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夏境内的民族

西夏幅员辽阔，“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控大漠”，^[1]“方二万余里。”^[2]境内民族众多，对此史书虽有一定记载，但支离破碎，不够全面，唯黑水城文书有较为详尽的反映。如俄藏黑水城文献，除数量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为西夏文文献外，还有不足百分之十的汉文，另有藏文、回鹘文和波斯文等多种语言的文书。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除了西夏文文书外，亦有部分汉文、藏文文书和佛画。由于俄藏的多民族文字文献尚未完全整理刊布，因而黑水城文献中除汉文和西夏文之外其他语文书的数量和比例暂无从得知，唯1983年和1984年的考古收获有较为确切的统计。二次发掘共获元代文书近3000份，其中除汉语、西夏语以外，尚有101件回鹘式蒙古文文书，71件八思巴文文书，16件回鹘文文书，5件藏文文书，1件西夏文—梵文文书，17件阿拉伯文文书，1件叙利亚文书和16件夹杂叙利亚语的突厥语文书，共计228件。^[3]由此可见，西夏境内民族分布的多样性，现以黑水城文献为据，结合史书的记载，就西夏境内的民族及其分布略作考述。

1.党项

党项，又叫党项羌，大约形成于6世纪，为西夏的统治民族，与鲜卑族的拓跋氏融合，后来的西夏皇族即出自拓跋氏。党项有两种称谓，一为中原汉族对其称作党项，并由此音转为唐古、唐古特、唐兀等；二为党项自称弥、弥人、弥药、弭药、缅药，汉译为番（或蕃）。在西夏文文献中党项还有“勒尼责”和“没尼野”两种称谓。西夏文字典《文海》解释：“勒尼责也，没尼野也，弥（番）人之谓也。”^[4]在西夏文同义词典《义同》中也把没尼责、没尼野、弥归为一类。没尼野二字字音当与《唐书》中所记党项族称谓弭药一词相合。^[5]

在中国史籍中，最早的《党项传》见《隋书》和《北史》。《隋书·党项传》称“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早期的党项“不能相统”，力量涣散，自隋朝开始，虽有部落降隋，但大部分党项还作为吐谷浑的属部活动。唐朝建立后，党项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常与吐谷浑联合骚扰西北边境；另一方面也派遣使者向唐“朝贡”。

7世纪中叶，青藏高原上吐蕃王朝兴起。龙朔三年（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党项诸部受到其严重威胁，党项羁縻府州开始废置，或为吐蕃所征服，或为吐蕃所逼，相继向北迁徙。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蕃尽据羊同（今西藏西部）、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治今四川茂汶）、嶲（治今四川西昌）等州……”^[6]这样，吐蕃逐步占据了党项的居住地，党项内徙、内迁至今甘肃、宁夏及陕北地区，与当地汉人杂居。唐永隆元年前后，吐蕃占领党项居地之时，内迁达到了高潮。这种内徙不是按照唐朝设置的党项羁縻州的形式进行，而是以姓氏、部落为单位陆续向北迁徙。此后居住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北）一带的党项部落称为平夏部，拓跋氏原属平夏部中的大族，出任该部首领。

党项族的内徙活动是陆续进行的，从7世纪中叶唐贞观末年到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前持续了100年之久。内徙的党项部落分别散居在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唐朝复置或重置党项羁縻州府，分别寄治于庆、灵、秦等州。开元九年（721年）前，唐朝重设静边州都督府于庆州，统领达、悦等25州，^[7]以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泰任都督。同年四月，拓跋思泰参加了唐朝围剿六胡州起义的战争，战死。唐玄宗下诏书封拓跋思泰为“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以其子守寂袭其爵位。中原党项内迁后，仍留居原地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役属，被吐蕃称之为“弥药”。

咸通末年（874年），平夏部酋长拓跋思恭乘藩镇割据之机，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东），自称刺史。后领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军，受封定难军节度使，并受唐帝赐国姓李。其势力范围辐射银州、夏州、绥州等广袤的西北地区，属民囊括了党项族、汉族、回鹘族以及西域的一些胡族。这样以畜牧为生的党项部落在不断与他族的交往中，逐渐发展和强盛起来。

五代时期，党项诸部在政治上与中原王朝及北汉政权保持了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当时党项诸部中势力最大的一支为夏州党项李氏（拓跋氏），虽受封和定期朝贡，而实际上却保持着相对的自立。宋初曾任延州节度使判官宋琪上书言边事时指出：“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8]这段文字大致勾画出西夏建国前夕党项羌人的分布情况。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于1038年（宋宝元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因位置在宋西北，史称“西夏”。随着戍边卫疆与人口自然流动，党项羌人的分布更加广泛，除银、夏、绥、宥与兴、灵等地外，新占据的甘、凉、瓜、沙、肃也有大量党项人入居，他们依然聚族而居，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原来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被打破，接连汉界，入居州城，定居农耕或半农半牧的党项人，往往与汉、吐蕃、回鹘等杂处。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为色目人的一种，其上层人物颇受元朝重用。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重返西南故土；大部分党项人留在西夏本土，或迁居各地同汉族和其他民族逐渐融为一体。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以不复存在。

