松泽博：《西夏·仁宗の译经について——甘肃省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经为中心として——》，《东洋史苑》第26～27号，1986年，第1～31页；
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语佛典について》（1～2），《东洋史苑》第36号，1990年，第1～98页；《龙谷史坛》第103～104号，1994年，第152～80页；
小高裕次：《西夏语·汉语对照研究——〈大方广佛华严经〉における〈あらゆる〉を意味する语汇について——》，《ニグバ》第28号，1999年，第78～87页。
近期，高桥まり代又出版了研究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和《华严经》的二部著作，[10]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考证缜密，是日本学者奉献给西夏学界的新馔，值得重视。
当历史推进到21世纪时，中、俄、英、法等国所藏西夏佛教文献的相继刊布，以及大量西夏新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出土与公布，加上电子文本《大藏经》的广泛使用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这些都为西夏文佛经残片的整理与比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使西夏佛教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态势，成绩可观。今就新世纪初十年国内（包括台湾、香港）西夏佛教研究略作述论，意在总结成绩，冀以引起学界关注，同时提出个人的一孔之见，探寻今后之发展方向。
二、西夏佛教文献研究
西夏时期，佛教盛行，在统治者及民众的大力推崇和支持下，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籍。黑水城等地出土的西夏文佛教文献，内容丰富，是西夏语言、历史、文化，尤其是佛教史研究的基础，故而长期以来，一直是西夏学研究的重点，成果显著。首先表现在西夏佛经残片的甄别、确认、考释与研究工作，得到了长足进展，为西夏佛教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西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与考定是西夏佛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西夏佛教研究的翘楚史金波先生对庋藏于英国的西夏文、汉文佛教文献、佛画等进行了全面梳理，[11]使学界对英藏西夏佛教文献有了整体性认识。三年之后，《西夏学》第3辑发表了三篇对中国所藏西夏佛教文献进行系统编目并研究之作。其一为《〈中国藏西夏文献〉总目录》，对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所藏西夏文佛经及各种题记、碑铭等进行了著录，殊便检索与利用。[12]其二为杜建录撰《中国藏西夏文献叙录》，将中国藏西夏文献之内容进行甄别，并撰写提要。[13]其中大多与佛教有关，对全面把握国内典藏西夏佛教文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三为段玉泉对部分失名西夏文佛典的考订，甄别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等经籍。[14]以西夏文本与藏文本相勘同，庶几乎可证以上三经皆由周慧海翻译，底本来自藏文而非前贤所认为的梵文。[15]聂鸿音对未见著录的西夏译本《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进行了录校与整理，为西夏佛教研究增添了一份可贵的新资料。[16]
新世纪之初十年，国内很多学者都投身于西夏佛教文献的考释，其中以聂鸿音成就最著，如对大英图书馆藏Or.12380-13621号写卷进行了全文解读与补缺，考定其为唐义净所译《海龙王经说法印经》之西夏译本。[17]通过对俄藏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的考释，指出该经施主为夏仁宗的母亲曹氏。[18]通过对俄藏西夏文《无垢净光总持后序》的研究，发现该经及其《后序》之底本皆当为宋代施护所译之汉本。[19]在《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出现有“贤者岁”、“禀德”两个年代题款，经考证，知其实即“景祐”、“福圣承道”两年号的异写。[20]此外，还研究了昆明圆通寺一担斋所藏《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发现版画上的西夏文题记内容可以在西夏时代的文献中得到验证，但其中有几个字书写有误，估计版画产生于明代以后，并非西夏时代原物，对研究西夏文在晚期的流传或有一定的资料价值。[21]均为得的之论。这类论文还有很多，如：
1.《论西夏本〈佛说父母恩重经〉》，本文首次公布了目前仅见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原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西夏文译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现存文本中的三篇发愿文，指出该译本产生于1140年，因有西夏仁宗“御译”性质，故在众多河西文本中具有权威地位。[22]
2.《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补议》，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进行了重新研究。关于该文献的刻印年代，学界素有洪武和宣德二说。本文指出印经的发起者实为明朝永乐年间的大国师云丹嘉措，结合发愿文内容，可证其当刻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23]
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频那夜迦经〉考补》，对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进行了重新考释。其前多指认该文献为《大悲经》，本文纠正了这一说法，重新定名为《频那夜迦经》，同时指出元刻河西字《大藏经》存在版端经题与正文内容不符的现象，《频那夜迦经》的版端经题“大悲经”实际上是宋法护译《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的省称。[24]
4.《天盛九年〈般若心经御制后序〉的夏汉对勘研究》，以录文形式首次刊布了黑水城出土的刻于1167年的西夏文《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御制后序》，并对照汉文本进行汉译和注释。认为后序汉文本和西夏文本在语句上差别较大，当系德慧在译汉为夏时信手改易所致。[25]
5.《〈仁王经〉的西夏译本》，指出俄藏西夏文《仁王经》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本子，即11世纪初的译本和12世纪的校译本。[26]
6.《乾祐二十年〈弥勒上升经御制发愿文〉的夏汉对勘研究》，文中对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最早为世人所知的西夏本土作品——西夏仁宗皇帝御制《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发愿文》进行了研究，该文献原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本子，通过对勘，可见二者内容基本相同，汉文本为底本，西夏文是译本，但西夏文发愿文译者与汉文原作者不是同一个人。[27]
沈卫荣对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与《卜思端辇真竺全集》中的《大菩提塔尺寸法》分别进行了录文，探讨了卜思端造《大菩提塔尺寸法》的依据等问题。[28]孙伯君依西夏译经之梵汉对音规律，考证原题作元真智等翻译的《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其实是西夏时期翻译的。[29]同氏通过对黑水城出土《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的考释，指出其刊刻时间当在1200年以前，西夏文本主题部分与韩文版相同，当时根据汉文本所译，但最后一段文字为韩文版所无，不知所本。[30]安娅指出西夏时期编定梵汉对音残本《密咒圆因往生集》在元明清时期以八思巴字标音本的形式得以广泛流传，其本可与传世汉文本相勘证，三者虽有区别，但一脉相承的痕迹却是很明显的。[31]
林英津对西夏佛教文献研究细致入微，尤其注目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收藏的西夏文佛教残本，[32]并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33]、《法华经》[34]、《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十[35]等进行研究。后又通过对西夏语译《金光明经》所见“一生补处”的细致研究，透过西夏文、汉语、梵文对勘，尝试性地解释了西夏语“补”之真义。[36]
