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心柱窟，在形制上渊源于印度的支提窟，但又有它本身的特点。印度支提窟，平面为狭长的马蹄形，后部凿出圆形覆钵塔。塔的四周形成通道。窟内左右及后部凿有列柱。而中国的中心柱窟的柱体，则多为方柱形，并且其顶端连于窟顶，形制已与印度支提窟不尽相同。然而，就其窟内立塔或凿有中心柱可供僧人绕行礼拜这一特点而言，在形制上属于同一类，乃是毫无疑问的。
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在形制上又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主室平面近于方形或长方形，主室后壁正中凿龛。在主室后壁左右两侧的下部，向内凿出与主室侧壁方向一致的甬道，左、右甬道内端相连，形成与主室后壁平行的后甬道。有的洞窟将后甬道加高，形成后室。左、右甬道与后室，构成可供绕行礼拜的通道。甬道和后室的顶部，多为拱券形。从后室和甬道的高度看，都明显低于主室，这与内地的中心柱窟不同。主室、甬道及后室顶部多作拱圈形，也为内地石窟所少见，而上述这些特点在龟兹地区石窟中则是屡见不鲜的。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龟兹式中心柱窟。(www.daowen.com)
瓜州东千佛洞第2、4、5、7窟均为中心柱窟，形制也基本一样，都是单室窟，平面为长方形，分前后两部分，后部安置中心柱，但又不同于莫高窟直通到顶的中心柱，而只是侧壁、后壁凿出可以绕柱右旋的甬道。这种洞窟的形制大约在公元4、5世纪时形成于西域龟兹境内，后来西魏、北齐和高昌回鹘时期也先后流行过这种窟型，龟兹境内中心柱后面往往画涅槃像或涅槃经变。东千佛洞亦有同样安排。[11]这在河西地区并不多见。虽然敦煌莫高窟唐代圣历元年（698年）第332窟及唐代第39窟亦将涅槃像安置在中心柱后面，但两者窟型相差甚远。西夏时期东千佛洞再现龟兹样式的窟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2]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瓜州东千佛洞第4、5、7窟主室前部为穹窿顶，这种窟型在莫高窟亦不多见，而高昌石窟中则有很多。吾人固知，西夏佛教文化多数是从中原、吐蕃和西域各国输入，回鹘僧人常受到西夏统治者的礼遇和重视，有的还被奉为国师，西夏时期的这种石窟形制和绘画形式，或许是受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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