2.汉族

西夏语中称汉族为“（呕拶）”，由“（小）”和“（虫）”两字构成。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对发音为“呕拶”的字注释为：“汉者（蛮）也，（阔呕危）也，汉之谓也。”^[9]“呕拶”可能是“杂”字的译音，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不同的民族成分，其构成确实很杂。《文海》中发音为“阔呕危”的两个西夏字，汉译为“布衣”。《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布衫）”一词，所注释的汉字读音为“阔呕危”。^[10]称呼汉人为布衣，反映了党项人在接触汉族时，由于本民族“衣皮毛，事畜牧”习俗与汉族人穿布衣、事农桑习俗的明显差别。^[11]

在西夏文《三才杂字》中列有84个汉姓；汉文本《杂字》，汉姓残缺，约缺几十个姓，尚余138姓；西夏文《碎金》中记载有120个汉姓。耐人寻味的是，《碎金》以张为首姓，而同时期的宋代《百家姓》，以当时皇族赵姓为首。在李继迁时期，党项政权的主要谋臣是张辅，元昊时期的主要谋臣是张元，均姓张。未知《碎金》以张姓为首，是否与这些在西夏有重大影响的汉族大臣姓氏有关。

杜建录先生从西夏丁壮人数、宋人关于西夏人口的估计与部分州的户口数三方面，均推测出西夏人口在30万帐（户）以上、160万口左右，其中汉族人口约占20%左右。^[12]汉族分散在西夏全境，其中甘肃及陕西北部地区为汉族聚居地，为西夏境内一个重要的民族，也是西夏民族政策的重点所在，详后。

党项、汉可以说是西夏境内的两大主体民族，除此之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等。

3.吐蕃

吐蕃是今藏族的先民，是西夏境内的一个重要民族。西夏文写作“”，读作“勃”，即吐蕃之“蕃”，在西夏文译《孙子兵法三注》中，就以此字译吐蕃，此字又译为羌、西羌、西番。在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铭中的“西羌梗边”中的“西羌”，在该碑西夏文碑铭中对应的就是此字。西夏人有时也用汉字“西番”二字指称吐蕃，如西夏仁宗时期刻印的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记载“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在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相应之处，西夏文字即读音为勃。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皇太后罗氏发愿文中记载三年中“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其中的西番，即指吐蕃人而言，《文海》对此字的解释为：“吐蕃［鹁］者，戎羌也，藏也，吐蕃国人之谓也。”

西夏境内的吐蕃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灵、夏等地原有的吐蕃；二是建国前征服的西凉吐蕃；三是攻掠或招诱的河湟与宋朝沿边的吐蕃。^[13]

由于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党项族与藏族习俗相近，西夏境内两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往来亦十分密切，特别是西夏中后期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发展，不仅藏族人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也出现有吐蕃高僧译经传法。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不少是用藏文书写的，俄藏文献中有藏文《般若波罗蜜经》写卷、曼陀罗和其他用藏文书写的佛经写本。^[14]英藏黑水城文献中亦保留不少藏文佛经及写本残片。^[15]上世纪末黑水城地区又发现5件藏文文书，皆为藏传佛教的听闻录。^[16]这些藏文佛经及写本表明黑水城附近当居住有不少的吐蕃人，尤有进者，有些西夏文佛经在每一个西夏字旁均有藏文注音。^[17]毋庸置疑，其主旨在于方便藏族僧众学习西夏文佛经。结合斯坦因所述的黑水城遗址发现有“汉文而用西藏文注释”的残页，^[18]可以确信黑水城地区不仅有藏人存在，而且数量很多，有关证据在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亦有所见，如：

1.《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81、TK-82、TK-83）发愿文：“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19](www.daowen.com)

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TK-98）皇太后罗氏发愿文：“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20]

3.《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58）御制发愿文记载：“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21]

4.《佛说父母恩重经》（TK-120）发愿文：“开阐番、汉大藏经各一遍，西蕃大藏经五遍。”^[22]

这里的“西番”皆指吐蕃。除了大量涉及吐蕃民族的藏文和汉文文书外，黑水城还发现了许多藏传风格的绘画和唐卡，也为黑水城附近有藏族居民提供了佐证。

4.回鹘

西夏境内另一个重要的民族是回鹘。西夏文中的“回鹘”两个字，音“嵬恶”，为回鹘之译音。《文海》对“嵬”与“恶”的解释都是“族姓回鹘之谓”。^[23]这两个字在西夏文中无论是字典中，还是其他文献中仅有这一个词的组成，似乎是专门对回鹘的族称。

回鹘是古代西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民族之一，多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由于地处佛教从西域传向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回鹘人很早就信奉了佛教，对西夏文化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24]西夏在境内大力发展佛教的过程中，回鹘僧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1038年至1090年间，回鹘高僧白法信、白智光等，主持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计译经典3579卷，共820部，前后历53年乃成，对西夏佛教日后的兴盛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5]作为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城地区亦是信徒众多、佛塔林立的佛教兴盛之地，当居住有不少的回鹘居民。《西夏文天盛廿二年（1170年）卖地文契》是一名黑水城妇女将自己拥有的22亩土地出卖的契约。其中，第10至12行记载了所卖土地的四至：