孙伯君首次解读了德藏T.M.190西夏文文献残片，证其为《郁伽长者问经》。[37]该文献出土于吐鲁番，为西夏与高昌回鹘佛教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物证。她对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的研究也值得引起注意。[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有少量西夏文写本，杨志高考释了其中的B41.001、B41.002和B41.003，指出后两者分别来自《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卷十三和《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39]继之又对该藏品中的《慈悲道场忏罪法》第七卷第十五、十六品的残叶进行了译释。[40]除了上述藏本外，英国藏有10件，编号为Or.12380-3421、3422、3423aRV（2件）、3423bRV（2件）、3423cRV（2件）、3426和3429，分属两种形制，被定名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刊于《英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杨志高对这些西夏文残片依次进行了缀合、补正和释读，认为这些文献实属《慈悲道场忏法》第一卷、第五卷、第十卷。[41]后继续撰文，对该经国内藏本、俄藏本及英藏本进行了对勘与补证。[42]
段玉泉通过与汉文本的对勘研究，指出两种文本的同题发愿文与同本异译的夏、汉两本《自在大悲心》与《胜相顶尊》译文风格不同，可以初步认定西夏本发愿文是汉文本的节译本。[43]同时，他又对西夏佛教徒发愿文进行考释，指出西夏佛教发愿文以施经发愿文为主，而其中又以皇帝发愿文最为突出。[44]戴忠沛对法藏西夏文《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进行了考释，指出西夏文译本尽管次序有错乱，但依然文理通顺，至于导致其错乱的原因则有待进一步探讨。[45]近又著文对现知25份夏藏对音文献残片中未予整理的5件新残片进行了研究。[46]
除了西夏文外，汉文佛教文献也有一定数量，近期也得到了刊布和研究，如《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5册为收录了大量汉文佛教文献，其中绝大多数已得到确认，但还有一部分尚待识别，宗舜经过努力，辨识出其中绝大多数不明文书，而且还纠正了原书中个别拟题不确者。[47]然后又对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中没有定名的三个写卷进行了定名，同时对8处原定名不确文献进行了重新考订与定名。[48]接其踵，林世田对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内容进行辑录，其中既有西夏人抄写的汉文佛典，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等，同时对待考佛教文献进行了概述，并附有录文，[49]有利于进一步坐实。
西夏方塔出土的汉文佛典，多已残破，由方广锠进行了整理并录文，得文献13种，其中可考者有《圆觉道场礼忏一本》、异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拟）、《大方广佛修多罗了义经略述卷下》、《佛顶心陀罗尼经》、《众经集要》（拟）等，此外还有发愿文及未知残片。[50]李际宁则撰文对西夏刊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进行了考订。[51]
西夏不仅用西夏文翻译佛经，而且还用汉文翻译佛经。这些汉译佛经从未被收录入现有的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中，故不但至今未被人重视和研究过，而且还曾被疑为伪经。在近期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至少有以下六部佛经属西夏新译而未被收入汉文《大藏经》中，它们是：
1.《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21）
2.《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TK-128）
3.《持颂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TK-128）
4.《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TK-164、165）
5.《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TK-164、165）
6.《圣大乘圣意菩萨经》（TK 145）
这几部经都是西夏仁宗时代（1139～1193年）于兰山寺翻译、刊刻的，且都有同时代的西夏文译本传世。虽然他们被指称为直接译自梵文，参与译事的有“天竺大般弥怛五明显密国师在家功德司正褱乃将沙门拶也阿难捺”，但与其对应的梵本全本已不易找见，只有与其对应的藏文译本的存在可以证明它们确实是西夏新译的真经。[52]这些汉文文献的发现与研究，有助于重构11至14世纪的西夏佛教史。[53]该文见解新颖，资料丰富，富有启发意义，值得重视。
上世纪80～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亦弥足珍贵。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他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54]孙寿岭对亥母洞石窟所出世俗文献、西夏文佛经、唐卡及佛造像等进行了阐述。[55]
三、西夏印经与版本研究
西夏佛教兴盛，为满足广大佛教徒诵经与供养的需求，佛经印刷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出土遗物看，雕版与活字印刷在西夏境内都很普及。
1990年，宁夏贺兰山西夏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从中清理出大量西夏文献、文物。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被认定为西夏后期12世纪80～90年代的木活字印本，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56]而1987年甘肃武威亥母洞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则为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实物。[57]此论甫出，很快引起印刷史学界的关注。接着，牛先生更是从中国印刷史角度出发，论述了这些活字印刷品重要的学术价值，[58]同时对出现于晚唐、五代的新装帧形式——缝缋装在西夏文献中的应用进行了细致考证。[59]这些成果蔚为大观，为便于学者利用，牛先生于2004年将分散发表于各种书刊的论文裒为一辑，予以刊行。[60]这些成果推翻了木活字由元人王祯发明的旧说，将木活字的发明时间提前了一个多世纪，这一发现堪称中国印刷史研究之重大突破。是后，陈炳应对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的2页活字版西夏文佛典《维摩诘所说经》进行了研究，指出这2叶文献要早于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才是迄今所知西夏最早的活字版文献。[61]
此外，在俄藏西夏文献中，属于活字本的佛典还有《维摩诘所说经》、《三代相照言文集》、《大乘百法明镜集》、《圣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等，其中《三代相照言文集》之发愿文中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题款。俄藏5130号西夏文《圣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有题记14行，其中有“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罔忠敏，光定丙子六年六月日”题款。[62]其中的“出家功德司”又见于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63]是西夏政府中专设的佛教管理机构。这一题记非常重要，说明在西夏政府中，设有专门的负责活字印刷的官员。
20世纪末，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又发现了不少西夏文文献，经史金波研究，又发现了数种活字印本，如《地藏菩萨本愿经》、《诸密咒要语》等。[64]
