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在西夏的活动

西夏时期，有不少印度高僧前来讲经说法，并从事佛经翻译、担任佛教官职，对西夏佛教产生了影响。遗憾的是，汉文史书对此了无记载，惟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出土的古代写本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云居寺文物保管收藏的一千余卷藏文经卷中，有一种为藏、汉文合璧形式的经典《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Hphags-pas＇ 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yon-tan rin-po-che bsdud-pa tshig-su-bcad-pa）》。该经系西夏仁宗仁孝时所译，此本为明正统十二年（1147年）的重刊本。书首有汉文题记一则，兹录全文如下：

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并偏袒提点、褱美则沙门鲜卑宝源汉译；

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褱卧英沙门，演义法师、路赞讹、褱赏则沙门遏啊难捺吃哩底梵译；

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褱乃将沙门拶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

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褱卧勒沙门波罗显胜；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再详勘。^[16]

这款题记中的遏啊难捺吃哩底如果仅从名称看，似乎应是一位印度人。

遏啊难捺吃哩底，应是梵文nanadakirtti的音译，意为“庆喜称”。在将《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由梵文译为汉文和藏文的过程中，他的身份是演义法师，担任着“路赞讹”（译师）一职。路赞讹，正像罗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可能是藏语lo-tsā-ba的近似音，是西夏文的音转。借自梵文Loca，意为“译师”、“世间眼”、“能说两种语言”。^[17]由他根据梵文本解释经典之本意，再由鲜卑“党项”高僧宝源记录，并最终译入汉、藏两种文字，复经拶也阿难捺以亲执梵本证义，最后由波罗显胜和仁宗皇帝再详勘而最终成型。

关于遏啊难捺吃哩底的由来，罗炤认为来自印度。^[18]从其名字看，似乎如此。但从相关的藏文资料看，这一说法似乎难以成立。在藏文文献中保存有与拶也阿难捺有关的两部著作，其一为由拶也阿难捺译成藏文的逻辑学著作《因明正理论》，其二是拶也阿难捺对月称著《入中观论颂》的注释与评论，即《入中论颂注疏》，也由他自己译成了藏文。从《入中论颂注疏》藏译本扉页的题词看，拶也阿难捺来自克什米尔，与其合作从事藏译的是西藏的翻译家贡噶扎。该题词很重要，兹引录如下：

longs sypod phun sum tshogs pa lha yi yul dang mt-shungs//具足利乐，与天界相等的，

chos rgyal gdung mi＇chad par’byung ta’imi nyag yul//法王世系延续不断的西夏国，

chu to rma yi ngogs dang ri to rtse lnga’i’dabs//在黄河的岸边和五台山的附近，

rgyal po’i pho trang dpueng gi（a）tshogs tcas（a）gnas payi//国王的宫殿和军队一起存在，

khyad par mkhar sku zhes bya’i gtsug lag kheng chen du//在被称为“殊胜王城”的大佛殿之中，

bod kyi lo stāba bande kun dg’agrags zhes pas//由名叫贡噶扎的吐蕃译师，

dbu ma la’jing’grel tshad don gsal zhes tya bsgyur//翻译了《入中论颂注疏》。^[19]

贡噶扎，在藏文题词中写作Kun-dga’-grags，梵文读作“nanadakirtti”（遏啊难捺吃哩底）。题记中明言将《入中论颂注疏》译成藏文的贡噶扎是“吐蕃译师”。推而论之，庶几乎可以断定遏啊难捺吃哩底就是这个贡噶扎，是一个西藏人。

拶也阿难捺，即梵文Jayānanda之音译，意为“胜喜”。“天竺大钵弥怛”证明他是来自印度的高僧。从上引《入中论颂注疏》藏译本扉页的题词看，拶也阿难捺应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克什米尔。钵弥怛即“班的达”（Pandita），又称“班智达”，意为“博通五明的学者”。其中的“显密国师”则表明他是位显密兼通且身居要职——国师的高僧。(www.daowen.com)

在前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题记所及的六人中，除皇帝外，其余五人的称号中都有“呕褱××”的称谓形式，遏啊难捺吃哩底和拶也阿难捺都不例外。据研究，“呕褱”是西夏语译音，汉意“赐”、“授”之意，属于西夏特有的一种官阶封号。在拶也阿难捺名号前加有“乃将”二字，显然与黑水城遗址出土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第四品第九列的封号同音，意为“安仪”。^[20]

