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五台山北移夏境的历史原由

如前所述，山西五台山被认为是《华严经》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中所指称的“清凉山”，故而受到西夏统治者的崇敬。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元昊脱离北宋自立，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元昊遣使向宋上表，请求承认合法帝位，遭到拒绝，而且被宋削夺官爵，悬赏捉拿。此后夏宋关系紧张，时常处于战争状态。在此情况下，西夏统治者是很难再朝拜五台山的，即使西夏僧徒前往五台山朝拜也会困难重重。于是，西夏统治者遂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新建五台山寺，称为“北五台山寺”。这是五台山北移的直接原因。

五台山北移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那就是文殊信仰在西夏时期的流行，尤其是文殊信仰所具有的护国、护王功能，对西夏统治者无疑会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按照印度的说法，佛有八大护卫菩萨，即金刚手、文殊、虚空藏、弥勒、观音、地藏、除盖障和普贤。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八大菩萨的地位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的金刚手、虚空藏、除盖障三位菩萨几乎被中国人所遗忘，弥勒菩萨被尊为未来佛。文殊、观音、普贤、地藏成了中国佛教徒心目中的四大菩萨，分别居住在中国的四大圣地：文殊菩萨居五台山、观音菩萨居普陀山、普贤菩萨居峨眉山、地藏菩萨居九华山。^[31]文殊师利，梵文作ma1jus^′rī，意为“妙德”，谓具有不可思议的微妙功德。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弥勒菩萨曾对善财童子言：

文殊师利，所有大愿，非余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之所能有……其行广大，其愿无边，出生一切菩萨功德，无有休息……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师，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名称普闻十方世界。^[32]

在佛教典籍中，文殊菩萨被称作三世诸佛之母，同时又是释迦牟尼佛的九世祖师，是般若智慧的化身，号称“智慧第一”。华严宗于唐代形成以后，更是尊《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文殊菩萨在《华严经》中居众菩萨之首，具有代佛宣言的身份，地位举足轻重。故而自唐以后，文殊菩萨更受佛教徒的顶礼膜拜。

唐朝时期，文殊类密教经典始传，为博取中原地区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类经典逐步衍生出护国、护王的功能。菩提流志奉诏译经六部，其中四部即属于文殊密典，《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不仅以法宝形式肯定“清凉山”就是五台山，而且极力宣扬如果君主奉行文殊密法，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功德：

此文殊师利法藏中有真实法、最殊胜法、无有比法，能为众生作如意宝，能令所在国土十善勤化。若国王行十善者，国王所作悉皆圆满。此八字大威德陀罗尼者，乃往过去无量百千恒河沙诸佛所说，为拥护一切行十善国王，令得如意，寿命长远，福德果报，无比逾胜，诸方兵甲，悉皆休息，国土安宁，王之所有，常得增长。^[33]

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34]西夏长期与辽、金、宋对峙，在以上诸势力中，就国力论，以西夏最为弱小，而且周边的回鹘、吐蕃也一直与西夏为敌，生存与扩张是西夏统治者长期面临的任务。尊奉文殊菩萨，不仅可使“国王所作悉皆圆满”，而且还能使国王“寿命长远”，使“国土安宁”。这些密典中的护国、护王理论，对于长期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西夏来说，势必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刚刚脱离宋朝而独立的元昊来说，文殊密典的护国、护王功能，更是梦寐以求的。这大概就是元昊立国之初，不惜成本，大力兴建北五台山寺的根本原因。

关于文殊菩萨之微妙功德，可见于多种文献，除上述《大方广佛华严经》外，尚有《文殊师利成就法》、《文殊师利行愿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文殊般涅槃经》、《文殊师利问地经》、《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盛用总持》、《妙法莲华经》、《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宝箧经》、《央掘魔罗经》、《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大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大宝集经》、《佛说大净法门经》、《菩萨璎珞经》、《菩萨处胎经》、《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和《悲华经》等。这些经典当有相当数量被译成西夏文流传。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印本之末尾，附有撰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的发愿文，记述了汉文《开宝藏》被翻译入西夏文的大致情况：

夏国风帝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35]