新世纪伊始，史金波与雅森·吾守尔合力展开了对西夏文活字印本佛教文献与回鹘文木活字的研究，对出土于黑水城、敦煌、贺兰山、灵武等地的部分西夏文佛经的活字印本进行了总述，又对发愿文、题款、序言、经文等进行了考释和论证，同时对敦煌莫高窟先后发现的1118枚元代回鹘文木活字实物进行了研究。[65]在活字印刷之外，西夏的雕版印刷更为发达，史金波著文对有关文献，如《维摩诘所说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地藏菩萨本愿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的发现与印本情况进行了述论。后经系统研究，著为《西夏出版研究》。[66]其后，束锡红对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装帧形式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述论。[67]同一期间，林英津、孙伯君、段玉泉对西夏文佛经《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进行了版本学研究。其中林文对现藏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的西夏语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进行了版本对勘。[68]孙伯君则对西夏宝源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指出黑水城所出的宝源译本系西夏仁宗天盛元年（1149年）前后根据梵文本翻译的，译文风格显然受到藏译经的影响，并带有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言的特征。[69]实为发覆之论。是后，段玉泉著文研究西夏文《尊胜经》的不同版本（至少有9个），通过比较，证明《尊胜经》之夏本和汉本皆依藏文本译出。[70]
聂鸿音通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藏西夏文《十一面神咒心经》及首尾残断、题名缺佚的西夏文Инв.No 739号佛经之版本进行了研究，指出该经带有明显的元代版刻特征，有可能为黑水城古塔封闭于北元而非西夏时期的说法提供佐证。[71]崔红芬进一步指出，西夏政府设有专门的印刷机构——刻字司，负责刊印佛教典籍与世俗文献，至于具体的印刷工作，则多由寺院主持完成。[72]
四、西夏佛教史研究
对西夏佛教史的研究，历来受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其中尤以史金波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史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致力于西夏佛教文献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继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著作，[73]尤其是他的《西夏佛教史略》一书，系统地研究了西夏佛教兴衰的历史与重要佛教文物、文献，庶乎堪称西夏佛教史研究之里程碑。在新世纪之初，西夏佛教史仍然是史先生关注的课题，《西夏的佛教》即其奉献给学界的新馔，文中论述了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西夏之佛经翻译与校勘、佛教政策和管理机构以及西夏的僧人和度牒、佛教宗派、藏传佛教、佛教艺术。[74]崔红芬对西夏时期佛教在河西地区发展状况及河西走廊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的桥梁作用予以详述。[75]
西夏崇尚佛教，佛寺林立，僧人众多，在立国之初，多效仿唐宋之成法。在僧人管理方面，西夏同样也借鉴唐宋之制。近年来，对西夏僧人之活动及其作用、僧人管理、佛教制度、寺院组织等问题的研究得到重视，其中以崔红芬用力最勤，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利用《天盛律令》等文献探讨西夏国僧人的地位与作用，[76]并与文志勇合作，根据《天盛律令》及相关文献以探讨西夏政府对僧人进行管理的问题，认为当时对僧人的管理甚严，而且僧人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同时又赋予其很高的地位与特权。[77]西夏僧人需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租赋，承担兵役和徭役，故不能笼统地归之于“不劳而获”阶层。[78]从《天盛律令》等文献可以看出，西夏僧侣之经济来源主要有信徒的施舍、寺院的买卖与土地经营及高利贷经营、僧侣从事宗教活动所得等。[79]
史金波对西夏佛教制度及僧人研究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新世纪以来，又有新作问世，如《西夏佛教新探》对西夏的三位帝师和众多国师的法事活动等进行了探讨。[80]《西夏的佛教信仰和风俗》则论证西夏之佛教信仰、僧人地位、僧人戒律和生活习俗、佛教节日和法式和佛教文献之书法艺术等。[81]魏淑霞对西夏僧侣的培养和选叙进行了论述，同时指出西夏对僧侣的培养、选叙、管理有着严格的规定。[82]西夏遗僧杨琏真加（或作“伽”）父子在元初执掌江南佛教十余年，影响很大，陈高华先后撰写二文进行研究，确证他们为河西党项人。[83]赖天兵通过杭州飞来峰造像题记和杨琏真加行踪的考证，指出杨氏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被惩处后又曾官复原职。[84]
西夏时期出现的国师、帝师，对后来元代帝师制度的形成了产生了重要影响。[85]对西夏帝师，学界进行了不少钩沉辑佚的工作。聂鸿音指出西夏之帝师共有4位，即妙觉、波罗显胜、藏波巴、底室哩喇实巴。[86]崔红芬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帝师进行考证，认为共有五位帝师，即贤觉帝师波罗显胜或显胜、大乘玄密帝师慧宣、格西藏波哇、日巴帝师（底室哩喇实巴）、藏巴·东库瓦旺秋扎西，并一一进行考证。指出西夏帝师封号出现在仁宗前期，甚至可能更早，深化了对西夏帝师问题的认识。[87]陈庆英则对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考证。[88]西夏国师德慧在许多西夏文献中出现，不仅主持翻译了多部佛经，而且经常参与皇室的佛事活动。[89]
通过对西夏文佛经文献的解读，以解决西夏佛教史的相关问题，这是新世纪西夏佛教研究的一个特点，聂鸿音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如通过对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的研究，揭橥了西夏人在翻译藏语人名时的基本方法，大多采用音译与意译相结合，有时甚至完全采用意译。[90]尤有进者，通过对吐蕃经师西夏译名之考证，发现西夏人在翻译吐蕃经师名字时，大多采用意译而非音译。[91]堪与前文所论相得益彰。他还探讨了西夏的佛教术语问题，经过细致考证，指出西夏译师用“藏式词语”来翻译藏文佛经，用“汉式词语”翻译汉文佛经；进而产生新词；部分“西夏风格”的新词，增进了对西夏译经方法的认识。[92]
佛教的流行，对西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如西夏文字的创制，即与佛经的译写息息相关，佛教的流行，推动了西夏文字的创制，而西夏文的创制，又不无佛教理念渗入之影响。[93]佛教对西夏之礼制也产生了影响，值得深入挖掘。[94]
近年，西夏圣容寺问题也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究和探讨。彭向前先撰文认为西夏陵北部建筑遗址是“圣容寺”，是安放西夏帝后“神御殿”，而非佛寺。[95]此说受到牛达生的反对，认为“圣容寺”之名不确，应为“圣劝寺”，其地不在西夏陵区，应为佛寺。[96]彭向前又撰文予以回答，指出“圣劝寺”为误，应作“圣容寺”。[97]依笔者之见，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参考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Инв.No.121V《宫廷诗集》第7首《严驾西行烧香歌》，其中记载西夏仁宗皇帝乾祐七年（1176年）西行至凉州圣容寺朝圣。庶几可证：寺名确应为圣容寺而非圣劝寺，具体地点不在银川而在凉州盘禾瑞像所在的北御山。应引起注意。
五、西夏与周边佛教关系研究
西夏扼控古丝绸之路要冲，与周边文化关系密切，以海纳百川之气概，大量吸纳、融摄外来文化以充实自己，其中又以佛教交流为要。西夏与周边佛教关系之研究，遂成为学界历久弥新的课题。
