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尚武精神的弱化及成因

西夏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国过程中及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到后期已严重削弱，突出表现在蒙夏之战中。蒙古侵夏之战先后发生过六次，前后持续了近22年，最终以西夏的失败而告终。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西夏整体民族尚武精神的削弱不失为导致其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西夏政权前期的武力立国、全民尚武相比，后期之整体军事战斗力明显下降，其素所崇尚的武力精神，与新兴的强大的蒙古军队相比，也显然处于下风。故而在二十多年的蒙夏之战中，西夏只能处于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还有一些西夏将领贪生怕死，面对蒙古人的进攻，有不少西夏将领向蒙古屈膝投降，如1210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入西夏，在进攻兀剌海（一作兀剌孩、兀剌海、委剌哈、兀良海牙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时，守城将领谢睦欢“与其帅迎降”。^[30]1225年，蒙古军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时，西夏守城将领举立沙率众向蒙古军队献城投降，并为蒙古军效力，进攻西夏，最后战死。^[31]凉州府（今甘肃武威市）在西夏境内地位重要，仅次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然而在蒙古军进攻时，守城将领朵儿赤却“率父老以城降太祖（成吉思汗）”。^[32]1227年，蒙古军围困中兴府，夏主李睍力竭出降，被蒙古人所杀，宣告了西夏王国的灭亡。这种屈膝投降的情况在早期西夏历史上是罕见的。

纵观西夏王朝的历史，可以看出，西夏的尚武精神在立国前后表现得最为突出，后来逐步退化，而且越来越严重。究其实，似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西夏自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起，至宝义二年（1227年）被蒙古所灭，首尾共190年。在建国之前的早期首领及建国初期的统治者大多奉行尚武重法的方针，为西夏封建国家的确立与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期，西夏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早期的草原游牧文化再也不能适应西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于是西夏统治者一改元昊时期“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国”的政策措施，施行“外蕃内汉”的文化模式。

西夏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吸收是由来已久的。“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33]在西夏立国之初，元昊公开申明实行“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34]等措施，表面上是区别于汉族传统的礼仪制度，提倡党项民族的尚武精神，事实上西夏文字之创制，衣冠之改变，都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依傍的，虽然外在形式上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很大区别，但究其内在精神，却是息息相通的。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文化，熏陶了西夏党项世代皇家宗室，党项上层贵族爱好汉族文明，崇儒尚文，夏乾宗乾顺还于夏贞观元年（1101年）在“蕃学”之外，又特设“国学”（汉学），专门讲授汉文儒家经典，把儒学教育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

西夏通过振兴儒学，为其自身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同时对于党项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崇儒尚文却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力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尚武重法”立国方针的转变，导致西夏“兵政日弛”，^[35]使原本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变得愈来愈文弱，军队素质也因此而下降，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李睍时，终亡于蒙古铁骑。“以儒治国”可以说是西夏尚武精神被削弱的首要原因。

其次，佛教“尚和”思想对西夏的影响也是既深且巨的，极大地削弱了西夏人旧有的尚武精神。

党项人最初的宗教信仰属于自然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过渡到鬼神崇拜，并且崇尚巫术，“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36]巫术的驱鬼和占卜职能经常被西夏人在战争中施用，作为落后的原始观念和朴素的旧俗，它与党项民族尚武风俗下的复仇心理是分不开的。

西夏建国后，原来的“天”、“鬼神”和巫术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印度佛教随之成为统治阶级加强对百姓思想控制的工具。元昊等统治者开始大力推崇佛教，不仅广建寺塔，重建石窟，而且展开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动，大大促进了佛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和影响，佛教思想在西夏社会的思想意识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元昊曾规定每年的四孟朔，即各季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下令官民礼佛，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使全民皈依佛教。^[37]佛教反对武力征伐，提倡宽容、平等、慈悲，这对西夏的传统文化及原始尚武习俗势必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儒家的“尚文”与佛教的“尚和”思想在西夏社会中蔓延，导致西夏党项民族传统的崇尚武力、血亲复仇的旧俗渐渐被民众所淡化。

第三，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变也为西夏社会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党项原为“不知稼穑，土无五谷”^[38]的游牧民族，后来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党项拓跋部在李继迁时“侵河外膏腴之地而辟之”。^[39]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党项人占领了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农业区以后，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有了更大的提高。从而使宋代的党项族中形成了愈来愈多的“熟户”，汉史称此时期党项人已经是“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了。^[40]西夏建国后，统治者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在国家机构中专门设有管理农业生产的“农田司”，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鼓励民众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的国家贮备量。^[41]作为党项羌族传统生产部门的畜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西夏王朝不断的封建化和汉化过程，农耕文明渐渐居于主导地位，促进了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快速发展。

