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夏与金朝的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是辽国的盟友、姻亲，关系极为笃厚。以此之故，在辽朝存在之时，西夏与女真人素无往来。公元1115年，金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一举歼灭辽国。这时，西夏一方面笃守对辽国的情义，“不谕终始，为难相救”，^[27]另一方面，也想以救辽为契机，从辽国获取疆土，欲将自己的疆域扩展到黄河以东。于是派李良辅领兵救辽，与金军在天德军境内野谷一带鏖战，结果，3万夏军“败之几尽”。野谷战败，使西夏认识到金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于是改变原来对外政策，弃辽附金。

夏金交好之初，即从夏元德四年（1122年）至大庆元年（1140年）的18年中，双方关系相当微妙。由于双方互不信任，加之西夏对金是阳奉阴违，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所难免。夏金之间的真正友好关系，主要是在仁孝与纯祐统治时期，也就是金熙宗、金世宗、金章宗在位之时。这种友好关系的突出反映就是夏金双方的交聘活动。史谓：“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来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28]此说虽有饰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

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必将带来文化上的交流。在辽朝覆亡后，女真人入居中原，宋室南渡，于是，金朝和西夏成了近邻。西夏于天盛六年（1154年）派使臣到金朝购买儒学和佛教书籍，《金史》记载：“九月辛亥朔，夏使谢恩，切请市儒、释书。”^[29]所购佛书为何种类，史无详载。是时，金朝正在解州天宁寺雕造汉文大藏经《赵城藏》。此经开雕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毕工于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西夏去购书时尚未完工，因此，西夏所购佛书当非《赵城藏》。

大藏经的雕印是金代佛教事业中的一件盛事。金版大藏经是由私人集资雕印的，潞州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感动了许多善男信女，共同捐献钱物，在解州天宁寺雕印。大定十八年（1178年），由崔法珍将印好的大藏经进于朝廷，朝廷命圣安寺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大定二十年（1180年），将经版运抵京师，收藏于弘法寺。元朝初年又有补刻。金版大藏经共收佛典六千九百余卷，因最初发现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又称《赵城藏》。西夏向来重视佛教书籍的购买，从宋得到《开宝藏》，由辽得到《契丹藏》。自元昊称帝（1038年）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此后，又以《契丹藏》为底本对西夏文大藏经进行校勘。对金朝雕刻的规模宏大的大藏经，西夏人自然也会尽早得到。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西夏对《赵城藏》的购进当在大定二十年之后不久。

金代除中央机构刻印出版书籍外，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又形成了出版中心。这里有专门刻书机构，出版了很多精美的书籍。金朝的刻印中心平阳距西夏很近，两国来往密切。黑水城还出土有平阳姬家雕印的《四美图》，绘画高超，刊刻精细。此外，黑水城还出土有金朝的杂剧本《刘知远诸宫调》、《六壬课秘诀》、《新雕文酒清话》以及佛经《南华真经》、《心经注》、《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三十五佛名经》等。^[30]

在官方交往之外，夏金民间也存在着宗教往来关系。1989年至1990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修复贺兰县濒临倒塌的宏佛塔时发现了大量的佛画、佛经残片和其他西夏文物。其中，在天宫发现幡带一条，正面由上至下用墨楷书发愿文：

镇戎州张义堡第壹佰柒指挥第壹社赵仲，本家人等，同启心愿，自办清财，施幡壹合。谨奉献上。^[31]

愿文文字清晰，除第一字仅留残笔外，其余37字均保存完好。残缺的第一字经孙继民先生考证，知为“镇”字，^[32]复核《中国建筑·西夏佛塔》所刊清晰照片^[33]，由残笔可以确定此拟补是毋庸置疑的。

镇戎州归金凤翔路所辖，《金史》卷26《地理志下》载：

镇戎州，下，刺史。本镇戎军，大定二十二年为州，二十七年来属。户一万四百四十七。县二、堡三、寨八：

东山本东山寨。

三川本三川寨。堡三彭阳、乾兴、开远。寨八天圣、飞泉、熙宁、灵平、通峡、荡羌、九羊、张义。

其中的张义寨，亦即愿文中的张义堡，是镇戎州八寨之一。由“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为州”一语，可定此文献之时代不早于1182年。从题记内容可知，幡带是金朝镇戎州张义堡（寨）赵仲一家为某一宗教活动而施舍的，后来宏佛塔兴建，作为供养物而被置于天宫。是证西夏与金朝民间佛教界之往来。

由于西夏佛教的传播与普及，西夏的佛事活动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因西夏早期的文献资料较少，佛事活动多见于赎经、建寺、译经等，至于史书则很少涉及。至西夏中期以后，随着密宗的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兴盛，法事活动在佛教信仰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在这些法事活动中，散施佛经于信众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在西夏这样一个地域促狭、人口较少的王朝，印经数量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这么多佛经，肯定要耗费大量的纸张，也势必造成西夏用纸的紧缺。为缓解用纸的压力，西夏常从邻国利用各种手段获取纸张，如黑水城出土文书里面，就发现有大量的宋朝纸张，正面是宋朝的各类文书，背面多是西夏文、汉文佛经以及各类文书。同时，在《俄藏黑水城文献》里，发现有三件编号分别为A32、Инв.No.4484、Инв.No.5176的金写本文书，其中Инв.No.4484号文书《毛克下正军编册》，背为西夏文写本佛教禅宗文献；Инв.No.5176号文书，《俄藏黑水城文献》将其定为西夏写本，据考，其实应为金写本。^[34]此文书背面为西夏文写本《梵语金刚王乘典触》。