西夏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汉地佛教宗派，如禅宗[98]、净土宗[99]在夏地广泛流行，夏人不仅用汉文抄写或印制佛经，而且还用汉文翻译了多部佛经，可以看出，汉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100]如禅宗最重要的灯史文献之一——唐代宗密撰《禅源都诠集都序》即被译入西夏文。[101]形成于中原地区的五台山信仰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02]中原流行的《华严经》信仰及其相关的忏悔仪式，在西夏也大弘其道。[103]此外还有汉地流行的《金光明经》信仰，也素为西夏人所崇奉。[104]敦煌曲子词中的《五更转》，曾被译成西夏文流传，黑水城有残叶（编号Инв.No.7987）留存。[105]著名的禅宗经典《六祖坛经》也被译为西夏文，其中，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的1页新近由武宇林进行了研究。[106]1976年，甘肃景泰县发现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抄本1件，由孙寿龄进行了研究，从中可以看出，除四大天王外，还有中原文化特有的元始天尊、三皇等内容，显然受到了汉地佛教的影响。[107]值得注意的是，汉传佛教尽管对西夏影响很大，而且西夏境内汉僧很多，但汉僧的地位却不如吐蕃僧高，这一状况的形成应与西夏统治者对汉僧有防范心理这一因素息息相关。[108]由于西夏汉传佛教信仰早在20世纪初即受到国内学者较多的关注，研究比较深入，故21世纪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与汉传佛教研究趋弱状况相反，学界对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研究，在21世纪初进入繁荣阶段，不管是藏传佛教文献、艺术或者是佛教历史，都受到关注，成为西夏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前文在多处已有述及，凡曾引述之文，这里不再复列。
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西夏国的中晚期及元代，以河西走廊为重点，逐渐向西夏腹地延伸，目前发现的西夏时期大量文献中就有不少是藏传佛教经典。[109]史金波《西夏藏传佛教》一文，从西夏接受藏传佛教的基础、西夏藏传佛教的发展与地域等八个方面，揭橥了藏传佛教对西夏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西夏对藏传佛教东传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10]嗣后，贾学锋探讨了西夏统治者的奉佛举措对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广泛传播中的作用，指出河西走廊在藏传佛教向外传播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111]陈庆英则从西夏境内流行的佛教著作《大乘要道密集》入手来探讨西夏佛教史问题。[112]这些研究，使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及西夏在藏传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得以彰显。
12～13世纪初，吐蕃僧人活跃于西夏境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孙昌盛撰文予以论述，并探究其原因，指出藏传佛教僧人在西夏传播的主要是密法。[113]邵方指出，西夏宗教法完备，并且具有特色；西夏时出现了最早的帝师封号。[114]而江歆则认为西夏对佛教的规定是多方位的，管理很完善，反映出西夏利用法律手段对宗教进行保护和利用。[115]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加强了对佛教密宗文献、密教传播研究。其中，林英津对西夏语译密宗经典《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文本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认为西夏语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不是直接译自汉文本，夏汉两译本很可能均译自藏本，而且他们同步进行、互为底本；主译者很可能是“吐蕃译主聂崖沙门释智”。[116]尤其是其专著《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在对西夏译本《真实名经》的文本收藏，夏译本的复原状况进行述论的基础上，进行释文，[117]工作细致，创获尤多。其后，杨志高对汉传、藏传两大佛教密宗系统之文物文献进行归纳，可划分为三大分布区，即河西走廊、宁夏和黑水城地区，并对密教在西夏地区的兴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18]沈卫荣论述了11至14世纪藏传密教在黑水城地区的流行，并提出新的设想，认为藏传佛教于西夏王国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与黑水城地区之自然环境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119]
如前已述及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可以说是西夏境内最为重要的藏传佛教典籍之一，此外还有《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义》、《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广义文》等，孙昌盛多年悉心致力于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论文多篇，尤其是《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研究》一文，首开先河，对该经卷4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研究主要涉及西夏字的逐字对译、参照藏文《真实相应大本续》的汉文翻译、对多个专有名词的详尽注释等。[120]他通过对西夏方塔所出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广义文》的研究，证其为藏传佛教密典《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释论，用以解释道果密法，系藏传佛教道果法东进的早期证据。[121]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孙伯君对《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4的西夏字音写梵文陀罗尼进行了重新复原，重新给出了西夏字的汉字标音，进一步深化了对《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研究。[122]聂鸿音则研究了《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密咒。[123]黄杰华则对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实修文书《慈乌大黑要门》进行了研究，以之为据，论述了大黑天神信仰在西夏社会的流行。[124]沈卫荣通过对黑水城出土文献《吉祥大黑八足赞》的探讨，论述了西夏与蒙元时代的大黑天信仰。[125]此外，黑水城还发现有藏传佛教瑜伽修习仪轨文书——《梦幻身要门》，近由沈卫荣进行了透彻研究。[126]
西夏境内流行的《般若心经》，现存三种不同的版本，其一为汉传佛教系统，另外两种则属于藏传佛教系统，体现了西夏佛教的多元性。[127]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时期的文献中，还有其他藏传佛教文献，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分别由沈卫荣、段玉泉、崔红芬、苏航进行了研究。[128]
西夏佛教对元代佛教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崔红芬撰文进行了探讨。[129]对陈广恩、陈伟庆则揭橥了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盛行问题，这些促使元朝政府大量吸收借鉴了西夏的藏传佛教政策和制度之因子，同时，元代之佛经流播、修行仪轨等，亦不无西夏藏传佛教之影子。[130]沈卫荣通过对活跃于西夏和蒙元时期的番僧及这两个时代密教法的对比研究，指出，蒙古之所以能够非常迅速地接受藏传佛教，与其深刻的西夏背景息息相关，萨迦派上师及其教法之所以受到蒙古君主特别的青睐，应该与萨迦派上师早已在西夏王国广泛地传播其特有的“道果”密法有关。[13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段玉泉博士学位论文《语言背后的文化流传：一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的解读》更是通过对一组藏传佛教文献的系统研究，从语言学观点出发，探求语言背后的文化因子，[132]方法新颖，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尝试。
西夏对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熊文彬以版画为例，指出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的影响，元代版画是之继承与发展。[133]在黑水城等地发现的西夏艺术品中，更是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水城等地发现的唐卡，多达69幅，已由谢继胜进行了研究，系统地研究了俄藏西夏唐卡之内容、风格特征、风格渊源，及其与西藏绘画之关系、唐卡的形制与起源及地位等，多发前人未发之覆。[134]
