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西夏与印度佛教联系研究

西夏与印度佛教联系研究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西夏与印度的佛教联系西夏统治者素信佛教,宋天圣八年,“德明遣使如宋,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7]《大藏经》的传入,进一步推动了西夏佛教的发展。[9]这一记载表明,西夏在1038年立国以前,即有印度僧人途次西夏,入中原传播佛教。这一记载,也间接证明,西夏在建国前即已与印度佛教界有所接触。[10]《碣铭》中“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表明,在西夏早期中原以及印度的佛教信徒已和西夏有了来往。

西夏与印度佛教联系研究

第一节 西夏与印度的佛教联系

西夏统治者素信佛教,宋天圣八年(1030年),“德明遣使如宋,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7]大藏经》的传入,进一步推动了西夏佛教的发展。德明之后,元昊更是极力推崇佛教。史称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8]说明元昊通晓佛学,对西夏文与汉文佛经,都能够诵读。对作为佛教发祥地的印度,元昊更是心向往之。史载西夏广运三年(1036年):

天竺入贡,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二月至夏州。先是,僧善称等九人至宋京,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留京三月,宋帝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梵经不得,羁之。[9]

这一记载表明,西夏在1038年立国以前,即有印度僧人途次西夏,入中原传播佛教。出于信仰的需要,元昊向印度僧人求取贝叶佛经,因不得而怒将善称一行囚禁起来。虽然举措失当,但不难看出元昊对印度佛教典籍的渴求。这一记载,也间接证明,西夏在建国前即已与印度佛教界有所接触。这一结论,在《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可得到具体的印证:

我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辩迈唐尧英雄□汉祖;钦崇佛道,撰述蕃文;奈苑莲宫,悉心修饰;金乘宝界,合掌护持。是致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进舍利一百五十暠,并中指骨一节,献佛手一枝,及顶骨一方,罄以银椁金棺、铁甲石匮,衣以宝物,□以毗沙。下通掘地之泉,上构连云之塔,香花永馥,金石周陈。[10]

《碣铭》中“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表明,在西夏早期中原以及印度的佛教信徒已和西夏有了来往。

碑中所述故事发生在西夏大庆三年(1038年)八月十日,两个月之后,元昊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由此可见,元昊为其称帝需要,曾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连云之塔”,命“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撰写《碣铭》,刻之于石,这便是《碣铭》的由来。在西夏时代新翻译的西夏文或汉文佛经中,当有一些就是由这些“西天达士”根据梵文本翻译的。

西夏不但迎请印度僧人来境译经说法,而且还有僧人不远万里去印度求取佛法。明宣宗撰《敕赐宝觉寺碑记》记录了一位西夏国师西行印度的事迹:(www.daowen.com)

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造突奥,合境之内,贵贱耆壮,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一日,敛神静居,遂感异瑞,慧光奕煜,梵呗清和,谛听久之,嗈嗈非远,起而求之,四顾无睹,循至崇丘之侧,其声弥近,若在潜翳之下者。发地尺余,有翠瓦罩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槃佛像……时燕丹国师求道天竺,至跋提之境,睹一石碑,载《如来昔记》云:“甘泉有迦叶遗迹,当于来世释迦法中遇八地菩萨,显迦叶之真仪,益恢宏于慧业。自兹以往,如复有善信能以一花一香,致瞻礼之诚者,必登佛果,复生天界。”燕丹览已,铭之心中,即日东还,将图究理,既闻嵬师,获斯感应。乃知灵迹者,迦叶之所化;嵬师者,八地之显化。扬言于众,而归崇益广矣。嵬师既以归寂,刹宇久而愈隆,四远瞻式,巍巍乎有若兜率者焉。其寺故名“卧佛”。[11]

上述佛教灵应故事记载了乾顺时僧人嵬咩思能在甘州掘得古涅槃佛像,缘此建立卧佛寺以供之。僧人嵬咩思能也就是西夏时期有名的嵬名思能国师,他的师傅燕丹也是一位国师,更为重要的是燕丹曾西行天竺求法。

此外,西夏著名的佛学大德拶弥译师(rTsa-mi Lo-tsa-ba)相加思葛剌思巴(Sangs-rgyas-pa)也曾赴天竺学法,成就巨大,甚至成为印度佛教圣地佛陀伽耶(Bodhgayā)和著名佛教学府那烂陀(Nālandā)寺的宗教领袖。《西藏文大藏经》中收录的有关时轮与求修大黑天天神的仪轨有许多即出自此人之手。[12]

汉文《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发愿文中最后写道:

时皇建元年(1210年)十一月初五日,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利沙门李智宝谨施,西天智圆刁(作者注:刁应为雕),索智深书。[13]

法名智圆的印度僧人出现在西夏末年,其身份是刻工。按常理讲,刻印汉文佛经,汉族工匠是有优势的。那么,西夏人缘何请一印度僧人来刻印汉文佛经呢?因文献无载,我们不得而知。此刻本经文是写刻俱佳的楷书,而发愿文则是雕刻难度很大的行书。可见智圆的雕刻技术是相当娴熟的。[14]

黑水城出土的唐卡虽然不多,但几乎每一幅作品都显示了特殊的风格,遵循着多元的风格渊源,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编号为X-2359的唐卡就是如此(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图录将此幅作品断代在12世纪)。作品的画面构图和色彩风格与黑水城的其他作品,即使是完全西藏风格的作品也有所不同。其浓艳而对比强烈的色彩关系和人物的造型很容易使人将它和12世纪印度波罗时期的经卷插图联系在一起。此外,唐卡中类似释迦牟尼佛的造像的不具备黑水城佛陀的明显特点,却更像是波罗经卷插图中的佛陀。学者研究认为:“西夏地方有借道中亚来到黑水城的印度(而不是来自尼泊尔纽瓦尔地方的)艺术家,此幅残品即为这些艺术家所绘。”[15]如是,西夏不但有来自印度的刻工,也极有可能存在来自印度的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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