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西夏时期，中国与印度间的交往更多地体现在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下面作者将以此为典型，来具体分析西夏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宋夏之间的关系在李继迁叛宋以前一直是十分友好的。职是之故，王延德才有机会顺利通过夏州而出使高昌。但这也只是史书记载的一例，因为夏州道的存在并非自北宋开始，唐末吐蕃占据河西之后，回鹘与唐朝的来往常常经过夏州南下进入长安。即使李继迁叛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有使节经过夏州。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塔坦国迁使唐特墨与高昌国使安骨卢俱入贡，骨卢复道夏州以还。特墨请到灵州，且言其国王欲观山川迂直，择便路入贡。”^[31]雍熙元年（984年），婆罗门僧人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来到北宋，所经路线，永世自言：“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32]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个时期西夏在沟通中西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图5　西夏木缘塔汉文题记

在北宋初的六七十年中，王朝中央力图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于是，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间的联系渐趋活跃。乾德三年（965年），沧州僧道圆游五天竺往返18年，偕于阗使者回到京师。次年，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开宝年间（968～975年），天竺僧持梵荚来献者不绝。开宝八年冬，东印度王子穰结说啰来朝贡。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益州僧光远从天竺回。八年，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33]这些使者、僧侣有相当一部分来往于陆上丝绸之路。此时正值宋夏交好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僧人可以自由出入西夏境内。

到景祐二年（1035年），仅由五天竺来汴京贡奉梵经的僧侣即有80人，西去取经得还者138人。^[34]在这一方面，西夏充当了沟通中印文化的桥梁作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设立译经院，官方正式开始译经。至景祐二年（1035年），共译出梵本1428夹，译出经论464部。此后，北宋译经活动逐渐消沉，虽仍有翻译，但数量已相当有限了。至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废黜了印经院。接着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神宗又下诏废黜了译经使。^[35]这些举措，直接导致了北宋与印度间佛教文化交流的减少。

1038年，西夏国立，此时中原王朝与印度间的联系已归于沉寂，据统计，在西夏国存在的近二个世纪中，印度高僧来华（不包括西夏）弘法的事例仅有6次，其中3次到宋朝，2次到辽朝，1次到金朝。^[36]在这6次之中，有3次可以肯定是经过西夏的。如中印度僧日称（1056～1078年），经西域至西夏弘化，以庆历七年（1047年）转至宋京，奉诏于传法院译出《父子合集经》、《大乘集菩萨学论》八部七十卷。另有中印度僧天吉祥、智吉祥（1086～1093年）、金总持（1095～1112年）等，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也各赍梵本由西夏转至宋地并奉诏入传法院各赐大师号。其中天吉祥任证梵义，智吉祥译有《巨力长者经》等二部八卷，金总持译有《大乘智印经》等四部十七卷。^[37]可能因为日称、智吉祥、金总持等在西夏逗留时间比较长之故，文献中均称其为“西夏沙门”。^[38]另据《新续高僧传四集》记载：“释吉祥本曰智吉祥，亦名法吉祥……本天竺人，游方至西夏，久居之，始来中土，故人称西夏僧也。”^[39]同书还记载了一西夏僧人释不动，说其“梵名阿闪撇干资罗，华言不动金刚，止行二字略也。本天竺人，初出家时，遍游五天竺，显密俱澈，性相备知，道誉流闻，博于临封。及来西夏，栖止护国寺，翻译密部，弘扬般若金刚……后迁四川蒙山……不测所终。”^[40]由此可见，印度到中原的一部分高僧，不仅仅是经过西夏，还要驻留在此弘法，由于在西夏停留的时间太常，以至于人们称其为西夏僧。

与上述情况相仿，辽、金与印度之间的交往，也离不开西夏的因素。据统计，辽、金与印度之间的交往仅有三次，其中有一次可以确定印度僧人是经过西夏而到达辽朝的。中印度密宗僧慈贤于11世纪间到辽京行化，并宣译密典，并奉为契丹国师，后又转往宋京，从事弘译。既然是从辽朝转往宋京的，那么当初他来辽朝的时候应该是从陆路而来，其所历路线肯定要经过西夏的。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印度来华还是西行求法的僧人，不管西夏与辽、宋、金的关系是友好还是紧张，都是可以比较自由地通过西夏境内的，西夏由此而在自觉不自觉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注释】

[1]如李范文：《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3期，第46～59页；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3～49页；陈庆英：《〈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第94～106页等。

[2]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聂鸿音：《西夏佛教术语的来源》，《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第13～15页。

[4]罗福苌：《西夏赎经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573页。

[5]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94页；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6]唯美国学者范德康先生曾著文对西夏国师、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做过研究。见L.W.Van der Kuijp，Jayānanda.A Twelfth Century Guoshi from Kashimir among the Tangut，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7/3-4，1993，pp.188-197（［美］范德康著，陈小强、乔天碧译：《拶也阿难捺：十二世纪唐古忒的喀什米尔国师》，《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0～341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条。

[8]《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9]［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2引《宋史·天竺传》，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10]［明］胡汝砺编，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3～154页。参见牛达生：《〈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44～48页。

[11]［清］钟庚起著，张志纯等校点：《甘州府志》卷13《艺文》，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18～519页。

[12]Elliot Sperling，rtsa-mi lo-tsa-ba Sangs-rgyas-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Tibetan Relations，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 on for Tibetan Studies，Fagernes 1992，Per Kvaerne（ed.），Vol.2，Oslo：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1994，pp.801-824.

[13]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9页。

[14]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册，第7页；第3册，第79页。

[15]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页。(www.daowen.com)

[16]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17页。

[17]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6页。

[18]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7页。

[19]［美］范德康著，陈小强、乔天碧译：《拶也阿难捺：十二世纪唐古忒的喀什米尔国师》，《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0～341页。

[20]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9页。

[21]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22]松村博，“西夏·仁宗の译经にっぃて——甘肃天梯山石窟出土西夏经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苑》第26～27号合刊，1986年，第1～31页。

[23]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第46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24]在陈炳应先生近期发表的论文中，将“长耶阿衲拏”直接改译成“拶也阿难捺”。见陈炳应：《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览珍》，《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25]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第10期，第72～80页；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51页。

[26]沈卫荣：《〈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之研究》，黄绎勋主编：《观世音菩萨与现代社会——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中文论文集》，台北：法鼓文化，2007年，第339页。

[27]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тангутскихбуддийскихпамятников，Kиото：УниверситегКиото，1999，стр.448-449.

[28]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第93页。

[29]于存海、何继英：《贺兰县拜寺口双塔》，雷润泽主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91页，图版164。

[30]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墓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63～66页；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55页；西夏博物馆编：《西夏艺术》，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3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己酉条。

[32]《宋史》卷490《天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5页。

[33]《宋史》卷490《天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3～14105页。

[34]［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45《法运通塞志》十七之十二，《大正藏》卷49《史传部一》，No.2035，页409c。

[35]顾吉辰：《宋代佛教史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

[36]谭中、耿引曾：《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与激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2～283页。

[37]高观如：《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75页。

[38]《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卍续藏》卷74，No.1499，页980b、901c、934a。

[39]［民国］喻谦编辑：《新续高僧传四集》卷1《宋京师传法院沙门释吉祥传》（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1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7125～7128页。

[40]［民国］喻谦编辑：《新续高僧传四集》卷1《宋西夏护国仁王寺沙门释不动传》（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1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7120～7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