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回鹘与西夏之历史关系

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回鹘者，乃Uighur之古代译名，本义为“凝固、凝结”。该词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写法不同，南北朝时作乌护、乌纥或袁纥，隋作韦纥。大业年间（605～618年），以韦纥为首的铁勒诸部组成联盟，称作“回纥”。^[1]这是回纥/回鹘之名最早见诸史册。唐朝仍作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回纥首领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即回鹘汗国第四代可汗顿莫贺）向唐朝上表，请改“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2]获准。以后史书多以“回鹘”称之，直到宋代。蒙元时代，常被译作畏兀儿，有时又译做瑰古、乌鸽、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卫兀、外五、伟吾尔、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清代称为回子、缠回。1935年，始定名为维吾尔族。^[3]为便于叙述，本文除引用文献原文及特殊情况外，一般概称之为回鹘。

回鹘与西夏在西北历史上都影响甚大，但二者的接触，直到10世纪30年代以后才见诸史册。《旧五代史·党项传》载：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

当时，回鹘已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控制着丝绸之路河西段的贸易。而势力已迅速壮大起来的西夏触角也延伸到丝绸之路东端的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并劫掠甘州回鹘入中原的贡使，由此而受到了后唐明宗的严厉打击。

982年，李继迁起兵反宋，确立了南下中原必先取河西的战略方针，盘踞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的吐蕃和甘州的回鹘自然就成了西夏的首要目标。为结交北宋以共拒西夏，1001年甘州回鹘可汗禄胜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万通自言任本国枢密使。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4]得到宋真宗的赞许，曹万通被授予左神武大将军，回鹘联宋攻夏方略初告成功，以后又有吐蕃加入联盟，大大加强了回鹘反击西夏的力量与信心。于是，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多次给西夏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遏制了西夏西进的势头。

宋、回鹘、吐蕃联盟的存在使西夏如鲠在喉，压力巨大。为摆脱窘境，不得不向远在东北的辽朝示好，二者结为联盟。1008年，应西夏所请，辽出兵攻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剌里，抚慰而还”。^[5]看来辽并未全力以赴攻克甘州，而是虚晃一枪便匆匆撤军了。1015年，甘州回鹘再战西夏，从其手中收复了西夏刚从吐蕃那里攫取的经营河西的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但是，西夏的既定方针未变，从未放弃对河西的觊觎，韬光养晦，志在必得。经过10余年的养精蓄锐，终于在1028年寻得机会，以突袭战术一举攻克了甘州，回鹘“夜落隔归顺王仓促出奔，元昊置兵戍其地而还”。^[6]借其余威，西夏又乘胜从回鹘手中拿下了凉州，并以之作为经营河西的大本营。由于此时盘踞湟水的吐蕃势力还相当强大，为确保甘、凉的安全，西夏未敢乘胜西征而是集中兵力南下攻打吐蕃。1035年，后方已基本稳固的西夏始放开手脚，挥军西向，直取归义军统治下的肃（今甘肃省酒泉市）、瓜（今甘肃省瓜州县）、沙（今甘肃省敦煌市）三州。史载：

［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辛未，元昊］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7]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抵抗西夏军队的不是归义军势力而是回鹘，“举兵攻回纥”即其谓也。说明当时统治肃、瓜、沙的归义军势力已相当衰弱，回鹘势力却很强大，以致成为归义军政权抵抗西夏的中流砥柱。

西夏击败回鹘，占领肃、瓜、沙三州，并不意味着回鹘势力的消亡。相反，回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很强大，并有力量向西夏发起进攻。南宋李焘记载说：

［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甲申］徙秦凤路部署、知秦州、定国［军］留后曹琮为陕西路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副使……曹欲诱吐蕃犄角图贼（即西夏——引者），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上善琮策，故使副［陈］执中寻加步军副都指挥使。（原注：琮本传载此三事皆不得其时，今附见，更须考之。除步军副帅乃五月己巳，今附见）。^[8]

这一记载说明，当时沙州回鹘的势力是不可小觑的，他们在“镇国王子”的率领下与西夏展开斗争，并得到了北宋秦州知州曹琮的支持。既然有王子，就应有可汗。其实，在沙州回鹘朝贡宋朝的记录中就二度出现有可汗称号，即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和翌年二月的遣使人“沙州北亭可汗”。综合多种因素，我们认为，自1036年至11世纪60年代末，瓜、沙地区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是沙州回鹘王国而非西夏政权。^[9]

