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067年前西夏未有效统治敦煌说

上述诸载是1036年说的基石。若仅就这些记载而论，西夏领有瓜、沙二州当无疑问。但问题是这些记载大都是南宋及以后时代的著作，是对百年前史事的追述。而与1036年时代较近的文献，却和上述记载有较大的出入。如上文引述的赵珣《陕西聚米图经》，完成于康定二年（1041年），其中仅言西夏陷瓜、沙、肃，却没有“西夏尽有河西”之语，易言之，称西夏于1036年以后即统治河西之说，缺乏与沙州回鹘同时代或时代较近的记录。

众所周知，史料的原始性，是治史的重要原则。一般情况下，与所述时代越近者，可信度就越高；时代越远，可信度就越低。由此原则出发，我们需要挖掘与1036年时代最为切近的史料，从中探讨历史的真相。

从敦煌、瓜州等地出土的文物、壁画资料及石窟题记等因素看，西夏虽于1036年攻占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端，但却看不到西夏曾在这里建立过有效的统治确切证据，但有迹象表明，直至1067年之前，西夏并未能对那里实施有效的统治。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史实的。

首先，我们看到，自景祐四年（1037年）至皇祐四年（1052），沙州多次（至少有11次）向西夏的对手宋朝朝贡。《宋史·沙州传》说：“自景祐至皇祐中，凡七贡方物。”说明在西夏占领敦煌后的短短十五六年时间中，沙州回鹘贡宋多达7次。然而，从历史文献的记录来看，实际上还不止7次，至少应有11次之多。现列述于下：

1.“［景祐］四年（1037年）正月九日，沙州遣使、副［使］杨骨盖靡是贡玉牛、黄棋子、褐绿黑皮、花蕊布、琥珀、乳香、硇砂、梧桐律、黄矾、名马。”^[18]

2.“景祐四年六月，沙州大使杨骨盖（或作杨骨盖靡是）、副使翟延顺入贡。”^[19]

3.“康定元年（1040年）四月，沙州遣人入贡方物。”^[20]

4.“［康定］二年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谔支、副使李吉入贡。”^[21]

5.“［康定］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亭可汗奉表贡玉、乳香、硇砂、名马。”^[22]

6.“庆历二年（1042年）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大使曹都都、大使翟入贡。”^[23]

7.“［皇祐二年］（1050年）四月八日，沙州符骨笃末似婆（娑）温等来贡玉。”^[24]

8.“［皇祐二年］十月，沙州遣人来贡方物。”^[25]

9.“皇祐三年十月，沙州来贡方物。”^[26]

10.“皇祐四年正月癸巳，龟兹国、沙州并遣使入贡物。”^[27]

11.“［皇祐四年］十月十二日，沙州遣使来贡方物。”^[28](www.daowen.com)

这些使臣中既有回鹘人，如符骨笃末似娑温、杨骨盖靡是（或作杨骨盖）、密等，也有汉人，如李吉、张进零等，而且还有其他民族，如安谔支，很可能是粟特人的后裔。不管是回鹘人、汉人还是其他人，都是当地统治者所派遣。说明沙州是处于相对独立地位的，而且是亲宋的。换言之，与宋对立的西夏很自然地便可理解为回鹘的对手。

其次，在1036年以后三十年的时间内，有不少当时人之言论述及瓜沙地区，其中都透露出瓜、沙二州不属于西夏的信息。这些言论都见录于文集或史册，没有经过后世史学著作的重新加工，堪称可以信赖的第一手证据。现以年次罗列于下。^[29]

1.宝元二年（1039年），元昊上表自夸夏国在西疆的威势：“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服从。”^[30]这里不无虚夸成分，如“交河”（即西州回鹘），终夏一世，并未入于西夏，只是在天盛五年（1153）以后二者间曾发生过朝贡关系。^[31]但也并非全不可信，如张掖早于1028年即已被西夏所占，其北的达靼入于西夏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吐蕃，称其服从，也可以说得过去，如兰州，先为吐蕃董戬所有，西夏在攻瓜沙肃三州前，恐唃厮啰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并占领之，“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32]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未提到瓜沙地区，表明这一地区当时未归西夏，甚至连一般的朝贡关系都不存在，否则就可以言之“服从”了。

