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

党项羌于唐末崛起于西北地区，草昧初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其统治者特别注意向周边民族（如汉、回鹘、吐蕃）的先进文化学习，经济文化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至9世纪末，势力进一步壮大，“虽未称国，而王其土”。^[1]至11世纪初，党项统治者独立意识逐步增强，需要一种与其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作为其统治的工具，在此情况下，在西北地区长期流行的佛教便成了党项统治者的首选。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党项统治者便率先皈依了佛教。在西夏国于1038年建立之后，佛教更是得到了西夏统治者的推崇，上行下效，很快便弥漫西夏全境。早期，西夏佛教对回鹘佛教因素的吸收比较多。而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极深，本身就可以看做是汉传在西域的翻版。^[2]易言之，在西夏接受佛教之初，即已通过回鹘而受到了汉传佛教的影响。西夏立国后回鹘佛教的影响虽然犹在，但中原汉传佛教的影响却日益加强。到西夏国中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日渐深入，但汉传佛教的影响仍然很大。

11世纪30年代及60年代末，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相继灭亡于西夏后，河西地区全部沦为西夏的统治范围。由于回鹘较高的文化水平，西夏征服回鹘以后，其民族文化尤其是佛教反而受回鹘影响颇深。

回鹘佛教对西夏产生影响始自元昊统治时期。其第一代君主元昊（1038～1048年在位）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当政期间，努力扩大佛教的影响，多次向宋朝乞请《大藏经》。1034年，宋刻《开宝藏》传入西夏，元昊遂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特为之建寺供奉，以为译场：“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3]从上述记载可知，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曾于都城东5里处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高台寺，广泛延纳回鹘僧人讲经说法，并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

元昊于高台寺建成的第二年（1048年）被杀，子谅祚继位。谅祚（1048～1068年在位）生母没藏氏虔信佛教，继续推动佛教的发展。史载：“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4]这些回鹘僧人一方面为西夏王室讲经说法，一方面致力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

西夏文佛经的翻译肇始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首倡者是西夏国的建立者景宗元昊，而从事西夏文佛经翻译的主持者则为以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为首的32位僧俗学者。其中，白法信和白智光二位国师均为来自龟兹地区的回鹘僧人，而其他译师，除西夏僧人外，大多应为来自中原的汉僧，同时也不排除来自印度及西藏的高僧。从1038年始，后经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到崇宗乾顺（1087～1139年在位），历时53年，终于在1090年译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经，共820部，分装在362帙中。后经仁孝等朝校勘，或刻印，或抄写，广施于西夏国中。《西夏文大藏经》的形成是西夏佛教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这些经典的翻译，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西夏佛教的内容，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西夏佛教的发展，促进了汉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与发展，亦对西夏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现存的汉、藏、满、蒙、傣和西夏六种文字《大藏经》中，《汉文大藏经》形成的时代最早，完成于983年，《西夏文大藏经》次之，完成于11世纪末，而其他几种文字大藏经的形成都是14世纪以后之事，都比《西夏文大藏经》要晚出两个多世纪以上，可见《西夏文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之重要，也由此而彰显出回鹘高僧对西夏文化的贡献之大。

汉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主要集中表现在西夏立国前夕及建国初期。当时，西夏统治者大都虔信佛教，多次积极向中原宋王朝求取佛经。据史书记载，这种求经活动先后达六次之多。第一次在李德明时期。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李德明派遣使臣向宋朝献马七十匹求赐佛经一藏，宋朝答应了李德明的请求。^[5]

第二次在李元昊时期。景祐元年（1035年）十二月“己巳，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6]

第三次求经发生在谅祚时期。元昊死后，子谅祚幼年继位，母后没藏氏专权。没藏氏十分好佛，执政后花六年时间兴建承天寺，于福圣至道三年（宋至和二年，1055年）落成。是年，宋“赐［夏国］大藏经。没藏氏因阿讹等还，感‘中国’恩，遣使入贡。仁宗赐大藏经慰之”。^[7]

第四次赎经是在谅祚奲都元年（1058年）。西夏因新造寺庙而向宋请赎大藏经，宋约于嘉祐四年赐给之。^[8]

第五次求经是谅祚帝亲政后的第二年，即奲都六年（1062年），宋嘉祐七年给西夏的诏书称：“诏夏国主：省所奏‘请赎佛经大藏、签牌、经帙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灵文，以俟至时幸垂给赐，所有旧例纸墨工值马七十匹，续具进止以闻。’事具悉……喜观心于法境，愿绎经于秘文……其请赎经文，已指挥印经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9](www.daowen.com)

