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回鹘文字、艺术、风习对西夏的影响

随着回鹘与西夏间联系的加强，相应地，回鹘文字在西夏境内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保护。西夏的国书为西夏文，系1036年野利仁荣遵元昊之命借鉴汉字而创建。其后，得到元昊不遗余力的推广。史载：

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告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学、汉学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学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学掌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45]

这一记载说明，西夏国中除使用西夏文、汉文外，还使用“西番、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西番即吐蕃文；而回鹘、张掖、交河所用文字，则应为回鹘文及其他行用于回鹘境内的文字，如摩尼文、福音体文等。1988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榆林窟第3窟中之后人补塑罗汉像实施临时性搬迁时，发现在彩塑底座后面有西夏时代绘制的经变画，书以回鹘文榜题。无疑，二者同为西夏人营造该窟时所为，有力地证明了回鹘文在西夏中的流行。此外，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回鹘语福音体文字残卷，则证明了回鹘福音体文字在西夏的行用。

更有意思的是，西夏文专家在整理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摹写了其中的几个，^[46]其实，被他释作“壹”之简化字和蒙古文的那些字，显然都是回鹘文，另外的字则是吐蕃文。尤有进者，在敦煌出土的西夏文遗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回鹘文字母作的注音。如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有一批张大千于敦煌搜集的西夏文佛经残卷，其中有数件西夏文佛经之行间即可见这种情况，既有写本也有刻本。在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是1949年前由敦煌当地文人任子宜收集的，既有写卷，也有刻本，其中的西夏文佛经上不仅在行间有回鹘文注音，而且还有用回鹘文书写的榜题或题记。更进一步证明了西夏用国字——西夏文时“仍以各国蕃字副之”的记载。

回鹘佛教艺术对西夏美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河西走廊诸石窟，如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中现存的西夏壁画看，西夏人开凿的洞窟基本上是一洞一种底色，多绘以石青、石绿，绘画基调呈冷色，但有时又以大红为底色，基调明显呈暖色；图案规矩而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回鹘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所致。回鹘人在绘制佛像时喜欢采用的编织纹、火焰纹、古钱纹及双重八瓣莲花纹、波状三瓣花卷草纹等，在西夏晚期的洞窟中都不时可以看到。西夏绘画之花纹边饰特别丰富，制作考究，既有荷花、牡丹、石榴、团球及忍冬等植物纹，也有龟背纹、连环纹、古钱纹、万字纹等形式不一的规矩纹，还有团龙、翔凤、卷云等有活动感的祥瑞纹，更有风格独特的波状卷草式云纹。这些纹饰简单朴素，色泽鲜艳，以大红大绿者居多。从纹样结构、编排方法到敷色、勾线、填绘等手法的运用，我们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的壁画以及木头沟、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等地出土的佛教艺术品中都可以看到。^[47]考虑到二者风格的接近、回鹘、西夏文化联系的密切，我们不难推想，西夏画风当受到回鹘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

在世俗文化方面，回鹘的服饰与装束也传到了西夏。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校长吉体》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48]高髻为回鹘妇女的发式。《新五代史·回鹘传》载：

［甘州回鹘］可汗常居楼。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裹之；既嫁，则加毡帽。^[49]

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葬出土了29幅彩绘木版画，在编号为4的五侍女中有4人即梳高髻，颇类回鹘发式。^[50]西夏妇女梳高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鹘习俗的影响。

西夏的民间工艺品也曾受到回鹘的影响。1997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关桥乡关桥村一位农民在耕作时发现西夏时期的红陶质鸟形陶模一块，阴模，长9.3厘米，宽5.3厘米，厚2.4厘米，为鸟的上半部模型，在脑门盖下有为的圆形双眼，细微的羽毛清晰可见，背部有羽毛和短平行斜线纹4行组成的翅膀，斜线互相交错，鸟尾用麦穗纹排列3行，羽纹非常清晰。这是一块以回鹘衽边装饰为题材的陶模，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51]

【注释】

[1]《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2]按《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载：“元和四年（809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遣使请改为回鹘。”兹据《通鉴考异》订正为贞元四年，请改名称者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