此外，西夏与辽金、回鹘、印度等也有过密切的交往，过去学界少有问津，近年逐步引起重视，杨富学、陈爱峰合撰《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认为在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交流中，西夏往往是主动者，西夏以向辽、金购买佛经为主，辽朝主要是通过西夏获得回鹘高僧为自己所用，相比之下，金朝却绝少从西夏输入佛教方面的东西。[135]1983年和1984年，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获得文书近3000件，其中编号为F64：W1的文书甚显珍贵，为辽朝沙门释希麟所撰《续一切经音义》第六卷的残片。[136]1989年至1990年，贺兰县宏佛塔天宫出土幡带一条，经孙继民考证，知为金朝镇戎州张义堡赵仲一家为某一宗教活动而施舍的，证明西夏与金朝民间佛教界存在着往来关系。[137]《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利用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文献，结合汉文史书的有关记载，指出自1037年至1090年受西夏王之命主持《西夏文大藏经》翻译事业的国师白法信和后继者白智光都应为来自龟兹的回鹘高僧。译经地点当在西夏皇家寺院高台寺和承天寺。[138]《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以史书的记载为依据，结合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对鲜有论述的西夏与印度间的佛教关系、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在西夏的活动进行专门的论述。[139]
六、西夏石窟艺术与考古研究
西夏时期，佛教繁盛，各地开凿了大量的佛教石窟，近期，随着西夏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以西夏石窟为核心开展西夏佛教研究，逐渐形成了新世纪西夏佛教研究的又一亮点。[140]
在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中，西夏石窟数量不少。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莫高窟、榆林窟的500多个洞窟中，被“判明”为西夏者仅有7窟。西夏石窟的调查研究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的宋窟中，初步认定了80多个西夏窟。[141]西夏石窟内绘有大量的、精美的佛教壁画与纹饰，他们也是西夏石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42]同时在莫高窟、榆林窟等38个窟内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一百余处。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刘玉权将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中的西夏洞窟作了调整，将西夏洞窟由原来的三期改为前后两期，从中划分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将过去认定的“西夏王”供养画像也改为“回鹘王”。[143]从而使西夏洞窟的分期更为科学，更符合历史实际。岳键对这些西夏石窟中所见的“龙凤藻井图案”进行了阐释，认为这些图案反映了西夏政权和回鹘地方势力为加强各自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和争夺河西地区的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较量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反映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皇权与母党之间的权力之争。[144]
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故而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重视。但是，此说仍有可商榷之处，诚如关友惠所论，所谓的“回鹘窟”，其中壁画装饰之部位、主要纹样和藻井图案等都与曹氏归义军晚期诸窟并无根本差别，应属曹氏晚期之艺术式样。其次，号称23个回鹘窟，其实多是在现成的窟内壁画空间画上一身或几身回鹘供养人像而已。整窟绘制称为“高昌回鹘式”的洞窟不过六七个而已，其中没有回鹘供养人画像的洞窟也不一定是回鹘人绘制的。[145]史金波也认为，莫高窟被定为回鹘的洞窟，还有再研究的必要，如409窟的男供养人画像，身穿圆领窄袖袍，上可见绣大型团龙11幅，而回鹘可汗未见有穿团龙服饰的记载，在吐鲁番回鹘绘画中，也未见有可汗着团龙长袍的形象资料，应确定为西夏窟。[146]总之，敦煌石窟之西夏窟与回鹘窟的划分，还存在分歧意见，有待进一步研究。
自1988年至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清理，在已发掘出的243个窟中，又找出了40个属于西夏时期的僧房窟、禅窟、瘞窟。[147]西夏石窟是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艺术遗产，它上承唐宋，下启元代，延续近两个世纪，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刘玉权著文《敦煌西夏石窟研究琐言》，对敦煌西夏石窟研究中对“浮图安疆”、西夏王之供养像问题及榆林窟第29窟所谓的《玄奘取经图》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48]
除莫高窟、榆林窟外，在东千佛洞、武威天梯山、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景泰五福寺等地也发现了不少西夏时期的石窟，在宁夏银川山嘴沟石窟、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也都相继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其中惟东千佛洞石窟为西夏时期所开凿。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西夏文化的面貌。
新时期，学者们对西夏壁画的研究更加深入、细微。其中谢继胜通过对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研究；465窟与464窟花卉图案，所见上师像冠帽的对比分析等，确认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时期，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该窟创于元代的说法。[149]此说颇有说服力，故而不管对西夏学还是对敦煌学研究来说，都堪称重要成就之一。内蒙古鄂托克旗阿尔寨石窟（当地牧民称为“百眼窑”）存在着两种不同绘画风格的密宗人物画像，[150]汤晓芳依据其题材、艺术形象等所反映出的特点，确认具有藏密艺术风格的双身像进入阿尔寨石窟的最早年代应为西夏晚期。[151]刘永增认为该题材不见于莫高窟和其他石窟，汉籍中找不到其经典依据，故推定其当系西夏时期受藏传密教影响的一个新题材，并且属于藏传密教中早期形式。[152]
近年来，王艳云专注于西夏石窟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河西石窟西夏壁画中所见的七大经变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53]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药师经变[154]、弥勒经变[155]和涅槃经变[156]等，同时又研究了榆林窟、东千佛洞和五个庙等西夏石窟中所见的水月观音之传承与流变。[157]通过对西夏壁画中的“界画”的研究，认为西夏晚期经变画中界画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无论在空间的布局上还是在艺术的表现上，都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色。[158]通过对河西石窟中西夏壁画的观察，可以看出，这些壁画具有鲜明的西夏民族特点与时代特色。[159]通过对黑水城、瓜州东千佛洞和榆林窟中西夏绘画之比较，不难发现，西夏黑水城与河西石窟壁画间当存在着一定的联系。[160]张先堂《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身份新探》[161]、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石窟坛城图像考》[162]二文亦对瓜州东千佛洞石窟进行了研究。施爱民之《文殊山石窟万佛洞西夏壁画》勾勒了文殊山石窟万佛洞西夏壁画的基本面貌。[163]而陈育宁与汤晓芳合撰之《山嘴沟西夏壁画探析》则使沉寂既久的山嘴沟石窟西夏壁画得以广为人知。[164]近期，谢继胜著文对山嘴沟石窟的内容及艺术风格进行辨析考证，并论述了石窟所见伏虎罗汉图像、毗卢巴图像、佛顶尊胜图像的源流。[165]