西夏与金朝虽能长期友好相处，仅在自金太宗至章宗在位的80余年间曾发生过三次比较严重的对峙。第一次夏金对峙发生在海陵王完颜亮正隆末年（1160年）。完颜亮弑熙宗自立后，遭到西夏仁孝皇帝的责难，由此产生矛盾。同时完颜亮自恃武力强盛，扩军备战，发动了对宋的战争，还企图以兵定夏国。期间，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至金世宗时，双方才正式恢复和好。

夏金第二次对峙发生在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诱因是金朝对西夏使者态度比较蛮横，仁孝皇帝盛怒之下，发兵攻打金朝的边境地区。金朝对西夏一系列的军事进攻采取理智、忍让的态度，除要求西夏严惩肇事者外，并没有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因此，在夏仁宗仁孝死后，纯祐即位，夏金关系又重新归于和好。

夏金第三次对峙是在金大安元年（1209年），此时蒙古军再次攻入西夏，夏主安全遣使至金求援。然而，昏庸的卫绍王却拒绝出兵援助。这使本已积怨甚深的夏金矛盾白炽化，终于爆发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金交战期间，曾发生过三次耐人寻味的事例。

其一，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九月，西夏遣将蒲鲁合野来攻麟州，至宕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禄东贺者，密与之通。番僧谛剌者，约日为应。兵与战，禄东贺从中而叛，与西夏兵首尾夹击之，师熸。戊子，麟州城险，夏人掳金帛而去。”^[35]

其二，光定四年（1214年），西夏右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以书信约宋夹攻金朝，派去联络的，是蕃僧减波把波，他带着蜡丸书，前往西和州的宕昌寨进行联络。^[36]

其三，光定十二年（1222年），金、夏大通城之战，则是金宣宗利用河西蕃部僧人入城为内应而取得了胜利。^[37]

上面三个典型事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使用僧人作为使者或内应。类似情况，早在西夏与北宋、辽对峙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北宋知清涧事种世衡派僧人王光信潜入西夏行反间计，以蜡丸书送交西夏大将野利旺荣，使元昊产生怀疑，终于杀掉旺荣。^[38]北宋知渭州王韶、总管葛怀敏也曾使僧人法淳持书信前往西夏活动。^[39]

这些现象，庶几乎可以确定，西夏与辽、宋、金作战时，喜以僧人为使者或内应。那么，双方在战争中为什么频繁采取这种手段，而且屡试不爽呢？据笔者推断，僧人似乎有一种特权，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出入两国边界较常人相对自由一些。作为使者或内应的僧人固然是战争中的一分子，然而，他们毕竟只是战争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更多僧人却没有参与战争，他们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来维系着两国之间的交往。

文化间的交流是双向的，但综观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西夏往往是受者，输入的远远多于输出。辽朝的《契丹藏》被用作校勘佛经的底本，金朝的《赵城藏》也极有可能被列入所购买的儒、释书籍之中。不唯如此，辽、金私人编撰的或地方出版的佛教书籍，也都受到西夏佛教徒的重视。西夏人积极学习各民族佛教文化，以容纳百川之气概，借鉴周边各民族之优秀文化成果，汲取其精华，以充实、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使西夏佛教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辽人甚至一度把西夏看做是佛教圣地。相比之下，金朝却绝少从西夏输入佛教方面的东西，倒是佛教信仰浓厚的西夏往往因与宋朝佛教界联系不畅而把金朝看作汉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一个中心，不断从中吸取营养。

【注释】

[1]杨富学、邓浩：《略论辽朝的西疆经略》，《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4期，第107～111页。

[2]《辽史》卷22《道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7页。

[3]《辽史》卷26《道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8页。

[4]杨富学：《回鹘文化影响契丹的点点滴滴》，《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0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8页。

[5]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94页；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6]《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7]［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www.daowen.com)

[8]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70页。

[9]［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2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10]《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11]《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0页。

[1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13]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14]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83页。

[15]［辽］法悟：《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序》，《卍续藏经》第72册，第831页。

[16]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图版肆柒（2）。

[17]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第95页。

[18]［宋］沈括著，侯真平校点：《梦溪笔谈》卷15，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13页。

[19]Л.Н.Меньшиков，Описаниекитайскойчастиколлекциииз Хара-хото，Москва，1984（［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科孜洛夫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吴其昱：《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第73～82页；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84～95页；荣新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4～549页。

[2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6页；《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2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第4册，第237页；《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第69页。

[23]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辽刊本につぃて》，《汲古》第43号，2003年6月，第23页。

[24]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第89页。

[25]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辽刊本につぃて》，《汲古》第43号，2003年6月，第24页。

[26]张郁：《呼和浩特郊区辽代废墟佛寺揭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第75～79页。

[27]《金史》卷134《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5页。

[28]《金史》卷134《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7页。

[29]《金史》卷60《交聘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08页。

[30]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31]余存海、何继英：《贺兰县宏佛塔》，雷润泽主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32]孙继民：《宁夏宏佛塔所出幡带汉文题记考释》，《西夏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8～119页。

[33]雷润泽主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图版84。

[34]杨浣：《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7～144页。

[35]［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0页。

[36]《宋史》卷486《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7页。

[37]［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41，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87页。

[38]《宋史》卷335《种世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43～10744页。

[39]《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