西夏的最后一次求经活动是在惠宗秉常时期（1068～1086年在位）。宋熙宁五年（1073年）十二月，秉常“遣使进马赎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10]

向中原求取佛经是西夏传播佛教、翻译《西夏文大藏经》的前提和基础。西夏国的统治集团来自党项羌，文化较为落后，能够精通汉语文者并不是很多。而在汉语不流行的党项族群众中宣扬佛教，若没有西夏文佛经而只有汉语佛经是很难满足信徒之需要的。为了在民众中弘传佛教，西夏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不久便开始大力着手佛经的翻译。西夏先后六次求取《大藏经》，除了珍藏与供养等目的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要以之为底本进行翻译。

在西夏文大藏经形成之后，汉文佛经在西夏境内仍然很流行，而且社会需求量很大。仁孝时期，由政府频繁组织、刻印汉文佛经，如人庆三年（1146年）雕刻《妙法莲华经》、天盛四年（1152年）雕刻《注华严法界观门》、十三年刻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十九年刻印《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乾祐十五年（1184年）刻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二十年仁宗雕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罗皇后雕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官方刻经数量较大，天盛十九年仁宗开板印造《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共印制两万卷，散施给臣民。^[11]乾祐十五年仁宗印造《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用“番、汉两种文字印制五万一千余卷，佛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数串不等五万一千余串，普施给臣吏僧民，每日诵持供养”。^[12]乾祐二十年，仁孝即位五十周年庆典，散施西夏文、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0万卷，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5万卷。西夏官方刻印、散施汉文佛经数量巨大，说明当时西夏境内汉僧佛教信徒是相当多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除了官刻佛经外，西夏社会中还流行着很多私刻佛经，大多都为汉文。如天赐国庆五年（1073年）陆文政发愿刻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已知有明确纪年的西夏时期最早的刻本。仁孝人庆三年（1146年）雕刻的《妙法莲华经》为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印施的，由宗室提供“日费饮食”，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王善圆、贺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天盛四年（1152年）所雕《注华严法界观门》则是由邠州开元寺僧人刘德真印施的，其“恭舍囊资，募工镂板，印施流通”的；^[13]天盛十九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则是“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为求得病愈而发愿刻印的。^[14]

值得注意的是，西夏不仅翻刻汉文大藏经，而且根据实际需要，还用汉文翻译佛经。从新近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可以看到，至少有下列六部佛经属西夏新译而未被汉文《大藏经》收录，它们是：《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21）、《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TK-128）、《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TK-128）、《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TK-164、TK-165）、《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TK-164、TK-165）、《圣大乘圣意菩萨经》（TK-145）。^[15]同时，西夏还组织编写、辑录汉文佛经，从而丰富发展了汉文大藏经。《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即为仁宗时兰山通圆国师沙门智冥辑录的佛教戒律集。还有桓宗天庆七年（1200年）僧人智广、慧真辑《密咒圆因往生集》经咒礼仪集、夏末元初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所辑《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等都是汉文佛籍。^[16]这些现象都足以证明汉传佛教在西夏国地位的重要。

与汉传佛教相比，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要逊色得多，尤其是西夏国早期。由于地域和族群的关系，吐蕃与党项在历史和文化方面都有共同之处，宋人称“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17]西夏与藏传佛教早有接触，二者的文化关系源远流长。西夏曾掠夺或征服了邻近地区许多信仰佛教的吐蕃人，元昊时期西夏与河西、河湟吐蕃亦交往颇多。尽管如此，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却一直很有限，直到仁孝时期（1140～1193年在位）才大为改观。

夏天盛十一年（1159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教派的初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因故未能亲往，但派其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赉经像到凉州，设道场讲经，弘扬佛法，之后又到西夏国都，被仁孝奉为上师，广建寺院，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藏传佛教萨迦派祖师扎巴坚赞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来到西夏讲法，被奉为上师。藏传佛教的势力由是而开始在西夏境内得到大力发展。这一时期，西夏和藏传佛教的各大派都已有密切的联系。

影响所及，西夏开始有选择地翻译藏文佛经。现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译自藏文的佛教典籍有《圣大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圣大明暗王随求得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无量寿宗要经》等，估计有20部左右。此外，西夏从佛教的传译、寺庙的建设、僧人的培养等各方面亦都深深地打上了藏传佛教的印记，藏传佛教僧侣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总之，自仁宗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和迅速发展，使西夏佛教的内涵产生了巨大变化，对西夏文化及政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后世藏传佛教的东传亦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