石窟以外的佛教考古，成就相对稀少，李翎通过对武威杂木寺石刻中孥具样式研究，考证其刻制的年代应为西夏初期，其样式来源可能是汉地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藏区风格。[166]杜斗城则研究了宁夏贺兰县拜寺口西塔，认为其中的造像应为“转轮王”与“七宝”，系密教性质之塔。[167]胡进彬则研究了装帧在佛经经文之前的扉画。[168]
新世纪之初，西夏陵园第3号陵得到清理发掘，从中发现有不少佛教遗物，如迦陵频伽、莲花等，是西夏佛教研究的新材料，值得重视。
七、西夏佛教研究的前景
综上所述，一百年来，尤其是新近十年的西夏佛教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世人对西夏宗教有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对西夏这一古老王朝也了更深的了解。展望未来西夏宗教研究的发展前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首先，充分利用现已刊布的西夏文献，尤其是近期影印出版的西夏文佛教典籍，以推动西夏佛教研究的纵深发展。地不爱宝，不断地将西夏文献、文物等无价之宝奉献人间，这些古代遗珍内容丰富，恰可填补史书记载的阙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以前得到系统刊布的甚少，极大地限制了西夏学研究的纵深进展。可喜的是，这一现状在近年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尤其是大量海内外收藏的西夏文献的刊布，意义非凡。成就巨大，举其荦荦大端者有：
1.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
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6年；
3.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英藏黑水城文献》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5.李范文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6.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7年；
7.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甘肃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至此，国内外各大收藏单位保存的西夏文献90%以上都得到了刊布，嘉惠学林，功德无量。与此同时，一批重要的西夏考古报告得以问世，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年）和《山嘴沟西夏石窟》（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7年）等。文献的刊布，考古报告的出版，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必将有力地推动新世纪西夏学的发展。
其次，重视西夏石窟，强化佛教文化研究。
如前文所述，西夏时期开凿了大量的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武威天梯山等，尤其是新近得到清理的银川山嘴沟石窟。2005年8～10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坡顶4窟进行了清理和测绘。出土的文物有擦擦、小泥佛、陶瓷器、木器、铁器、泥塑残块、建筑构件、钱币等，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文献，进一步证明确为西夏石窟。[169]在上述4所洞窟中，前3窟的窟顶和壁面布滿壁画，但多漫漶不清，保存状况不甚理想，庆幸的是残留内容尚称丰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与莫高、榆林等窟壁画相比，山嘴沟壁画最大特点就是将汉藏式风格明显的佛教造像，错落有致，置于同一铺壁画中；出现了可以确定的西夏王与王妃供养像；有其他石窟壁画中少见的题材，如伏虎、降龙罗汉及其故事等。山嘴沟石窟壁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12～13世纪我国社会各民族之间在思想与文化领域互相交流、融合的直接证据。
学者们将唐卡以及石窟壁画、题记、佛像等作为研究重点，从而深化了对西夏佛教的研究与再认识。毫无疑问，以书法、绘画、音乐等为核心的西夏佛教艺术研究将成为西夏佛教研究的又一亮点。
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内西夏佛教研究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
一、需下大力气培养语史兼通的西夏学研究者。众所周知，西夏佛教文献多以西夏文书写、印刷。这些文献大多译自汉文和藏文，底本多存，故可据底本进行对照研究，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西夏文佛典是党项人经过自身理解，再诠释的成果，并非完全照搬汉文和藏文底本，若完全按照底本，则无法揭示西夏文佛教文献的丰富内涵，因此需要对西夏文译本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是，如果仅精通西夏文而不通内典，佛教研究同样难以为继。况且，精通汉语是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佛典的优势，不通内典，则优势尽失。因此，如何培养既通晓西夏文字又谙熟佛教内典的研究人员，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
二、西夏文文献中佛教典籍约占75～80%，[170]今研究成果虽丰，但尚待研究的文献还有很多，系统的研究更有待深入；
三、西夏文失传既久，文献记载缺乏，如不旁征博引各种资料，要想解决西夏佛教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难以想象的。当年陈寅恪先生将王国维先生之治学方法归结如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71]这就是长期为学界所称道的“二重证据法”。地下出土材料包括西夏文、汉文写本及其他考古资料，内容丰富，以之与传世资料相印证，才能将西夏佛教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四、对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写本的整理与研究应借鉴已有成功范例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之整理方法，这样才会少走弯路，直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西夏文等非汉文文书的整理，也需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方法，避免闭门造车式的落后模式。在引用文献时，尤其要注意不能省略文献的编号，否则同一内容的文献甚多，会给检索带来极大的不便；
五、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武威，遗留的西夏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在西夏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引起重视；
六、西夏文文献流失海外与国内各机构者甚多，绝大多数已得到公刊，嘉惠学林，但不可否认，流落民间者而至今未知者当不在少数，应尽力搜求刊行，以便研究。
总之，西夏佛教研究如同西夏其他各领域的研究一样，任重而道远，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
【注释】
[1]孙继民、刘广瑞：《黑水城文献：中国近代新材料的第五大发现》，薛正昌主编：《西夏历史与文化——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3～299页。
[2]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道光十七年（1837）印本，第18～20页。
[3]G.Morisse，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à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Si-hia，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à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 11.2，1904，pp.313-362.