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相继灭亡后，河西完全成了西夏政权的一统天下。其遗民除部分出逃外，大多都沦为西夏的属民，回鹘—西夏的文化交流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故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写本《杂字》（编号为Дх.2825）“番姓名”中，我们就可看到“回纥”一名。^[10]这两个字相应的西夏文对音可译作“嵬恶”，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嵬”“恶”均被释作：“族姓回鹘之谓。”^[11]二文献对回鹘的定性明显有别，循名而责其实，该词抑或说明在西夏人眼中，回鹘既是族名，又是族姓？未可知也。无论如何，这一记载证明了西夏境内回鹘人的存在，且有相当的数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这样的规定：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观高低，当以番人为大……又番、汉、降汉、西番、回鹘共职者，官高低依番汉共职法行事。^[12]

这一记载表明，在西夏国境内有回鹘人，而且人数还不少，似乎仅次于番（西夏）、汉、西番（吐蕃），居第四位。

回鹘的农产品也传到西夏国中，前引《杂字》“果子部”中出现的“回纥瓜”^[13]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瓜应为前引胡峤《陷北记》中所提到的契丹所产“西瓜”，亦即来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哈密瓜。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瓜有可能不是直接来自回纥、契丹或中亚，而是从敦煌继承下来的。^[14]可备一说。

西夏虽未征服高昌回鹘，但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宋元时代新疆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西夏人入居。如俄国探险家科洛特克夫（N.N.Krotkov）于乌鲁木齐获得的一份回鹘文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编号为3Kr.39）即称，买主巴萨·托赫利尔（Basa ToYr6l）所买土地的四至，“西边是tangut的土地”。^[15]显然，tangut是一位土地所有者的名字。1953年，西北文物考察队在吐鲁番获回鹘文买卖奴隶字据，末尾有证人名tangut buqa。^[16]窃以为，这里的tangut也应为人名的一部分。Tangut者，即汉语所谓之唐古、唐兀，又译唐古特、唐忽特等，有时指党项人，有时又特指西夏国。(www.daowen.com)

而在有些文献中，tangut充当的是地名。如芬兰探险家马汉达（G.G.Mannerheim）搜集的一件家庭矛盾调解协议书称：“以前tü2iki在tangut、q6day无论欠债多少，toy6noY和bas6q6不负责，由tü2iki负责。”^[17]其中的q6day指的应为“汉地”，相应地，tangut就应是西夏了。说明高昌回鹘与西夏之间的民间交往还是频繁的。11世纪末成书的维吾尔族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也以专条对西夏作了简略的描述：

tangut唐古特。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紧靠着秦（“秦”是突厥—回鹘人对中国的称呼——引者）居住。他们自称自己的血统是阿拉伯。^[18]

可能是哈喇汗王朝与西夏相距遥远的缘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对西夏的描述不尽可靠，有道听途说之嫌，但仍不失为当时有价值的信息。

西夏人在高昌回鹘的活动，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残卷中也可得到印证。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T.F.Carter）早就提到，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印刷品中，除汉、回鹘、梵、藏和蒙古文外，还有西夏文印本遗物。^[19]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数量不少，现知者已有10余件，收藏于不同的机构，其中3件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分别为：

1.西夏文佛典及版刻佛画残片，编号MIK III 15（T Iα，TM187），25.8×5.5cm，存3行，每行19字，刻本，13-14世纪。高昌故城α遗址出土。

2.西夏文曼陀罗，编号MIK III 122（T II S），21.2×7.2cm。胜金口遗址出土。

3.西夏文曼陀罗，编号MIK III 123（T II Y 54），225.8×13cm，存5行。交河故城出土。^[20]

柏林民俗博物馆藏1件，木头沟出土，残片1叶，存12行，编号T.M.190，系《郁迦长者问经》之西夏文译本。^[21]

日本大谷探险队于吐峪沟发现的西夏文文书有3件，分别为：

1.西夏文佛经残片。23×35.4cm，册子本，较完整，中有2孔，存西夏文20行。

2.西夏文佛经残片。23×35cm，册子本，较完整，存西夏文20行。

3.西夏文佛经残片。23×35cm，册子本，较完整，存西夏文20行。^[22]

另外，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吐鲁番文书，其中有西夏文佛经1件。4.5×5.4cm，存4行16字，印本，其中有一阴文。^[23]

国内收藏的吐鲁番本西夏文写本数量不多，仅有3件，均收藏于吐鲁番博物馆藏，系1980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积沙时发现的，皆属12～13世纪之物。其中仅有编号为80TBI：804者已得到刊布，残存文字5行。^[24]这3件西夏文佛经残片从其字行排列不整齐、字体大小不均且墨色浓淡有别等因素看，它们很可能是泥活字印本。这些既是西夏人入居高昌的佐证，同时也是回鹘—西夏文化交流的结果。^[25]

德藏吐鲁番出土西夏文《郁伽长者问经》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