北耶和回鹘茂与接，东南耶和写与接，西梁嵬名山与接。^[26]

这里的耶和显然为氏族名，该族内有一人名曰回鹘茂。“回鹘”二字，可见于西夏文字典《音同》与《文海》，亦见于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不知名西夏文佛教论典残片。^[27]说明黑水城附近当有回鹘居民存在。退一步说，这里的耶和氏即便不是回鹘的姓氏，也必与“回鹘”沾亲带故，间接地表明黑水城附近必有回鹘族。^[28]已公布的黑水城文献中亦有不少回鹘语社会经济文献和佛教经典残页的存在，^[29]也可为此说提供佐证。吸引回鹘人来到黑水城的原因，首先在于黑水城一带的商机会给当时丝绸之路的商业霸主回鹘带来利益，其次应是这里浓厚的佛教信仰气氛与回鹘信仰相适应。回鹘擅长经商，与西夏贸易关系密切。^[30]除了经商之外，回鹘人也往往利用自身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在各类贸易往来中充当“翻译”的角色，《天盛律令》中即有“回鹘通译”一职，^[31]应是通晓番语和回鹘语的专门负责转译的人员。这些回鹘居民在商业贸易中“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32]说明回鹘商人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方贸易的中介，双方商人进行贸易，识别珍宝的成色或真伪，多离不开回鹘行家，买卖双方对货物品种、数量及价格的商洽与撮合，也离不开回鹘牙侩。以此之故，黑水城地区有回鹘人居住也就不足为怪了。

5.契丹、女真、鲜卑、鞑靼

契丹人在西夏最显著者，莫过于与西夏和亲的辽朝皇室的三位宗主女。西夏与辽的和亲共有3次，第一次为辽圣宗以义成公主出嫁西夏首领李继迁。第二次是辽兴宗以兴平公主出嫁西夏主德明之子元昊。第三次为辽天祚帝以成安公主出嫁西夏首领乾顺。此外，有许多契丹人主动来降或因战争逃入西夏。西夏初期，天授礼法岩佐七年（1044年）就有所属山西五部投奔西夏。成安公主出嫁西夏首领乾顺时，萧合达作为扈从一同来到西夏，西夏授其为文思使，后升副督统，并赐给西夏国姓，后有升为都统。辽朝灭亡后，不少契丹人纷纷逃奔西夏，乾顺将这些契丹人安排在西夏的北部边境，别立监军司统管。

西夏后期，女真人又进入西夏者。《大宋宣和遗事》记载着看押徽宗、钦宗的金兵内乱：

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声四起，人兵奔乱杀戮，火光烛天。乃同知下千户三人作乱，因同知夺其妻，故举兵杀同知家眷六十余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户者三人，皆下马至帝前，携衣数件自牖中与帝曰：“与你，吾曹三人，今归西夏矣。汝国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归去之期！监者二十余人，吾皆杀之矣。吾不可久留。”赠帝干粮数器，各上马而去。^[33]

另有，西夏晚期蒙古军队攻打金国时，西夏趁火打劫攻掠金国领土，并入西夏版图，俘虏其子民入西夏。

从黑水城的多民族文献资料中还能看到活跃于西北的另外两个少数民族女真和契丹人的身影。俄藏文献中发现有6张女真字文书残页，皆为中俄专家在整理文献时发现，其中一残页背面有汉字一行“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可知为金世宗大定七年（1163）所抄。^[34]黑水城文书《建中六年书信》的一件众会文书中列有16人，除了党项人、汉人之外，还提到了契丹人，^[35]可见在黑水城地区亦是有契丹人居住的。

此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黄河沿线，还有鞑靼、吐谷浑（当时叫吐浑或者退浑）等，他们也都是西夏这个多民族国家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元昊建国时给宋朝的表奏中说：“塔塔、交河、张掖、回鹘莫不事从。”这里的塔塔应指的是漠北的鞑靼，可见西夏早期就与鞑靼发生了关系，而且有部分鞑靼人被西夏人征服。西夏陵园出土的汉文残碑中不止一次出现“鞑靼”名称，也证明西夏和鞑靼之间的关系。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西夏记载甚少。在《天盛律令》中只有一条记载涉及鞑靼：

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真相和倚持，我方大小检引导过防线迁家、养水草、射野兽来时，当回拒，勿通过防线，刺史、司人亦当检察。^[36]

可见在西夏天盛年间已将鞑靼与吐蕃、回鹘、女真相提并论，鞑靼事实上成为西夏的重要邻国。鞑靼后来演化成蒙古族的一部分。同时，蒙古的另一部克烈部也曾与西夏发生过关系，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圣威平夷歌》，记载了西夏晚期发生的西夏皇室与克烈部首领的和亲事，为我们研究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增加了新的内容，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