[4]史金波：《二十世纪西夏宗教研究》，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102页。
[5]白滨：《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文献探考》，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7页。
[6]王静如：《西夏研究》第1～3辑，北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十一、十三，1932～1933年。
[7]周叔迦：《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331～340页。
[8]周叔迦：《北京图书馆藏西夏佛经小记》，《辅仁学志》2卷2期，1930年，第55～64页。
[9]参见杨志高：《印度出版的〈西夏文大藏经〉及其编者》，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4～113页。
[10]高桥まり代：《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2008年；《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2008年。
[11]史金波：《简介英国藏西夏文献》，《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第113～122页。
[12]《〈中国藏西夏文献〉总目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3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71页。
[13]杜建录：《中国藏西夏文献叙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3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158页。
[14]段玉泉：《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未定名残卷考补》，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3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49页。
[15]段玉泉：《西夏藏传佛教文献周慧海译本述略》，《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21～127页。
[16]聂鸿音：《西夏译本〈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87～89页。
[17]聂鸿音：《英藏西夏文〈海龙王经〉考补》，《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90～92页。
[18]聂鸿音：《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5期，第94～96页。
[19]聂鸿音：《西夏文〈无垢净光总持后序〉考释》，《兰州学刊》2009年第7期，第1～3页。
[20]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第11～12页。
[21]释淳法、聂鸿音：《昆明一担斋所藏“药师琉璃光佛会”版画考》，《固原师专学报》2006年第1期，第55～56页。
[22]聂鸿音：《论西夏本〈佛说父母恩重经〉》，高国祥主编：《文献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37～144页。
[23]聂鸿音：《明刻本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补议》，《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68～70页。
[24]聂鸿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频那夜迦经〉考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23～28页。
[25]聂鸿音：《天盛九年〈般若心经御制后序〉的夏汉对勘研究》，提交“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论文（石家庄，2009年）。
[26]聂鸿音：《〈仁王经〉的西夏译本》，《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44～49页。
[27]聂鸿音：《乾祐二十年〈弥勒上升经御制发愿文〉的夏汉对勘研究》，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5页。
[28]沈卫荣：《元代汉译卜思端大师造〈大菩提塔尺寸法〉之对勘、研究——〈大乘要道密集〉系列研究（一）》，谢继胜、沈卫荣、廖旸主编：《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77～108页。
[29]孙伯君：《真智译〈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为西夏译本考》，《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6～101页。
[30]孙伯君：《黑水城出土〈圣六字增寿大明陀罗尼经〉考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51页。
[31]安娅：《〈密咒圆因往生集〉的梵汉对音本与八思巴字标音本》，《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66～73页。
[32]林英津：《史语所藏西夏文佛教残本初探》，《古今论横》第6期，2001年，第10～27页。
[33]林英津：《西夏语译〈尊胜经（Usnīsa Vijaya Dhāranī）释文〉》，提交“西夏文明研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圣彼得堡，2006年）。
[34]林英津：《从语言学的观点初探西夏语译〈法华经〉——兼评西田龙雄2005年编译〈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百川汇海：李壬癸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语言所，2006年，第687～724页。(www.daowen.com)
[35]林英津：《西夏文本〈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十〉初探》，薛正昌主编：《西夏历史与文化——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4～243页。
[36]林英津：《试论西夏语的“一生补处”——西夏语、汉语、梵文对勘》，《西夏研究》2010年第2期，第61～76页。
[37]孙伯君：《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考》，《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92～94页；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30～36页。
[38]孙伯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译释》，《兰州学刊》2009年第7期，第4～9页。
[39]杨志高：《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佛经残片考补》，《民族语文》2007年第6期，第45～49页。
[40]杨志高：《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第七卷两个残品的补证译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72～75页。
[41]杨志高：《英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误定之重考》，《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91～96页。
[42]杨志高：《中英两国的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藏卷叙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73～76页；《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卷二残叶研究》，《民族语文》2009年第1期，第78～81页；《俄藏本和印度出版的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叙考》，《图书馆理论和实践》2009年第12期，第87～92页。
[43]段玉泉：《西夏文〈自在大悲心〉〈胜相顶尊〉后序发愿文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第81～85页；《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考论》，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2～74页。
[44]段玉泉：《西夏佛教发愿文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第125～128页。
[45]戴忠沛：《法藏西夏文〈占查善恶业报经〉残片考》，《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4～96页。
[46]戴忠沛：《五份新见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校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95～99页。
[47]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经拟题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82～92页。
[48]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佛教文献续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90～93页。
[49]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50]方广锠：《宁夏西夏方塔汉文佛典叙录》，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7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372～415页。
[51]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0年第1期，第139～154页。
[52]沈卫荣：《序说有关西夏、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以黑水城所见汉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为中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9～179页。
[53]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23～34页。
[54]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9～10页；《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三），彭金章、王建军编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21～422页。
[55]孙寿岭：《武威亥母洞出土的一批西夏文物》，《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第173～175页
[56]牛达生：《西夏文佛经〈本续〉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45～365页。又载氏著《西夏活字印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59页。
[57]牛达生：《西夏文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及其学术价值》，《中国印刷》2000年第12期，第50～54页。又载氏著《西夏活字印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119页。
[58]牛达生：《方塔出土西夏佛印及佛印在我国发展的轨迹》，《中国印刷》2002年第10期，第51～55页；《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及其活字印刷技术研究》，万辅彬、杜建录主编：《历史深处的民族科技之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134页。
[59]牛达生：《方塔出土写本缝缋装两例证》，《中国印刷》2005年2期，第109～113页；《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16～424页。又载氏著《西夏活字印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142页。
[60]牛达生：《西夏活字印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61]陈炳应：《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62]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50～54页。
[6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64]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12页。
[65]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53页。
[66]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67]束锡红：《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价值》，《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第43～48页；《英法藏西夏文献活字印本和装帧形式的发现与比较》，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0～327页。
[68]林英津：《简论西夏语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68页（又载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22～623页）。
[69]孙伯君：《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75页。
[70]段玉泉：《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05～109页。
[71]聂鸿音：《〈十一面神咒心经〉的西夏译本》，《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41～54页。
[72]崔红芬：《俄藏西夏文佛经用纸与印刷》，《兰州学刊》2009年第2期，第1～4页。
[73]其中多篇重刊于《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74]史金波《西夏的佛教》（上下），《法音》2005年第8期，第34～41页；《法音》2005年第9期，第19～25页。
[75]崔红芬：《浅析西夏河西佛教兴盛的原因》，《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240～248页；《西夏时期的河西佛教》，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76]主要有崔红芬：《僧人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12～118页；《〈天盛律令〉与西夏佛教》，《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8～163页。
[77]文志勇、崔红芬：《西夏僧人的管理及其义务》，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541～559页。
[78]崔红芬：《西夏寺院僧人赋役问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20～26页。
[79]崔红芬：《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99～104页。
[80]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70～78页。
