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者主要来自党项拓跋氏集团，但境内的第一大民族却为汉族，而且汉文化又高于西夏文化，故西夏统治者自立国之初，就非常重视与汉族的关系问题。
西夏统治者对汉族官僚十分重视，早在李继迁时代就开始重用汉人张浦。史载继迁：“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37]李元昊对张元、吴昊更是宠信有加。并且再中央设立汉官与汉字院。毅宗谅祚时，改番礼为汉礼，提倡汉文化，增加汉官，如“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38]在增加汉官的同时，谅祚还十分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尤其重视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的知识分子，夏拱化三年（1065年），谅祚在攻掠宋秦凤路时，俘虏汉人苏立，授予汉官。陕西延安文人景询犯罪逃奔夏国，谅祚爱其才，以他为学士，参与国事，对他们非常亲近优厚，史载：“［谅祚］收纳中国人（指宋人），与之出入，起居亲厚，多致中国物以娱其意，此非庸人所及。”[39]乾顺时，坚持以儒治国，兴办国学（汉学），挑选皇室贵族子弟300人，有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量才录用。仁孝时，大兴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发展，比乾顺时国学人数增加了十倍，并且建立内学，仁孝“亲选名儒主之”。[40]另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树立儒学偶像，夏人庆三年（1145年），“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41]由此可见，西夏的尊儒、崇儒之风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上面列举了继迁、元昊、谅祚、乾顺、仁孝对汉族的政策，为了更好地了解西夏对汉族官僚的重视，下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这里先看蕃汉联合统治机构中的汉官所占的比例。李元昊即位后，及时任命了一批官吏，史载：“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扬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逋、克成赏、都卧者多、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42]所任官员总数为12，其中汉占其7，蕃占其5。表明元昊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其人员的构成以汉人为主，这点与继迁时相反，与德明时大体相同。
其次看西夏授予汉人的官职。李继迁时，张浦就是重要的辅臣，从西夏创业开始，张浦就为之奋斗了十二个春秋，他也曾认左都押衙兼行军司马，这是一个皇族亲信才能担任的牙将级高级官员。李元昊在位时，张元、吴昊都受到特别重视，张元官至太师、尚书令。在这以后，诸如汉族官僚慕洧、景询、斡道冲等先后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枢密使、国相等要职。仁德敬甚至被封为“楚王”。根据有关西夏史料情况看，汉人担任高官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在选任上并没有特殊的限制。
其三，汉族官僚在军事决策与平息内乱中均起过重要作用。汉族官僚从最初入仕西夏政权开始，就有许多人在西夏最高统治者周围作军师、任谋主，一直生活在西夏统治者上层。李继迁起兵反宋，在采用什么策略来同宋对抗的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歧，继冲认为：“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43]而张浦曰：“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44]李继迁最终采纳了张浦的意见。此外，李继迁诱杀宋汝州团练使曹光实时，张浦亦出谋划策，起了关键作用。西夏国内仅有几次动乱，都是依靠汉族官僚之力而平息的。乾顺时有一酋豪，不服号令，举部反叛，被新归附西夏的汉官李世辅弹压下去，酋豪最终被擒获问斩。仁孝时，夏州统军萧合达因不满仁孝屈事金国，据夏州叛变，分兵四出略地，“据盐池、发仓库，尽掠诸州所牧地，游骑直逼贺兰，兴州大震”，[45]结果为汉人静州都统军任德敬所平息。
其四，汉族官僚在西夏外交中曾扮演重要角色。西夏政权存在时代，前期是北宋辽夏，后期是南宋金夏鼎立分峙，因此外交事务特别浩繁，责任也很重大。汉族官僚多被委任为使节出使辽、宋、金，如任德恭、徐舜清、景询、张元等被派往辽、宋当过使臣，在辽、宋、金来使西夏中，汉人更起了重要作用。
其五，汉人在西夏国文化、教育方面充当重任。首先是选拔汉族人才，李元昊立国之初，即建立学校、培养政治人才，“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46]仁孝时“策举人，始立唱名法”，[47]正式宣告西夏设科取士制度的诞生，汉人在科考入选中占有一定比例，是西夏中期汉官的主要来源。其次，西夏汉族官僚许多本身就是宋朝的文士，有较高的文化涵养，而且西夏的教育和科举制度自始至终都以吸收和推广汉文化为中心内容，因此汉族官僚在此方面作用很大。他们或拟制汉制，或翻译汉文书籍，或以学士身份掌管翰院、负责编撰国史，或负责学校教育。再次，西夏社会风尚由始初的崇尚武力，变为推崇孔子，敬重儒士，尚好文治，这与汉族官僚的作用与影响有很大关系。
这里再将西夏汉臣的地位与辽朝略作对比。契丹有南北面官制，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48]而西夏政权中，虽形成了蕃汉官并存的制度，但汉人也可以担任高官，且不是个别现象。而辽朝的汉臣则一般不能被委以重任。由此可见西夏政权中的汉族官僚的地位应高于辽朝。
在西夏国内，早已形成了蕃汉杂处的局面，汉族与党项的通婚应为情理中事。西夏境内，汉族人口众多，[49]但因为相关史料的缺乏，对西夏境内汉族情况的研究至今尚属于空白。这里拟通过现知的一些汉族与党项族通婚的证据，结合与宋、辽、金三朝族际通婚政策的比较，或许能对夏境汉人的历史状况有所补苴。[50]
西夏文本《碎金》中记录了120个有双关含义的汉姓，如：张王任仲季、李赵刘黎夏、田狄褚唐秦等。在大量蕃姓和汉姓的记载中，出现了蕃汉姓同用于一个人名，或党项人名冠以汉姓的现象，这应是蕃汉两族通婚后的结果。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准确记录了西夏党项姓氏中比较特殊的现象，既一个人名两个姓氏的现象，如：莫高窟第57窟的息玉那征宝，第285窟中的麻尼则嵬名乐等，息玉、那征、麻尼则、嵬名都为党项族姓。此外，题记中还有翟嵬名九、张讹三茂、孛智尊、曹移夫等，翟为汉姓，嵬名为党项族姓，一个名字冠以一个汉姓、一个党项姓，或许这是一种婚姻家庭关系，另外崔、曹都是河西大姓，由此可以看出西夏时期汉族特别是河西汉族与党项族杂居相处，相互融合的关系，这种民间的通婚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其境内的汉族与党项族通婚所施行的开放政策。此外，在黑水城文献出土文献Дх.2828《乾祐二年宁夏路总管府材植帐》中，有人名王勤来、傅丑奴、崔那征、傅六斤、孙猪狗（苟）、杨阿喜、白伴狗，并有李、贺、梁、杨、田诸姓。[51]在TK-299《杂物帐》中，西夏人名有闹奴、孛嵬、嵬名呱呱、贺遇由、善智、阿黑。[52]既有纯党项姓氏，也有纯汉人姓氏，还有汉姓与党项姓结合而成的姓名，如崔那征，崔为汉姓，那征为党项姓。由此我们可知，在黑水城附近，当年的西夏居民是党项族、汉族杂居相处，且有通婚现象。
黑水城出土文书6342号为西夏文户籍帐，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居民虽以党项族为主，而且户籍帐中所反映的婚姻关系也以党项族之间结合为多，但党项族与汉族通婚已很普遍，如第6户千叔讹吉的妻子焦氏，第9户嵬移雨鸟的妻子罗氏，第27户千玉吉祥有的妻子瞿氏都是异族通婚。[53]由是以观，党项族与汉族的通婚现象是存在的，不容否认。
据史书记载：“［宋］禁西北缘边诸州民与内属戎人婚娶。”[54]而且宋代这道族际之间的通婚禁令不仅实行于西北沿边，而且使用于东南沿海。除宋朝外，同时期的辽金，都允许族际通婚，若对宋辽夏金族际通婚做一个对比的话，应该是“宋朝禁止，西夏允许，辽朝听任，金朝提倡”。[5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夏对汉族施行的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民族通婚政策。