其中的“风帝”即西夏王元昊；^[36]戊寅年为1038年（即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说明元昊在称帝之初便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从是年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历时53年，终于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其中含有大量与文殊菩萨相关的经典，是毋庸置疑的。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等地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文献中，与文殊菩萨相关者也为数不少，现知者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文殊师利行愿经》、《文殊师利问地经》、《妙法莲华经》、《添品妙法莲华经》、《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盛用总持》、《大般若经》、《悲华经》等，尤其是将五台山与文殊菩萨联系在一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在西夏境内流传极广，不管写本、刻本，都有大量留存，应为西夏境内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经典之一。这些经典的流传，客观上促进了文殊信仰在西夏境内的盛行。西夏仁宗时期颁布的著名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一《为僧道修寺庙》条规定：

一等番羌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文殊真实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全》。^[37]

也就是说，在西夏境内，要想出家成为僧人，需要熟练背诵上述十一种经典，并要当场考试。其中，《文殊真实名》应指宋人金总持等译《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至元代，该经由释智重译，命名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由于其时代晚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颁布（天盛年间，1149～1169年），故与《文殊真实名》无涉。

文殊信仰在西夏的流行，还体现在佛教艺术上。如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绘画中，就可见到文殊菩萨的画像。^[38]在甘肃武威亥母洞石窟发现的三件西夏唐卡中，有一件为文殊菩萨造像，高67厘米，宽46厘米，绢地彩绘。以文殊为主尊，周围设上下左右对称的三十四个方格，每个方格内分别安置佛像和世俗人物像。^[39]在甘肃瓜州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也有文殊菩萨变相存在。《文殊变》见于榆林窟第3窟甬道北壁，宽3.44、高2.81米。文殊师利手持莲花，安详地乘坐于青狮之上，月轮般的身光和头光，衬托出文殊在画面上的中心地位。随侍文殊的有帝释天、天王、菩萨、罗汉等。文殊身后山峰耸峙，云蒸霞蔚，古刹隐藏于幽谷，彩虹横跨于山峦。一道灵光自山洞中射出，仙山琼阁，月神驭鸟巡空，神秘而寂静，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40]

文殊信仰的流行，为五台山信仰在西夏的发展与繁荣昌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夏统治者以崇奉五台山而该山却地处敌国宋朝境内，难以前往，遂在本国境内自建五台山寺。这一举措堪称非常，但并不能言之为首创。在此之前，辽朝统治者即已采用大致相同的手法了。《辽史》卷13《圣宗纪》载：“统和十年（982年），［圣宗］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同书卷68《游幸表》又载：道宗于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幸金河寺”。此处所说圣宗、道宗亲幸的五台山金河寺，必在辽朝境内。清人厉鹗撰《辽史拾遗》卷15引《山西通志》言：“金河十寺在蔚州东南八十里五台山下，河中碎石为金，故名金河寺，俱辽统和间所建。”清顺治《蔚州志》卷4亦载：“五台山在城东一百里，其山五峰突起，俗称大五台，又曰东五台，以别于晋之清凉山。”说明辽之五台山地处蔚州（今河北省蔚县）城东一百里处，这里至今仍有“小五台山”之谓。有辽一代，蔚州属西京道所辖，境内的金河寺盛行华严宗，辽代最著名的华严宗僧人道殿即一直驻锡于该寺。五台山信仰藉由《华严经》而流行东土，金河寺既为华严宗道场，尊奉五台山自是必然。辽于本国境内自命五台山并立寺之举措，以理度之，势必会对西夏北五台山的出现起到先导作用。

无独有偶，唐代时期，新罗（今朝鲜）也有五台山。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年）僧人一然撰写的《三国遗事》卷3《台山五万真身》载：

净神大王太子宝川、孝明二昆弟，到河西府世献角干之家留一宿，翌日过大岭。各岭千徒到省乌坪，游览累日。忽一夕，昆弟二人密约方外之志，不令人知，逃隐入五台山。^[41]

该五台山位处新罗国之河西府，即今溟州一带。据《三国遗事》卷3《台山五万真身》条对五台山的描述可知，新罗的五台山由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组成，寺院建筑与命名有很多都类似于山西的五台山，显然是对中国五台山的模仿，堪称中国五台山的“翻版”。^[42]此外，在朝鲜江原道平昌郡，也有建于新罗善德王时代（？～647年）的五台山，山门建石塔、药王菩萨坐像，正中建寂光殿（七佛宝殿），殿左为讲经堂，山顶建有寂灭宝宫，用以安奉佛舍利。