随着西夏农业文明的发展，中原地区从农业文明萌发出来的国民精神也逐渐开始渗入西夏文化意识之中，对西夏广大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农业民族的中国先民所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说”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42]农业社会中古圣先贤和庶民百姓所向往的共同理想也对西夏民众的尚武习俗有一定的削弱作用。所以西夏御史大夫党项人谋宁克任上书指出“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43]强调在西夏国家中应当保持和提倡党项族射猎传统习俗的尚武民族精神。

同时还应该看到，统治阶级追逐安逸奢华生活，也是致使西夏尚武意识日益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党项远祖拓跋思恭到李继迁、李元昊、李谅祚，西夏早期的统治者都是战场上的勇将，无不披坚执锐，驰骋疆场。然而到了西夏后期，统治集团逐渐堕落，上层阶级日益沉湎于腐朽的奢华生活，“国多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44]以致夏仁宗不得不下令“大禁奢侈”。^[45]乾定元年（1223年）御史中丞梁德懿上书警告曰：“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46]事过两年，殿中御史张公辅也针对西夏国势，建议“收溃散以固人心”“明军政以习战守”和“崇节俭以裕军储”等七项建议。^[47]但是这些忠告和建议，都没能引起日益腐朽的西夏统治者的重视，不为其采纳，奢靡之风日甚。上行下效，安逸思想在西夏军民中流行，最终导致了亡国亡种的结局。

总而言之，西夏是个崇尚武力的民族。尚武是西夏政权得以立国的根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逐水草而居”的西夏部族，有很多转为农业居民，统治阶级开始追求享乐，加上后来儒学与佛教思想的输入，文治思想与和平观念逐步深入民心，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西夏后期尚武精神逐渐退化，战斗力越来越衰弱。蒙夏战争二十余年，尽管涌现出了大批可歌可泣、宁死不屈的将士，但同前期彪悍果敢的党项尚武习俗比较起来，西夏国家整体民族的战斗力、凝聚力都有较大程度的下降，更有贪生怕死之辈背弃尚武传统，卖主求荣，投降蒙古人并转而进攻自己的故土。这些导致西夏王朝在新兴的强大的蒙古势力面前势寡力蹙，只能消极防御，步步溃败，最终走向覆亡之路。

【注释】

[1]参见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4～573页；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0～622页。

[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30页。

[3]［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20，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4]《辽史》卷115《西夏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24页。

[5]［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4页。

[6]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8页。

[7]《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8]《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9]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1页。

[10]［宋］赵汝愚编，邓广铭、陈智超等校：《宋朝诸臣奏议》卷135《边防门·辽夏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14页。

[11]陈炳应：《西夏谚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12]［元］余阙：《青阳集》卷2《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5页。

[13]［元］余阙：《青阳集》卷2《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5页。

[14]杨富学：《元代西夏遗民文献〈唐兀公碑〉校释》，《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56页；焦进文、杨富学：《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15]［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1《章奏·论横山疏》。

[16]《汉书》卷94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0年，第3743页。(www.daowen.com)

[17]《隋书》卷84《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4页。

[18]《元史》卷100《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53页。

[19]《西夏书事校证》卷3，第33页。

[20]《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21]［元］余阙：《青阳集》卷2《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5页。

[22]［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外国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3]［宋］王偁：《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31页。

[24]史金波：《西夏社会》（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1页。

[2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7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乙卯条引定州知州滕甫语。

[26]汤开建：《西夏“铁鹞子”诸问题考释》，《党项西夏史探微》，台北：晨允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348～361页。

[27]《宋史》卷190《兵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720页。

[2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1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一月乙巳条。

[29]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8页。

[30]《元史》卷169《谢仲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977页。

[31]史金波、白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第68～80页。

[32]《元史》卷134《朵儿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54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戊午条枢密副使富弼奏。

[34]《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35]《西夏书事校证》卷32，第371页。

[36]《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9页。

[37]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38]《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1页。

[3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六月戊午条。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1042年）二月辛巳条。

[41]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8～553页。

[4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页。

[43]《西夏书事校证》卷32，第371页。

[44]《西夏书事校证》卷37，第429页。

[45]《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5页。

[46]《西夏书事校证》卷41，第490页。

[47]《西夏书事校证》卷42，第493～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