西夏文汉族的汉由“小”和“虫”两个字构成，反映了西夏文创制者狭隘的民族观。西夏文词典《文海》称“汉”为“蛮”。[56]此外，还把吐蕃称作“戎羌”，[57]视契丹、回鹘为“夷”[58]。由此可见，西夏统治者以党项族为中心，把其他民族称之为四夷，这种四夷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形成，其本身就带有民族歧视成分。这样的民族观反映到民族政策之上，就产生了如下的表象。
朝贺仪式。元昊继位后，其宫廷中的朝贺仪式，除“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其他仪式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必要的更动。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起居”为九日。“凡六日、九日则官属”。[59]朝贺之时，由宰相领班，文武百官依此朝谒、舞蹈、行三拜礼。这里领班的宰相必须由党项人担任，而汉人、吐蕃以及回鹘是没有资格担任的。
专授蕃职。西夏官制除了由党项、汉人均可担任的汉官之外，还有一套仅限于党项才能充任的“专授蕃职”，即存在两套官制，多个系统。史载：“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60]
族外兵的设置。西夏军队的士兵除了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还增加了族外兵。所谓族外兵，指的在被俘虏的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军队，取名为“撞令郎”，让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样可以减少党项军队的伤亡。体现了西夏对汉族的一种压迫政策。
加强中央对地方驻军的领导。元昊为了便于对军队的管理和调遣，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将全国划分左右两厢，共设立十二个监军司，名立军名，规定驻地。每个监军司都设有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中央任命党项贵族充任。监军使之下设有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官，分别由党项人或汉人充任。监军使之上，不能由汉人担任，这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以及对汉人的不信任。
西夏统治者吸收了中原汉族统治者的四夷观念。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61]汉族作为统治集团党项族之外的民族，是很难融入西夏统治者的内心世界的。如西夏人庆四年（1147年），任得敬上表请求入朝，意图掌管中枢权力。御史大夫热辣公济进谏到：“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62]结果，任得敬此次入朝掌权计划未能变成现实。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前文谈及，西夏对回鹘实行的是羁縻政策，一方面，西夏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族帐，并拥有自己的君长；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他们的直接统治。“瓜州审判案”一事，就是西夏统治者插手河西事务的具体表现。[63]另外，《俄藏黑水城文献》ИНВ.No.353《呈状》有“所有镇夷郡住户”、“收税上历”的记载。这条材料向我们透漏了一个信息：西夏对河西的羁縻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后期，有可能转变为直接统治。此外，西夏统治者对汉族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信任和重用，但由于四夷观念作祟，在心理上很难认同汉人。民族观的发展也不例外，北宋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视辽朝为夷狄，决心要消灭这个政权，后来在辽朝的打击下，不得已以伯侄相称，这对北宋的民族观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此发生了变化。西夏统治者虽然在潜意识里不把其他民族与党项族同等看待，有时甚至把这些情绪付诸实际行动，但西夏统治者很理智地处理了汉族及其他民族在其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正如《蕃汉合时掌中珠》序文所言：“不学蕃语，则岂知蕃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蕃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蕃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64]作为党项族一员的骨勒茂才，认为汉人与蕃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提倡西夏党项人与汉人互相学习，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取长补短，促进民族团结，这些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西夏统治者对汉族的态度与认识。事实上，西夏统治者不但对汉族官僚重视，对境内其他民族也是一样的。史载：“任职人蕃、汉、西蕃、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65]西夏以一个经济薄弱、人口较少的多民族政权，却能够长期与宋辽金对峙，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灵活的外交策略外，民族政策实施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注释】
[1]［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2，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2]《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8页。
[3]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东京：雄山阁，2008年，第8页。
[4]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杂9.24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43、655页。
[5]史金波：《西夏社会》（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6]《资治通鉴》卷202唐永隆元年秋七月条。
[7]《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3页。
[8]《宋史》卷264《宋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129页。
[9]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84.142，第519、638页。
[10]［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布衫”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11]史金波：《西夏社会》（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39页。
[12]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003年，第96页。
[13]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8～99页。
[14]Mikhail Piotrovesky，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X-XIIIth Century），Thyssen-Bornemiza Foun-dation，Electa，1993，pp.272-278.
