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夏皇帝西巡时间及路线

西夏文《严驾西行烧香歌》描述了西夏皇帝出行时的浩大声势，同时诗中也记述了皇帝西行烧香的具体路线。

该诗的第36句至41句依次罗列了西夏皇帝所经过的其他地方，其中地点比较明确的有张掖大佛寺和马蹄山。

诗虽未直接提到“大佛寺”三字，但第36句记述了一个身长千尺（当为百尺，应为夸张的说法）的卧佛，因前面三个字残缺，无法释读，此处极有可能为张掖的大佛寺。张掖大佛寺旧名迦叶如来寺，永乐十七年（1419年）敕赐寺名曰“宏仁寺”；宣德二年（1427年）再赐寺额曰“宝觉寺”。乾隆年间编《甘州府志》卷5《营建·坛庙》之“宏仁寺”条和顺治年间编《重刊甘镇志·建置志·祠祀》之“宝觉寺”条均明确记载该寺“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建。”^[27]前后历时五年，于贞观三年（1103年）落成。以其主殿为卧佛而建，故西夏王乾顺（1085～1139年）敕赐“卧佛”之额。佛殿内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卧佛为木骨泥塑，体长35.4米，肩阔7.5米，耳长4.48米。其中，大佛体内的木架系西夏原物。大殿面阔九间，雄伟壮观，俨然一派皇家寺院的气势。^[28]

诗歌中直接出现了“马蹄山”一名。马蹄山古名临松山，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依上下文逻辑关系推断，此“马蹄山”应指依山而凿的马蹄寺石窟群，被称作“马蹄山圣境界”，包括南北马蹄寺、千佛洞、上观音洞、中观音洞、下观音洞、金塔寺等七个小石窟群，比较分散，相互间距离二三公里至十余公里不等。现存西夏时期洞窟共有三个。结合该诗，或可认为其中西夏石窟的开凿应在仁宗以前，抑或为仁孝父崇宗乾顺时期所造。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西夏国君西行烧香处除盘禾圣容寺外，尚有张掖大佛寺和马蹄寺，此外，他还亲幸张掖城西5公里处的黑水桥，著名的《黑河建桥敕碑》（又称《西夏黑水桥碑》、《黑水河桥敕碑》或《西夏告黑水河诸神碑》）就立于此后不久。该碑碑石现存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大佛寺），碑阳是汉文，碑阴是藏文，其中汉文碑文曰：

敕镇郡，境内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地诸神等，咸听朕命：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29]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斯诚利国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亲临此桥^[30]，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自是之后，水患顿息，固知诸神冥歆朕意，阴加拥祐之所致也。今朕载启精虔，幸冀汝等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度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令此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则岂惟上契十方诸圣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宏愿也。诸神鉴之，毋替朕命！

大夏乾祐七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31]

碑桥水黑掖张

碑文中多次出现“朕”一词，用第一人称来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其中有“今朕载启精虔”，“朕昔已曾亲临此桥”，说明仁孝皇帝曾亲临此桥。不仅如此，《甘州府志》甚至说：“西夏李仁孝尝建桥黑水上，有《敕黑河龙神文》碑，今在下龙王庙。”^[32]从碑中所言“朕昔已曾亲临此桥”一语看，仁孝至甘州时，桥已存在，非仁孝所建。石碑的勒立在“大夏乾祐七年（1176年）岁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考虑到自仁孝亲临此桥到发布敕令，再撰写、镌刻碑文，以至最后勒立，至少需要月余时间甚或更长，那么，仁孝巡视黑水桥的时间就应在乾祐七年的七八月间。就其西行过程，大致可做如下推断：乾祐七年正月由兴庆府启程，六月到达凉州盘禾圣容寺，七八月间巡视张掖大佛寺、马蹄寺与黑水桥等地。

此外，在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献中也有关于圣容寺的记载，可见于Y1：W113、F13：W301、F2：W54、F114：W9a、HF111下层B正等5件文献中。另外，F4：W7之圣阴寺，也有可能为圣容寺的讹误。^[33]在以上6件文献中，有两件明确提到亦集乃路，其一为Y1：W113《圣容寺头目任历文书》：