[3]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禹贡》第7卷第4期，1937年，第443～461页；刘义棠：《UIUR名称及其汉译演变考》，《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1～60页；苏北海《维吾尔族汉译名称源流考》，《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40～47页。

[4]《宋史》卷490《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5页。

[5]《辽史》卷14《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页。

[6]［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1，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辛未条。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1041年）夏四月甲申条。

[9]详细论证可参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18页及附录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

[10]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11]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35.121及44.14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46、590、461、599页。

[1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78页。

[13]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14]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15]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ゥイ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第2卷），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4页。

[16]冯家昇：《回鹘文契约二种》，《文物》1960年第6期，第32页。

[17]G.J.Ramstedt，Four Uigurian Documents，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Oosterhout 1969，p.5.

[18]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19]T.F.Carter，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1925，p.106.

[20]参见池田温：《吐鲁番古写本展解说》，东京朝日新闻社，1991年，No.15，松泽博解说。

[21]参见E.von Zach，Entzifferung des Turfan-Manuscriptes T.M.190des Berliner Museum für V9lkerkunde，Orientalische Literaturzei-tung，1928，_-Nr.11，S.952-954，Taf.1；孙伯君：《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瑜伽长者问经〉残片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30～31页。(www.daowen.com)

[22]图版刊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东京：国华社，1915年，“西域语文书”部分图版14～16；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京都：法藏馆，1961年，图版38～40。有关研究见西田龙雄：《西夏语と西夏文字》，《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别册·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京都：法藏馆，1961年，第451～456页。

[23]参见藤枝晃：《トルファン出土仫典の研究——高昌残影釈録》，京都：法藏馆，2005年，第265～266页，图版五一〇。

[24]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文物》1985年第8期，第57页；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图见吐鲁番博物馆编：《吐鲁番博物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图237。

[25]参见E.von Zach，Entzifferung des Turfan-Manuscriptes T.M.190des Berliner Museum fü rV9lkerkunde，Orientalische Literaturzei-tung，1928，Nr.11，S.952-954，Taf.1；孙伯君：《德藏吐鲁番所出西夏文〈瑜伽长者问经〉残片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30～31页。

[26]［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8引《宋史·夏国传》，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27]《西夏书事校证》卷19，第226页。

[2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29]［清］陈启仁辑：《闽中金石略》卷11（《石刻史料新编》1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3031页。

[30]《嘉靖宁夏新志》卷2载：“承天寺，在光华门内东北。夏谅祚所建。洪武初，一塔独存。庆靖王重修之，增创殿宇，怀王增毗卢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3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0页。

[3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66页。参见野村博，“西夏语译经史研究——西夏语文献（盗闻）ょりみた李元昊の译经事业にっぃて——”（I），《仏教史学研究》第19卷2号，1979年，第73页。

[33]风帝，文献中多作“风角城皇帝”，指元昊。参见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78页。

[34]《开宝藏》原收经1081部，5057卷，分为480帙。参见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58～173页。

[35]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6～337页。

[36]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第52页。

[37]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8～79页。

[3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39]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40]此外，在吐蕃统治敦煌期间（786～848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的不少僧侣在法号前也冠以姓氏，也应属特例，乃受吐蕃影响所致。

[41]［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义解》，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1页。

[4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3《译经下》论曰：“复恨支、竺所译，文制古质，未尽善美。”径以支、竺指代来自月氏、天竺的佛僧。

[43]冯承钧：《再说龟兹白姓》，《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65页。

[44]《宋史》卷490《龟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3页。

[45]［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12，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6～147页。文中的“蕃学院”、“汉学院”，原书作“蕃字院”、“汉字院”，今依聂鸿音考证改。见其所著《“蕃汉二字院”辨证》，载《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第68～69页。

[46]［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86页。

[47]A.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9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 1913；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贾应逸：《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特色》，《新疆艺术》1989年第1期；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等。

[48]［元］马祖常著，李淑毅点校：《石田先生文集》卷5，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49]《新五代史》卷74《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6页。

[50]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墓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第63～66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204页。

[51]李进兴：《西夏陶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