[81]史金波：《西夏的佛教信仰和风俗》，《普门学报》2003年第1期，第22～64页。
[82]魏淑霞：《西夏僧侣的培养和选叙》，《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94～96页。
[83]陈高华：《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55～63页；《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总82辑），第159～180页。
[84]赖天兵：《杨琏真伽与元代飞来峰造像相关问题的探讨》，《藏学学刊》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85～192页。
[85]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0～590页。
[86]聂鸿音：《西夏帝师考辨》，《文史》2005年第3期，第205～218页。
[87]崔红芬：《〈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35～40页；《再论西夏帝师》，《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第210～214页。
[88]陈庆英：《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5～13页。
[89]崔红芬：《西夏僧人德慧考》，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32～240页。
[90]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50～54页。
[91]聂鸿音：《吐蕃经师的西夏译名考》，《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64～67页。
[92]聂鸿音：《西夏的佛教术语》，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87～391页。
[93]张迎胜：《佛教和西夏文字的创制》，《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第11～5页。遗憾的是，此文之西夏字均变成乱码，当系印刷错误。
[94]艾红玲：《论西夏宗教信仰对其礼制的影响》，《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第6～8页。
[95]彭向前：《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0～102页。
[96]牛达生：《西夏陵没有“圣容寺”》，《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第89～91页。
[97]彭向前：《“圣容寺”还是“圣劝寺”》，《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84页。
[98]马格侠、张文超：《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作考述》，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80～488页；马格侠：《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述及影响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99～103页。
[99]公维章：《西夏时期敦煌的净土信仰》，《泰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81～84页；李辉、冻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4～106页。
[100]樊丽沙：《汉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影响——以出土文献为中心》，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1]张佩琪：《初探夏译〈禅源都诠集都序〉及〈禅源都诠集都序纲文〉》，提交“西夏语与华北宗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9年12月。
[102]孙昌盛：《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37～344页；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创刊号），14～22页。
[103]白滨：《元代西夏一行慧觉法师就辑汉文〈华严忏仪〉补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6～80页；李灿：《元代西夏人的华严忏法——以〈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为中心》，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崔红芬：《僧人“慧觉”考略——兼谈西夏的华严信仰》，《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第47～57页。
[104]崔红芬：《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2期，第54～61页。
[105]聂鸿音：《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74～75页。
[106]武宇林：《日本龙谷大学所藏西夏文献的调查报告》，《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49～50页。
[107]孙寿龄：《西夏文水陆法会祭祀文考析》，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90页。
[108]樊丽沙、杨富学：《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第122～134页。
[109]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西藏大学学报》2000第2期，第1～9页；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3～49页；沈卫荣：《〈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元朝所传西藏密法》，《中华佛学学报》第20期，2007年，第251～303页。
[110]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3～49页。
[111]贾学锋：《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36～40页。
[112]陈庆英：《〈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考释》，《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第94～104页。
[113]孙昌盛：《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作用》，《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第35～45页。
[114]邵方：《西夏的宗教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第36～45页。
[115]江歆：《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佛道法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86～91页。
[116]林英津《西夏语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释文纪略》，《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第84～96页
[117]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八，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6年。后收入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8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47～1113页。
[118]杨志高：《西夏密教考古遗存与文献研究》，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39～447页。
[119]沈卫荣：《宗教信仰和环境需求：十一至十四世纪藏传密教于黑水城地区的流行》，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0～327页。
[120]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这里的“口合”，学界多作“口和”。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用“口和”。
[121]孙昌盛：《西夏文藏传〈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广义文〉节译》，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89～498页。
[122]孙伯君：《〈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中的梵文陀罗尼复原及其西夏字标音》，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3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40页。
[123]聂鸿音：《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密咒释例》，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25～435页。
[124]黄杰华：《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实修文书〈慈乌大黑要门〉初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14～120页。又刊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7页。
[125]沈卫荣：《西夏、蒙元时代的大黑天神崇拜与黑水城文献：以汉译龙树圣师造〈吉祥大黑八足赞〉为中心》，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3～167页。
[126]沈卫荣：《西夏黑水城所见藏传佛教瑜伽修习仪轨文书研究I：〈梦幻身要门〉》，《当代西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2004年，第382～473页。
[127]聂鸿音：《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民族语文》2005年第2期，第22～29页（又载《贤者喜宴》第4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7页）；沈卫荣：《黑水城出土西夏新译〈心经〉对勘、研究——以俄藏黑水城文献TK128号文书为中心》，《西域文史》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7～239页；胡进彬：《藏文〈心经〉两种夏译本之对勘研究》，薛正昌主编：《西夏历史与文化——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4～266页。
[128]沈卫荣：《〈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研究》，黄绎勋主编：《观世音菩萨与现代社会——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中文论文集》，台北：法鼓文化，2007年，第307～348页；段玉泉：《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论》，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9页；崔红芬：《英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叶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84～87页；苏航：《西夏时期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研究——以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XT.16及相关藏、汉、西夏文文献为核心》，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5～103页。
[129]崔红芬、文志勇：《西夏的灭亡及西夏佛教对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影响》，《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第107～118页。
[130]沈卫荣︰《神通、妖术和贼髡：论元代文人笔下的番僧形象》，《汉学研究》（台北）第21卷第2期，2003年，第219～247页；陈广恩、陈伟庆：《试论西夏藏传佛教对元代藏传佛教之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01～104页。
[131]沈卫荣：《初探蒙古接受藏传佛教的西夏背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73～286页。
[132]段玉泉：《语言背后的文化流传：一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的解读》，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33]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年第1期，第66～79页。
[134]谢继胜：《11至13世纪的西藏绘画与西夏唐卡》，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3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3～173页；《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5]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5页。
[136]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95～96页。
[137]孙继民：《宁夏宏佛塔所出幡带汉文题记考释》，《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8～124页（又刊聂鸿音、孙伯君编：《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3～261页）。
[138]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139]杨富学、陈爱峰：《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主编：《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5～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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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刘玉权：《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第176～179页。
[143]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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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张先堂：《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供养人身份新探》，《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第2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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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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