皇帝圣旨里［亦集］乃路总管府据梁耳

今赤状……此□□将圣容寺头目

任历即状拱相同总管府今给据付梁

耳今赤收执合下仰照验准上候

盖发行

右给付梁耳今赤^[34]

其二为F4：W7《亦集乃路在城圣阴寺住人状告案》：

……告年三十六岁，无病，系

……亦集乃路在城圣阴寺前坐住，伏为状告近于

……壹名唤爱的斤，与贝宁普择采，赶动□

……麦，当科差，未至当月廿六日到贝宁普

……的斤存留，初三为止，在屯田渠朱和尚家。

……驮小麦前来赶城，还家直至九月初二日。

……弍，赍夯口袋二，对前

……初二，所俱备驼鞍后

……家户均罗^[35]

亦集乃路初置于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治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东南约35公里、纳林河东岸荒漠中，辖境约当今额济纳旗境。元初曾于此凿渠屯田，F4：W7所谓“屯田渠”，堪为佐证。文献中的人名“的斤”，应为回鹘语Tegin之音译。元代回鹘王多有以的斤命名者，如巴尔术阿而忒的斤、萨伦的斤、玉古伦赤的斤、马木剌的斤等。“爱”为回鹘语ay（月）之音译。当为回鹘人。上引6件文书均为元代之物，说明当时在亦集乃路也有圣容寺之建，^[36]与本文所谓西夏圣容寺非一寺也，不可混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榆林窟第15窟前室甬道北壁东侧榜题外墨书三行：“南方阇普梅那番天子戒国□，大臣，睹菩萨圣山，当为修福。”^[37]“梅那”当为西夏“弥药”的音译，“梅那番天子”自然指西夏皇帝。这条题记抑或证明西夏皇帝曾到过榆林窟，只是尚欠证据，未敢遽断。

综上所述，可定仁孝于乾祐七年西巡烧香的路线为：兴庆府→凉州圣容寺→张掖大佛寺→张掖马蹄寺→张掖黑水桥，并有可能继续西行，到达瓜州榆林窟。

【注释】

[1]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2]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8。

[3]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4]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0页。(www.daowen.com)

[5]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0～102页。

[6]史金波：《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164页。

[7]彭向前：《“圣容寺”还是“圣劝寺”》，《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84页。

[8]史金波：《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译释拾补》，《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164页；《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0页。

[9]史金波：《西夏社会》（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3页。

[10]彭向前：《西夏圣容寺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5期，第100～102页。

[11]牛达生：《西夏陵没有“圣容寺”》，《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第89～91页。

[1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

[13]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14]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15]杜斗城：《刘萨诃与凉州番禾望御“瑞像”》，《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165页。

[16]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1983年，第104～105页。

[17]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50页。

[18]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创刊号（总第3期），1983年，第106页。

[19]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净土信仰》，《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27～30页。

[20]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8～12页。

[21]［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1页。

[22]关于西夏历日与汉历大体一致的问题，史金波先生有专门的论述，详见《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0～489页。据彭向前研究，西夏王朝在建立之初，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见彭向前：《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兰州学刊》2009年第12期，第1～3页。

[23]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期，1986年，第1～116页。

[24]史金波、聂鸿音、白滨：《新旧改定天盛律令》卷11《为僧道修寺庙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3页。

[25]史金波、聂鸿音、白滨：《新旧改定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2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新旧改定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

[27]［清］钟赓起著，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清］杨茂春著，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

[28]吴正科：《大佛寺史探》，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9页；董彦文：《张掖大佛寺及其佛教文物》，《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31～33页。

[29]“悯”，《甘州府志》卷13《艺文·黑河建桥敕》作“愍”。

[30]《甘州府志》卷13《艺文·黑河建桥敕》漏录“此桥”二字。

[31]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西藏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01～102页；佐藤贵保、赤木崇敏、坂尻彰宏、吴正科：《汉藏合璧西夏〈黑水桥碑〉再考》，《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22号，2007年，第8页。

[32]［清］钟赓起著，张志纯、郭兴圣、何成才校注：《甘州府志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33]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1页。

[34]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甘肃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985页。

[35]同上，引《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4册，第736页。

[36]参见张笑峰：《圣容寺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西夏研究》2011年第1期，第92～98页。

[37]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