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

就在西夏以风卷残云之势征服、并吞甘州回鹘之际，回鹘文化却也在人们的自觉与不自觉中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对西夏的征服。由于回鹘文化水平远比征服者为高，故被征服的回鹘人却很快变成了征服者西夏人的老师。这种情况与历史上鲜卑、蒙古、满族等入主中原却被中原文化同化何其似也。

回鹘人在文化上对西夏的征服是从佛教开始的。西夏统治者早在立国之前就非常注意向周边民族（如汉、回鹘、吐蕃）的先进文化学习，并皈依了佛教。其第一代君主元昊（1038～1048年在位）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他当政期间，努力扩大佛教的影响，多次向宋朝乞请《大藏经》。1034年，宋刻《开宝藏》传入西夏，元昊遂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特为之建寺供奉，以为译场：

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东……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26]

从记载可知，元昊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047年曾于都城东5里处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高台寺，广泛延纳回鹘僧人讲经说法，并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遗憾的是，该寺后为黄河水冲毁，早已荡然无存。今人于银川东一高土台处发现有不少西夏时代的砖、瓦等建筑材料。此地抑或为高台寺旧遗，亦未可知。

元昊殁后，西夏佛教继续发展。夏毅宗谅祚（1048～1068年在位）生母没藏氏虔信佛教。史载：

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27]

承天寺的规模似乎比高台寺还要大一些，先后动用“兵民数万”。根据当时人所撰《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碣铭》的描述，史金波先生将其兴建时间考订在天祐垂圣元年（1050年）三月至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十月前后之间，历时五年半。^[28]可以信从。该寺在元代香火仍盛，著名回鹘航海家亦黑迷失于延祐三年（1316年）给全国一百大寺看经布施时，“宁夏路番众承天寺”即名列其中。^[29]同时见列的还有“宁夏汉家寺”。说明承天寺当时仍为番人（即西夏遗民）的寺院。该寺遗址尚存，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所在地，存留有著名的承天寺塔（明清时期修复过）。^[30]

上述记载表明，元昊、谅祚父子统治时期，西夏佛教发展甚速。宋朝于1031至1073年间曾先后6次给西夏颁赐《大藏经》，其中4次都发生在元昊、谅祚时期。由于当时仅有《开宝藏》刻印出来，故宋朝6次所颁均为《开宝藏》无疑。为储存这些经藏，西夏统治者先后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高台寺和承天寺，并组织回鹘高僧于寺内展开翻译活动。

回鹘历史悠久，先游牧于蒙古草原，后定居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带，故其文化兼有草原型与农业型的双重属性。这一特点使其在中原农业文明向北方草原文明的传播过程中常常可起到媒介与津梁作用。自唐以来，因受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回鹘文化取得长足发展，佛教昌盛，译经众多（尽管未形成《回鹘文大藏经》），并得其要旨，加上回鹘文化比起汉文化更容易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接受，故其高僧受到西夏、契丹乃至以后蒙古统治者的推崇。

这些回鹘僧人一方面为西夏王室讲经说法，一方面致力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从西夏统治者皇太后偕皇帝常临寺听回鹘僧人讲经一事看，当时的回鹘高僧在西夏佛教界所拥有的地位当是至高无上的。从西夏文文献看，大凡有皇帝莅临的法事活动，其主持者一般都拥有帝师或国师头衔，而元昊、谅祚时期西夏只有国师而无帝师（帝师在西夏的出现当在夏末仁宗时期）^[31]之设，以理度之，这些回鹘僧的首领应具有国师之位。通过对西夏佛教文献的进一步检阅，这些国师的身份乃得更为明了。

首先是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印本。文献末尾附有撰写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的发愿文，首先叙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初兴与盛行，经典的翻译与流传，以及“三武灭法”对佛教的迫害等一系列史实，继之讲述了佛教在西夏的流布，以及佛经的翻译情况。载曰：

夏国风帝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三十二人为头，令依蕃译。民安元年，五十三岁，国中先后大小三乘半满教及传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32]

其中的“风帝”即西夏王元昊；^[33]戊寅年为1038年（即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说明元昊在称帝之初便开始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其时比1047年高台寺的建成尚早9年。从是年至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历时53年，终于用西夏文译完了从《开宝藏》中拣选出来的经典820部，3579卷，分装入362帙中。^[34]主持翻译工作的是以国师白法信及其后继者智光等32人为首的一大批人。白法信以国师身份从一开始便参与了译经工作。在他去世后，智光继承了他的国师位及未竟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另一件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印本中，卷首附有一幅木刻版译经图。图中央绘高僧像一身，为主译人，在整幅画卷中图像最大，头部长方形榜题框内有西夏文题名“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两侧绘助译僧侣十六人，后排绘听法俗人八身。在译经图的下部，又绘比较高大的男女画像各一身，分别用西夏文题“母梁氏皇太后”和“子明盛皇帝”。^[35]

同一位被称为“安全国师”的白智光，其名又可见于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文献《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序言中：(www.daowen.com)

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即惠宗秉常）、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文华明，天上星月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36]

这里出现了“智光”和“白智光”两个名字。考虑到二者的身份均为国师，且都在西夏之佛经翻译事业中充当重要角色，活动时代也主要在1037至1090年间，可见二者实为同一人。如序言所称，他翻译的经典文字优美，表达准确，如“星月闪闪”，光华耀眼，故而在西夏文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么，上述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白法信、白智光两位国师会不会就是上文所述的回鹘高僧呢？窃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从事的法事活动，尤其是白智光与回鹘僧讲经说法时都有皇太后与皇帝亲聆教诲的场景，使人不由地会作出如此联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两位国师的回鹘人身份。