[15]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第122页；第4册，第12页。
[16]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第201～208页。
[17]参见《西夏国书残经》和《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璧考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第241～244页、第247～256页；《英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第224页；第4册，第198页。其他尚未刊布的藏文注音西夏残片可参见戴忠沛：《藏文注音西夏文残片综述》，《中国多文字时代的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7～50页。
[18]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10页。
[19]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20]《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第373页。
[2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第48页。
[2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1996年，第49页。(www.daowen.com)
[23]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5、121及44、142，第446、590、461、599页。
[24]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94页。
[25]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26]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5页。
[27]西田龙雄：《西夏语と西夏文字》，《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别册·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东京：法藏馆，1961年，第455页。
[28]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第317页。
[29]《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第91页；《英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第219页；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第184～197页。
[30]陈爱峰、杨富学：《西夏与回鹘贸易关系考》，《敦煌研究》2009年第2期，第99～103页。
[3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5《军持兵器供给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32]［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33]［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利集”靖康二年。
[34]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9～130页。
[35]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献Инв.No.5949、7879.
[3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4《边地巡检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1001年）十二月丁卯条。
[3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30，第237页。
[3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5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壬午条。
[40]《西夏书事校证》卷36，第418页；另见《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5页。
[41]《西夏书事校证》卷36，第416～417页。
[42]《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4页。
[43]《西夏书事校证》卷3，第38页。
[44]《西夏书事校证》卷3，第38页。
[45]《西夏书事校证》卷35，第408页。
[46]《西夏书事校证》卷13，第152页。
[47]《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5页。
[48]《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5页。
[49]有学者推断，西夏境内汉族约占总人口的20%左右，见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这一推定，若以西夏中心区域为限，当无大误。若将汉人集中的河西走廊、陇东及陕西北部等西夏统治区全部算入，这个数字就值得商榷了。笔者认为，若就整个西夏国而言，汉人数量当超过党项人，应占人口的多数。
[50]西夏皇室与汉族通婚，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不足以说明西夏开放的民族政策，故本文不予专门讨论。
[5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0～159页。
[5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7页。
[53]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第68页。
[54]《宋史》卷5《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8页。
[55]邵方：《西夏党项社会的族际婚》，《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47页。
[56]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84.142，第519、538页。
[57]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3.141，第443、558页。
[58]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5.121及44.142，第446、590、461、599页。
[59]《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60]《西夏书事校证》卷11，第133页。
[61]《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62]《西夏书事校证》卷36，第416～417页。
[63]王静如：《引论》，《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484～2492页；松泽博：《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遗文——以橘瑞超带来在龙谷大学大官图书馆馆藏品为中心》，《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第73～83页。
[64]［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蕃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65]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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