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夏之朝贡与榷场贸易

朝贡贸易和榷场贸易是西夏对外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

朝贡是中国古代封建礼法制度中的特有概念，杜佑说：“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16]进入朝贡体系的各诸侯、各藩属均要向天子履行朝觐和贡物的义务，天子应当以礼相待，并进行回赐。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封建礼法制度为纽带、以册封与朝贡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宗藩关系。虽然封建帝王们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政治意义，但客观上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贸易途径。贡物与回赐都是通过藩属国派出的朝贡使团来实现的，主旨在于完成双方宫廷之间的交换和贸易。与此同时，使团成员和随朝贡使团行动的商队则进行着规模更大的经贸活动，兼有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两种形式。这种经贸活动由宗主国认可并按一定程式进行，贸易使团直接深入宗主国内地与商民交易，经贸活动的范围广、价值大。由朝贡使团完成的贡与赐以及相关的经贸活动合并而为朝贡贸易。

西夏所需要的生活和文化用品、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等，通常都是通过朝贡贸易这个渠道获得。《宋史》卷485《夏国传》载：

乾兴元年，加纯诚功臣。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又遣阁门祗候赐冬服及颁《仪天具注历》。^[17]

特别是在其他贸易形式受禁止或限制时，可以合法进行的朝贡贸易就越发显得重要。除了宋朝，西夏与辽朝也存在着朝贡关系，《契丹国志》卷21《外国进贡礼物》有如下记述：

契丹每次回赐［新罗国］物件：犀玉腰带二条，细衣二袭，金涂鞍辔马二匹，素鞍辔马五匹，散马二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细绵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羊二百口，酒果子不定数。并命刺史已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国……西夏国贡进物件：细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蓉、砧甘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本国不论年岁，惟以八节贡献。契丹回赐除羊外，余并与新罗国同，惟玉带改为金带，劳赐人使亦同。^[18]

由于西夏盛产羊，所以与新罗国相比，契丹赐物，羊不在其数。对于西夏这样一个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国家而言，朝贡贸易不失为一条重要的经济来源，甚至影响整个王国的经济盛衰。由此，不难理解西夏对朝贡贸易的依附和重视程度了。

榷场贸易始兴于10世纪末，结束于13世纪后期，历经近三百年，是辽、宋、西夏、金政权在各自疆土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意为“专卖”、“专利”，即官府专卖，小民不得私自经营。《汉书·景十三王传》韦昭注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也。”因此，榷场的特点即是场地由官方指定，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双方交易者既有官方又有民商，民商必须纳税、交牙钱，领取证明文件方可入场交易。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贸易的商品种类、数量受官府严格控制，同时禁止榷场之外的民间贸易。^[19]《金史》卷50《食货志五·榷场》载：

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

可见，榷场的设置，除了物资交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垄断市场。它是通过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由榷场的官员严格管理、评定货色等级、兜揽承交、征收商税等条件下进行的商品交换。^[20](www.daowen.com)

西夏物产贫乏，故常常需用其地方特产来交换宋、辽、金三朝所产的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物资，甚至一些日常所需的物件也需要从三国周边所设榷场中购买。《宋史》卷186《食货志》载：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21]

宋夏间不仅通过在交界地区设榷场以通有无，而且允许西夏入贡者在京师自由贸易。西夏与周边民族均有榷场贸易，贸易双方在指定地点，进行官方和私人之间的贸易，以补充贡赐贸易之不足。宋辽对西夏的这种贸易，在政治意图上含有提供经济利益以争取或加强安边绥远的作用，只要西夏不犯边，双方关系缓和，宋朝就会听任与西夏的榷场贸易。宋仁宗《赐夏国主乞买物诏》曰：

诏夏国主：省所奏买幞头、帽子并红鞓腰带及红鞓衬等物件，乞从今后，凡有买卖，特降指挥，无令艰阻以闻事，具悉。善纂前修，逖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于上都，体迺驰诚，勤于向化，特从开允，用洽眷私，已令管勾都亭西驿所依例收买应副。^[22]

而对经济结构单一的西夏来说，榷场贸易是其推销本国产品，购买所需物品，获取中继贸易之利的重要途径，故而西夏非常重视它，曾以军事让步、贸易优惠等方式来刺激，成效显著。

西夏沿边一带还有比榷场低一级的交易场所，宋朝将其称为“和市”。交易规模较小，主要在于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宋朝在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折姜等地都设有和市。另外还有临时市场以及未经政府许可的非法市场。^[23]由于贡赐贸易和榷场贸易受到各并立政权和战不定的影响，而且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贸易活动有诸多限制，因而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流的需要，尤其是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所以在榷场贸易的附近，民间走私一直存在，而且日趋盛行。^[24]

司马光认为这种私市不利于宋之安远绥边，他在奏折中称：

旧制官给客人公据，方听与西人交易。传闻近岁法禁疏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陛下诚能却其使者，责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宝位皆不来贺，何独遣此使者，拒而勿内，明敕边吏，严禁私市？俟其年岁之间，公私困弊，使自谋而来，礼必益恭，辞必益逊，然后朝廷责而赦之，许通私市，待之如初。然边民与西人交易，为日积久，习玩为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难。^[25]

司马光站在中原王朝统治者控制对方的立场，认为应该严禁私市。但实际上，正是由于交换的需要，才导致私市屡禁不绝现象的出现，并且私市上的贸易物品大多是广大民众所需之物，如盐、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