2.康定元年（1040）四月，宋大理寺丞秘阁校理石延年曾建言要联络瓜、沙回鹘，“使犄角兴师以分贼势（指西夏）”。^[33]可见沙州回鹘尚有一定实力，而且尚可与西夏抗衡，可见当时沙州并不在西夏之手。

3.康定二年，沙州镇国王子上书宋廷，言称“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34]仅言因西夏破甘凉而隔断了自己与宋朝的联系，不言沙州其地被西夏所占，明显可以看出，沙州独立于西夏统治之外。

4.庆历二年十月戊辰，御史中丞贾昌朝上书献制夷狄之策。他说：“今夷狄荡然与中国通……宜度西戎诸国，如沙州、唃厮啰、明珠、灭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之属，旧通中国，今为二虏远隔，可募人往使，诱之来朝。”^[35]贾昌朝把沙州看做是如同唃厮啰、女真、高丽一样的独立政权，只是因被“虏”（西夏）所隔才不与中原王朝通贡。显然，沙州当时不属西夏。

5.庆历三年十一月，右正言知柬院孙甫上书言：“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沙州、唃厮啰等族素所不附，虑为后患也。”^[36]孙甫之言，明确反映沙州不为西夏所有，因其不附西夏，成为西夏的后患之一，严重牵制了西夏势力，使其不敢入侵关中。

6.北宋庆历八年（一说四年）间成书的《武经总要》一书的记载。该书在叙述当时的西夏疆域时，是这样记载的：“德明死，子元昊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王以绥怀之，今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地。”^[37]说明西夏疆域在庆历八年（1048）时仅及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而未包瓜、沙二州在内。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记载。

其三，在敦煌石窟的题记和出土文书中，一直未发现1036年至1070年这段时期的西夏纪年，却可以看到北宋的年号。如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北壁题记云：

庆历六年丙戌岁十二月座夏神写窟记也。^[38]

庆历六年（1046）为北宋年号，此时距西夏1036年攻占瓜沙已历10年。如果说不见西夏纪年“并非属于敦煌一地独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全国出土的西夏文献的共有现象”的话，^[39]那么，在西夏占领敦煌十年后，北宋年号何以仍然会在这里出现呢？显然不能说西夏此时已对敦煌实行了有效统治。

通过对莫高窟壁画和题记的研究，学界有人提出，至迟于1073年，西夏即开始有效地统治了敦煌。^[40]此说得到了学界的赞同，但具体始于何年，由于史料所限，前贤多不论及。莫高窟中最早出现的有明确西夏纪年题记的洞窟是444窟。在窟檐门南柱内侧用汉文墨书写有：“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师父□□……盖以重佛……”^[41]天赐礼盛国庆是西夏立国后第三代国主李秉常的年号，二年即相当于1071年。自此以后，敦煌诸石窟中的西夏纪年题记才逐步繁多起来。西夏纪年取代宋朝纪年表明西夏到这时才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区，而宋对敦煌地区的影响力则逐步消失。而瓜州呢？它之归属西夏可能要比沙州更早。现存的西夏文文献“瓜州审判档案”残卷，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年）至二年的瓜州民事审理案卷，它记录了西夏瓜州官吏对一件因商贾买卖牲畜、交换缯帛而引起的侵夺伤害案的审理过程。^[42]西夏官吏对普通的民案如此认真，说明此年之前西夏就已重占了瓜州，并已在那里设置了西夏的官府机构，进行着有效的统治。

那么，西夏对瓜沙地区的统治是何时确立的呢？史无明载。这里且看司马光于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二十四日的上疏，文曰：

俟百官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43]

司马光既言“取瓜沙”，说明瓜沙二地此时必落于西夏之手。从归义军政权统治者张氏、曹氏，乃至回鹘，都是中原王朝的盟友，倘使瓜沙此时尚在回鹘之手，宋朝是不会以之为攻取目标的。至于西夏有效统治瓜沙的具体时间，因史无明文，不得而知。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发现有治平元年以后的写卷——《神仙粥食方》（编号P.3810），该方将薯蓣改称山药，据考，是为了避宋英宗赵曙之名讳而改。^[44]这一现象表明，西夏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治平四年或此前不久，但不会早于治平元年。^[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