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双头佛瑞像与供养菩萨行列

双头佛，亦称分身佛。印度犍驮逻国都城一大佛塔石阶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现两身；从胸已下，合为一体”。原来一作佣工的贫者，得一金钱愿造佛像，请画工绘如来妙相。后又有一人持一金钱求画佛像。画工只画一像。二贫人同日俱来，画工指一像告知二人，说此是你们的像。此时“像现灵异，分身交影，广相照著。二人悦服，心信欢喜”。^[4]

克孜尔石窟被称为背兜者窟中发现有双头佛雕，此尊双头立佛，被绘于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木板长257毫米，宽74毫米，厚5毫米，时代为公元7世纪后期。佛陀以三道弯姿态站在一个莲花座台上。有双头，一个身体轮廓，四臂，两腿。两头从一双颈上出现，每个头各有其脖皱。头顶有螺髻，颜色呈暗蓝色。脸庞是圆形的。眉间白毫痕迹可见，这两个头有一个耳朵为共有。左头的面部被削掉了。鼻子是用平行线表示，右边的嘴巴被毁，左边的嘴则较小，面部特征是用黑色轮廓绘出。四只手臂分别从双肩及身体上长出，左侧的右臂垂下，左臂抬起；手执一个绿色托钵。右侧的双臂在肘处弯曲，以合掌式相连。佛的衣服包括圆筒形僧伽梨及郁多罗僧伽。除了半截袖子及领子外，衣服的颜色和僧伽梨一样。袖子的边及领子都绘成白色。线条饰成黑色，外套成暗蓝色。领子以下到小腿处的衣服绘得和常见的僧伽梨没有什么两样。小腿部分及双脚均可看见。脚踩的莲花台中央是红色和白色。花瓣是蓝色，黑边。^[5]

图3　高昌故城出土幡画双头佛瑞像

勒柯克著《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载有一双头佛瑞像，麻布幡画，高47.5厘米，宽28厘米（图3）。据该书描述，时代为高昌回鹘时期，出自高昌故城。画面上绘一站在莲花上的双头佛，两者在上体部分完全分离，而到了膝盖部分又合为一体，最后只有一双脚。背光为二人共有，蓝色镶黑边；头光也是共有的，内部为白色，外圈依次为黄、蓝、黄三色。左侧的佛低头看着那祈祷的妇女，左手捧着黑色佛钵，右手持一杆，杆的上端在头光中，但看不清何物，外衣为白色，大约在膝盖处露出了两人共穿的蓝色内衣边。在这件内衣里边，另有一件白色内衣，长至脚踝。外衣以红色晕染。这个佛像左肩后的第二个佛像，身穿白色外衣，以蓝色和紫色晕染。他的右手画成了红色，位于前一个佛像的肩头下方，但看不清是什么姿势。左手伸出于背光之上，作说法（？）状。佛幡三角形上的画面已无法辨认。在背光上部，尚能相当清楚地看到三角形下沿的装饰边，以及锯齿形图案，在头光处被遮盖住了。双头佛左侧有个模糊不清的人物，看来是个跪着的回鹘妇女。头戴黑色头饰，还可看出尖顶帽上像一团火一样的装饰物，以及绘有交叉线条的白色衣服。右侧似乎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人物。^[6]

早年俄人自黑水城掘走的西夏艺术品中就有一尊双头佛瑞像，此像高62厘米。佛身披袈裟，肩上有两佛头，头向左右下方少垂，头顶有螺髻，佛面丰满慈祥，气度非凡，肩下有四臂，两臂在胸前合十，另两臂向左右下方伸展，虽是双头四臂的特殊人物造型，但身形自然，显得可亲可近。现存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图4）

此外，双头佛也在甘肃瓜州东千佛洞西夏壁画（图5）及敦煌莫高窟第72、231、237窟（图6）中出现过。^[7]四川巴中摩崖造像群中83号龛三佛中的中间佛，亦为双头，袈裟反披，偏袒左肩。

(www.daowen.com)

图4　高西夏黑水城出土彩塑双头像瑞像

目前所知双头佛造像有以上8例，它们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值得深思。孟凡人先生认为高昌故城发现的双头佛瑞像绢画，与黑水城西夏双身佛像极为相近，表明两者在佛教艺术方面可能有一定关系。^[8]事实确否如此，需要进一步比对，克孜尔与高昌发现的双头佛皆有一手托钵，有头光，眼神颇类，但高昌的双头佛自膝盖以上有两个身体，其他佛像皆自脖颈处分出两头迥异。高昌与瓜州东千佛洞的双头佛左右两侧都有世俗供养人或敬奉者，且均有头光与身光，遗憾的是瓜州东千佛洞双头佛漫漶不清，很难分辨其手势。西夏黑水城与莫高窟双头像有相同的手势，即一双手合十于胸前，另两只手自然下垂。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前引《大唐西域记》卷2的记载可知，玄奘在印度犍驮逻国都城即见到过双头佛瑞像，而莫高窟第237窟双头佛瑞像右上方有“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则知其像发端于于阗。至此，我们可推测印度的双头佛瑞像传入于阗后，分两路传播：一传龟兹克孜尔——高昌——瓜州东千佛洞；另一路直接传敦煌，再传西夏黑水城。简言之，高昌的双头佛造像有可能影响到瓜州东千佛洞，而非孟凡人先生所推测的，高昌的双头佛造像与西夏黑水城双头佛塑像相近。

图5　瓜州东千佛洞双头佛瑞像

图6　莫高窟第237窟双头佛瑞像

西夏早期和中期，流行绘制供养菩萨，一般绘在甬道南北两侧壁，主室东壁甬道内口两壁，或者主室四壁下段。如莫高窟16号窟甬道南壁和北壁、328窟东壁北侧、400窟西壁南侧等，^[9]皆绘有供养菩萨。多成列队式群像，或手持鲜花，或手执香炉，或双手合十，均向着窟内主尊作供奉礼拜之状。这种造像形式向西传到了高昌地区。贾应逸先生把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分为四期，其中第四期，在内容或艺术风格上都受到西夏壁画的影响，如柏孜克里克39窟两侧壁圆形云纹内绘制文殊、普贤变，以及各七身供养菩萨行列的出现，一些图案花纹、幔垂、饰物的变化等。其时代大致在公元11世纪到公元12世纪。^[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