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是916～1125年间雄踞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辽太祖建国之始，便大规模地展开了向西拓展疆土的军事征伐活动，并积极经略西疆。[1]辽之声威远及西亚乃至更远，草原丝绸之路再度兴盛。
辽朝通往西方的道路即草原丝绸之路大致有南北两条。其南部的一条，即由辽上京（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或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出发，向西南经鸳鸯泊（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至多伦（锡林郭勒盟东南部）；或由辽南京（今北京市）出发向西北至多伦，过辽西京（山西大同市），再沿阴山向西，过居延，穿越西夏，经高昌进入中亚、西亚；北部的一条则自上京出发，向西北经今蒙古乌兰巴托、新疆哈密、吐鲁番，进入中亚、西亚。因此，辽和西夏两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即蒙古高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同时，两国也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李继迁自公元982年叛宋自立以来，与宋交锋，屡吃败仗，后来继迁归附辽朝，势力逐渐壮大。辽朝先后将义成公主、兴平公主、成安公主分别下嫁给继迁及其后人元昊与乾顺，从而密切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及至辽朝灭亡之际，西夏积极派兵援助，天祚帝逃难时，处境极为艰难，乾顺又派大臣曹价问候起居，并馈赠粮饷。
西夏与辽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关系。辽咸雍三年（1067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2]辽寿昌元年（1095年）“十一月……夏国进贝多叶佛经”。[3]西夏频繁向辽朝进贡，唯独这两次进贡与佛教有关，其意如何？笔者认为：“此举当非西夏统治者独出心裁，而应当是为响应辽朝统治者的要求而为。若此推测不误，则足证辽国朝野对回鹘佛教及僧侣的推崇。”[4]西夏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与回鹘联系较辽更为便利，况且西夏在翻译西夏文大藏经时，回鹘僧人充当了重要的角色。[5]想必辽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急于得到回鹘僧为自己所用。
西夏统治者积极扶持佛教，元昊本人就“晓浮图学”[6]。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高台寺。史载：
曩霄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至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7](www.daowen.com)
元昊之后的历代皇帝，都积极推进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西夏皇室为推动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采取了多种措施，一部分佛经由皇室刻印，并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撰写发愿文或序言就是其中的一种。目前所能见到的以西夏皇帝、皇太后名义撰写的施经发愿文、佛经序等，据统计至少有17件，“一个朝代有这样多的御制佛经发愿文和序言，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8]正是由于西夏统治者的重视，才使得西夏文大藏经的完成仅历时53年。随后，西夏境内出现了抄经、印经繁盛，僧人众多，佛刹遍地的景象。
西夏佛教的繁荣，致使辽朝频繁入夏朝拜佛塔。史载：“辽国数年来，岁常三四以礼拜佛塔为名，假道兴州，窥阙径路。”[9]无独有偶，类似的事件在西夏与宋朝的佛教文化交流中也曾产生过。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上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欲窥河东东路。”[10]对两个事件稍加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如出一辙。这又使得笔者想起另外一个事件，即：宋景德四年（1007年），德明母罔氏死，下葬时，德明要求到五台山修供十寺，宋遣阁门祈侯袁瑀为祭使护送所供物品至五台山。[11]五台山为宋朝北部的佛教中心。西夏初期，其境内尚没有出现与五台山相媲美的佛教中心，五台山自然也成了西夏人眼中的佛教圣地。同样的道理，由于西夏佛教的繁荣，在辽人眼里西夏境内的佛塔便是他们向往的圣地。
仁孝时期，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校勘佛经。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明确提出进行过校勘的，大多属于仁孝时期。在仁孝之前，大藏经的主要部分已经陆续译成西夏文，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译文尚有各种不足之处，仁孝遂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西夏文大藏经的整理与校勘上。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提到“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12]这里的“护城皇帝”即“西夏仁宗皇帝仁孝”，[13]“南经”当指北宋的《开宝藏》，“北经”当指辽刻《契丹藏》。亦有人认为这里的“北经”指的是金刻《赵城藏》。其实不然，因为西夏以西朝自居，称宋为南朝，辽为北朝。如是，则“北经”自然指1062年刻印的《契丹藏》。这条珍贵的史料真实地印证了西夏与辽朝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事实。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中收有两件佛教文献，编号分别为TK-79.2和TK-80.2，原定名为《龙论》，即“龙树所造论”的简称。这两件实为同一残本，共计98页。据考，此写本非《龙论》，实为辽僧法悟所著《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2中的内容。[14]辽代佛教最为盛行的学说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由于受华严和密宗思想的影响，《释摩诃衍论》在辽代受到高度重视。据称，辽道宗皇帝耶律洪基“备究于群经而尤精于此论”，[15]并命法悟等造疏作注，从而在辽代形成了《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法悟以华严宗的观点来解释《释摩诃衍论》，自然受到普遍关注。西夏是一个善于借鉴外来文化的民族，广泛各族文化精华，以充实自己的民族文化。辽代出现一个这么普遍受人关注的佛经注疏，西夏不会充耳不闻。如是，法悟此作之传入西夏，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收编号为F64：W1的文书，原定名为“某辞书残页”。[16]细究之，可以确定当出自辽代僧人希麟编集的《续一切经音义》卷6，是对《无量寿如来念诵修观行仪轨》的音义注释。[17]“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18]因此中原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闻《续一切经音义》的存在，故而学者著述中也无征引。辽朝“书禁”主要针对宋朝，故《续一切经音义》得以传至西夏。
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写本研究所收藏的所谓的“敦煌文献”（编号Ф.或Дх.）中，混入了一些原本是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考察队从黑水城带回的汉文文献。这些文献中有部分已经被主持编纂俄藏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目录工作的孟列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先生甄别出来，[19]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其中个别文献原本来自黑水城。[20]在这些文献中，有一些应来自辽朝。如Ф.123A《增一阿含经》为一刻本，卷前扉画护法神王像。[21]从版式和刻工之细致度之，应当是黑水城文献。Ф.204A《增一阿含经》同为一刻本，版式与Ф.123A《增一阿含经》相同，应当是一个印本的不同残片，同样来自黑水城。[22]竺沙雅章考证认为，二者其实是辽刻《契丹藏》之残片。[23]此外，Ф.317《佛说长阿含经》卷5亦为一刻本，府宪展疑之为黑水城文献。[24]竺沙雅章认为此文献同样是辽刻《契丹藏》之残片。[25]
1959年夏在呼和浩特东郊黄合少乡二十家子西滩大黑河南岸，配合水利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了一处辽代佛寺废墟。在遗址中发现了宋钱“皇宋通宝”、“景祐元宝”各一枚，金“正隆元宝”一枚，尤为珍贵的是在废墟的下层还发现了西夏文“天祐宝钱”一枚。[26]“天祐宝钱”不多见，应为谅祚或乾顺时铸造的钱币。这枚西夏钱币在辽代佛寺废墟中出土，很有可能是西夏僧人来此留下的遗物，从而引证西夏与辽朝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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