五台山还被移植到日本。在日本京都嵯峨野有一座著名的释迦堂，门上挂着“五台山清凉寺”的匾额。这座寺院，无疑是是对山西五台山的仿效。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日本僧人奝然在朝拜山西五台山后到达宋都汴京，见到从印度传来的释迦牟尼像，希望带回日本，未得宋朝允准，只许其仿造一尊。奝然为了在日本安置这尊佛像，决定把五台山移植于日本。奝然原计划先在京都爱宕山仿建五台山，然后再安置佛像。在右大臣实资的日记中对奝然的这一设想有如下记载：“永延元年（987年）八月十日奝然奏请，将爱宕山改名为五台山，建一大伽蓝，名为清凉寺，安置白檀释迦像。”但奝然夙愿未遂，便于长河五年（1016年）圆寂，其弟子盛算再奏，请求将原来栖霞寺内的释迦堂改称为清凉寺，获得允准，于是，京都的爱宕山上便诞生了五台山清凉寺。^[43]

即使在中原王朝的辖区内，五台山也不一而足，如著名的陕西耀县药王山，另有一名即为五台山（北五台）。其南方的名山终南山，以有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个小台（小山峰），且处耀县之南而被唤做南五台。此外，还有无数世所罕知的五台山，如坐落于今甘肃渭源县南部的莲峰镇的马麓山，有五峰分列而得“西五台”。今甘肃庄浪县主山镇之主林寺，虽规模甚小，但亦有“寺分中、东、南、西、北五台”之举。^[44]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中可以看出，大凡山有五峰者，在佛教徒眼中皆可以“五台山”命名之。如是一来，信徒不必远足，自可就近朝拜中国第一佛教圣地——五台山了。西夏北五台山寺的出现，当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注释】

[1]［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0，《大正藏》第9册《华严部上》，No.278，页590a。

[2]［唐］菩提流志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三》，No.1185A，页791c。

[3]［唐］释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47，《大正藏》第35册《经疏部三》，No.1735，页859b。

[4]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52页。

[5]《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30页。

[6]《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7]《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8]《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9]［清］张鉴撰，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校点：《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之间附图。

[10]［苏］Е.И.克恰诺夫著，李步月译：《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39页。

[11]［清］沈垚：《落帆楼文稿》卷2《与徐星伯中书书》，嘉业堂丛书本。(www.daowen.com)

[12]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6～447页。

[13]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页。

[14]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тангутскихбуддийскихпамятников，Киот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Киото，1999，стр.487-488.

[15]《大正藏》第46册《诸宗部三》，No.1956，页1007b。

[16]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17]参见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9页。此处引文依史金波先生所译。

[18]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51页。

[19]史金波：《西夏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2页。

[20]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21]［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2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23]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页。

[24]［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25]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8～119页；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雷润泽主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99页；史金波：《西夏社会》（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1页。

[26]［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1《宁夏总镇》，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27]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雷润泽主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76～101页。

[28]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雷润泽主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99页。

[29]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兰县文化局：《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北寺塔群遗址的清理》，《考古》2002年第8期，第41～58页。

[30]孙昌盛：《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42～344页。

[31]Tan Chung，Buddhist Cave Art in China：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eminar on Cave Art of India and China，New Delhi：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Arts，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National Muse-um，1991，p.10.

[32]［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9，《大正藏》第10册《华严部下》，No.279，页439a。

[33]［唐］菩提流志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三》，No.1185A，页793b。

[34]《金史》卷134《夏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77页。

[35]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36]风帝，文献中多作“风角城皇帝”，指元昊。参见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78页。

[37]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4页。

[38]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39]梁继红：《武威亥母洞石窟出土西夏唐卡初探》，薛正昌主编：《西夏历史与文化——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6～401页。

[40]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5～326页；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画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第172页。

[41]《大正藏》第49册《华严部上》，No.2039，页998c。

[42]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43]杜斗城：《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130页；［日］中原良辨：《日本与五台山佛教》，崔正森主编：《文殊智慧之光——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14～415页。

[44]程晓钟、杨富学：《庄浪石窟》，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