对白法信、白智光民族成分的确认，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史金波先生在80年代初译释上述文献时未论及族属问题，经过数年的深思熟虑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二人的族属，认为他们都是来自西域的回鹘人，^[37]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法信、白智光二位著名的译经大师可能是西夏回鹘僧人的代表人物。”^[38]此说对西夏、回鹘佛教关系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故影从者众。只是有人在引用时径直省去了“可能”二字，显得有失谨严。

从姓氏看，白法信和白智光肯定不是党项人。西夏国时期，党项人无以白为姓者。蒙元时代，西夏遗民散布各地，有许多人改行汉姓，但也未闻有以白为姓者。那么，他们会不会是汉人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展开汗牛充栋的中国佛教史册，稀见汉族和尚俗姓与法号共用。法号的取用本身就意味着与俗姓的决裂。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早期汉僧，如三国曹魏时被称为“中国出家人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的朱士行。^[39]由于当时受戒体例尚未完备，故朱士行没有法号，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少有的例外。^[40]东晋道安为增进佛僧的认同意识，首倡以“释”为姓，得到响应，“遂为永式”。^[41]惟来自外国或西域者可有所变通。中原人士为甄别外来僧侣，常以国籍命姓，冠于法号前，如来自印度五天竺者，法号前常冠以“竺”，如竺法兰、竺佛念、竺法雅、竺法乘、竺法义、竺佛调等；来自西域安国者，常以“安”为姓，如安玄、安世高等；来自西域康国者则以“康”为姓，如康僧会、康僧渊、康僧铠、康法朗等；来自印度贵霜国者，则以支或竺命姓，前者表示其为月氏（又作月支）人，后者表示来自天竺。^[42]有的仅用支字，如支娄迦谶、支昙籥、支谦等，有的支、竺共用，如支法护又称竺法护，支佛图澄又称竺佛图澄；而来自龟兹者，则常以其王家姓氏白/帛为姓，如帛尸黎蜜多罗、白延（或帛延）、帛法矩等。

其中，龟兹白/帛姓尤当注意。自汉至唐700年间，白姓一直是龟兹的大姓。白者，有的史书又写作帛，如《高僧传》及《晋书》之《鸠摩罗什传》中提到的龟兹王白纯，在《晋书·吕光载记》中又被写作帛纯即为明证。据考，白、帛者，均为梵语puspa的音译，意为“云华”。^[43]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汉人在称呼外来僧人时，既有以姓氏与法号并称者，也有只呼法号者，如竺/支法护，常略称法护；竺/支佛图澄呢，则更是以法号行，称姓者反而稀见，这又为白智光何以又被略作智光的问题提供了最佳脚注。

这些说明，白法信和白智光都是来自龟兹的高僧。

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控中西交通的咽喉，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早在3世纪时即已在此地生根开花。4世纪时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住王新寺宣扬大乘教义，龟兹佛教臻至极盛。《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僧人也很多，《出三藏记集·鸠摩罗什传》谓“龟兹僧一万余人”。可窥佛教兴盛之一斑。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龟兹入于回鹘，成为高昌回鹘境内之大都会之一。但《宋史》在《高昌传》之外另列《龟兹传》，称：“龟兹本回鹘别种……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44]西州回鹘即高昌回鹘，龟兹受其辖，但何以出现如此混乱的称呼，抑或龟兹具有半独立地位所致也？无从考见。

从汉文史书的记载知，龟兹佛教在高昌回鹘统治时期持续发展，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龟兹地区诸石窟（如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其他佛教遗址中留存的为数众多的回鹘壁画、回鹘佛教遗物和回鹘文题记等，也都向我们昭示着那个时代龟兹回鹘佛教的繁荣。

当然，这里所谓的回鹘，并不一定非指由漠北迁出的回鹘人及其后裔不可。其实，作为游牧民族，漠北回鹘的人口并不是很多的。就目前蒙古高原的人口状况论，唐代回鹘的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0万。经过自然灾害的冲击和兵燹的摧残，人口下降在所难免，随后又因南下、西迁而离散。所以，当时由漠北迁入新疆的实际人口最多不会超过30万。在偌大的高昌回鹘王国，其居民大部分应是被征服的当地各族。如昔日繁盛的龟兹国消失后，其居民都哪里去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回鹘同化了，《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中出现的被称作“西州龟兹回纥白万进”的朝贡使者，就是见诸史册的最为明显的例证。其中，西州即高昌回鹘国；龟兹为地名；回纥为族称；白万进自应为回鹘化的龟兹人。由此我们可以推定，11世纪的龟兹僧侣白法信和白智光非回鹘莫属。由是，笔者认为，元昊时期在高台寺主持译经的回鹘僧，其实就是白法信；而谅祚时期在承天寺讲法的回鹘僧，最有可能就是白智光，同时也不排除是白法信的可能，因为我们无法确知白法信去世的年代。

如前文所言，由元昊发起的《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结集，至1090年时已基本完成，此后，尽管陆续还有所翻译，但已是强弩之末。以后西夏僧侣对《大藏经》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整理、校勘、抄写、刻印等方面。因为《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时间很紧迫，前后仅耗时53年，加上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故差错较多，后世不能不反复地予以校勘、纠正。从出土文献看，西夏晚期校勘《密咒圆因往生集》时，也有“西域之高僧”参加。结合当时西域的宗教状况，窃以为这些高僧也非回鹘人莫属。

总之，回鹘僧侣对《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形成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我国现存的汉、藏、满、蒙、傣和西夏六种文字《大藏经》中，《汉文大藏经》形成的时代最早，完成于983年，《西夏文大藏经》次之，完成于1090年，而其他几种文字大藏经的形成都是14世纪以后之事，都比《西夏文大藏经》要晚出两个多世纪以上，可见《西夏文大藏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重要，也由此可见回鹘高僧对西夏文化的贡献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