由上可知，这位来自印度克什米尔的高僧拶也阿难捺在西夏任政府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功德司正使，并被封为五明显密国师，且被授予“安仪”的封号，在《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翻译过程中，其职责是“执梵本证义”。

西夏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校勘。由元昊于戊寅年（即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发起的《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结集，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结束，历时53年，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主持翻译工作的是来自高昌回鹘国龟兹地区的国师白法信及其后继者智光等人。^[21]由于这次翻译活动时间仓促，故存在着不少问题，此后西夏僧侣对《大藏经》的贡献，就主要体现在整理、校勘、抄写、刻印等方面，新译出的佛教经典数量有限，^[2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译佛经中，与印度高僧拶也阿难捺有关者当不在少数。除前述《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外，武威天梯山石窟于1952年发现的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亦复如是。其题记称：

沙门长耶阿衲拏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使、受利益沙门周慧海奉敕译。^[23]

其中的“长耶阿纳拏”，显然就是拶也阿难捺的异写。^[24]这一记载表明，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是由拶也阿难捺和周慧海合作翻译的。此外，“拶也阿难捺”还与“诠教法师鲜卑宝源”合作翻译了《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在绿城发现的佛经中有《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的西夏文译本，都有题跋，均注明由“拶也阿难捺传”。^[25]

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后来成为藏文译本的底本。在俄藏黑水城藏文文献XT-67号第51页左半出现有dzha ya anan ta-等文字，^[26]很可能就是拶也阿难捺的藏文译名。

至于波罗显胜其人，观其名号，亦应为印度人。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西夏国的帝师一般都是由吐蕃高僧担任的，故学界多认定帝师波罗显胜应是西藏人，却又无法解释一位藏族高僧何以会在语音学上确切地对应为波罗显胜。笔者认为，其中的“波罗”二字，很有可能指印度北部的波罗（Pāla）王朝（8世纪至12世纪末期）。波罗王朝于8世纪成立时，印度佛教已渐趋衰亡，惟波罗王朝以其统治者虔信佛教，大力提倡，才使佛教在其境内继续保持繁荣，直到1199年比哈尔（Bi-har）被穆斯林占领，王朝崩溃。此后，佛教势力在印度便一蹶不振了。此外，俄藏西夏文文献中《如来一切之百字要论》（第292号，西夏特藏195号，馆册7165号）题记称：“贤觉帝师、天竺五明大钵陀编写集传；解义法师义干译自梵文；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周译西夏文。”^[27]如果克恰诺夫的译文无误，则庶几乎可定波罗显圣为印度人。前文已述，黑水城出土的一些西夏绘画中，其敷色与人物造型颇似波罗时期的经卷插图。这一因素与波罗显胜在西夏的活动有无一定关系，应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囿于史料记载的匮乏，我们无法对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但有种种迹象表明，二者间的交往远不止于上述史实。譬如，有一些佛经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而来，这些梵文佛经也可能是从印度而来。在甘肃瓜州县东千佛洞发现的西夏时期的某些属于“天竺遗法”的图像，很可能是由求法僧人直接携带回来的。^[28]值得注意的是，在宁夏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距室内地面15～100厘米之间，从上至下朱书梵文7行，计569字，意为“圆满菩提会成佛，解脱妙法会解脱。清净清净会清净，普遍解脱遍解脱。一切清净佛世尊，以大手印为依身”（图1）。在梵文第三行第九个字与第十个字之间的下部，用硃砂写有两个非常小的西夏字，汉译为“上师”（图2）。这两个西夏字所用颜色，和壁面梵文的颜色完全一样。说明壁面上西夏文与梵文是同时书写的。此外，在穹室中心柱木及其他地方，也有用朱书或墨书的梵文与西夏文题字（图3）。^[29]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二号墓出土有西夏木缘塔一通。^[30]塔分座、身、顶、刹四部分。塔身用长34厘米、宽12.5厘米、厚2厘米的八块小木板组成。每块板涂蓝色，上书黄色梵文咒语（图4）。塔顶八角形木板里面，汉文墨书“故考妣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囗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图5）

图1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梵文题字

图2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西夏文题字

西夏考古遗物中大量梵文题刻的发现，对于印证西夏与印度的文化交流补充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图3　拜寺口西塔穹室壁面梵文题字

图4　西夏木缘塔梵文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