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夏与回鹘的贸易

回鹘自古以来即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说回鹘人“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其人］尤能别珍宝，番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在中原地区有不少回鹘商人存在，回鹘商人特别能够识别珍宝，当少数民族与汉人贸易时，需要回鹘人从中做媒介，否则就难以成交。由此可以看出回鹘商人能力之强，对沟通中西商业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夏国境内，形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号为“回鹘通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计二门》将之与医人、向导、渠主、商人、黑检主、船主、井匠等并列。^[9]而在该律令之卷11《矫误门》中，又有如下的记载：

臣僚、下臣、及授、艺人儿童、前内侍、阁门、帐下内侍、医人、真独诱、向导、译回鹘语、卖者、卜算、官巫、案头、司吏、帐门末宿、御使、内宿、官防守、外内侍。^[10]

这些记载说明，回鹘人在西夏的对外贸易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回鹘语已成为西夏与周边民族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际语。

除了一般的商业贸易之外，西夏与回鹘间还存在着通贡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形成。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卷36称：

［天盛五年］夏五月，畏吾儿国来献。畏吾儿居伊州外，见夏国日盛，遣使献方物。

这里的“畏吾儿”即指回鹘，伊州即哈密，为高昌回鹘王国辖域，事情发生在西夏仁宗天盛五年（1153年）。天盛年间，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措施，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崇儒、弘扬佛教、改革政权机构、提倡纳谏、廉政和节俭，从而使西夏社会在较短时间里进入了繁荣昌盛阶段。是此背景下，西州回鹘感受到西夏的强大，出于政治目的，向西夏入贡，表示一种臣服关系；同时也是基于能够从西夏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考量，毕竟贡使贸易获益最大的一方是入贡者。

回鹘与西夏在北宋灭亡后贸易关系得到较大发展，既有贡使往来，也有民间贸易，至于交易的物品到底有哪些，各种文献均未予明确记载。

据《宋史》卷186《互市舶法》记载，在对西夏开放的榷场上，“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又宋人龚鼎臣《东原录》载，嘉祐七年（1062年）西人贺正旦使“所贸易约八万贯，安息香、玉、金青石之类，以估价钱，却将会。其余硇砂、琥珀、甘草之类，虽贱亦售。尽置罗帛之旧，价例太高，皆由所管内臣并行人抬压价例，亏损远人。其人至贺圣节，即不戴安息香之类来，只及六万贯。”据考，西夏从西方购买、转手卖给东方的产品种类繁多，基本可以认定的计有乳香、安息香、檀香、木香、沉香、硇砂、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玻璃等。^[11]这里提到的玉、硇砂、乳香、安息香、琥珀等，均为回鹘地区的特产。洪皓《松漠纪闻》载回鹘“土多产瑟瑟珠玉；帛有兜罗锦、毛氎，绒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宾铁、刀剑，乌金银器。”故而笔者认为，在西夏市场上交易的物品中，必有一部分来自回鹘，其他则大多产自大食、波斯等地，经由大食、回鹘商人之手而流入西夏。

高昌回鹘的农产品也有传入西夏国中者，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写本Дх.2825《杂字》“果子部”中出现的“回纥瓜”^[12]即是典型的例子。此瓜应为宋人胡峤《陷北记》中所提到的契丹所产“西瓜”，亦即来自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的哈密瓜。^[13]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瓜有可能不是直接来自回鹘、契丹或中亚，而是从敦煌继承下来的。^[14]可备一说。

总之，在西夏后期，回鹘与西夏间的商业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有不少出产自高昌、河西地区的物品，经由商人的贸易而流通西夏境内，丰富了西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西夏与喀喇汗王朝的贸易情况史书未有反映，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印证了二者间贸易关系的存在。1984年至198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瓷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西夏时期的瓷器、窑具及生产工具等遗物，同时也出土了珍贵的各代钱币，其中就有喀喇汗王朝铜币一枚。铜币的正反两面均印有文字，为阿拉伯文库菲体。正面铭文译为“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背面铭文磨损锈蚀严重，上两行漫漶不清，下两行可能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15]应系穆罕默德·本·优素夫阿尔斯兰汗时期（1056/57～1057/58年）所铸造，应是喀喇汗王朝商人在购买西夏瓷器时遗留下来的，可视作西夏与喀喇汗王朝展开贸易的物证。

1992年10月，在新疆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的一处果园中发现有窖藏钱币。和田地区文管所收回了7千克铜钱，在这批钱币中，共剥离出铜钱1320枚。其中，西汉钱2枚、新莽钱1枚、唐钱132枚、北宋钱1159枚、南宋钱6枚、西夏钱13枚、金钱11枚、喀喇汗王朝钱币2枚。13枚西夏钱币中，既有光定元宝，也有天盛元宝。此外，墨玉县还出土有西夏钱皇建元宝，洛浦县北沙漠古遗址中亦出土有天盛元宝。不唯如此，2004年10月，有人在新疆和田市的玉石与旧货巴扎上购得乾祐元宝铁范残片一件，据称出自洛浦县杭桂乡西部喀拉克尔沙漠废墟中。此钱范厚2～4毫米，钱径25毫米，内郭宽1毫米，外郭宽2毫米，方穿，穿径5毫米，钱文为右旋读四字“乾祐元宝”，其钱文风格与宋钱、西夏钱极似，但笔画和穿郭显得较为粗壮，有人认为应是后铸赝币，或者是用流通过的、磋磨过的西夏汉字“乾祐元宝”钱翻铸的赝范，^[16]也有学者认为应是喀喇汗王朝时期于阗人仿铸的西夏钱范。^[17]如果后一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这一发现无疑将成为西夏与回鹘间贸易关系密切的铁证。

【注释】

[1]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2]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194页。(www.daowen.com)

[3]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3页。

[4]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5～96页。

[5]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敕禁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4～285页。

[7]白寿彝：《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页。

[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9]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计二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10]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计二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85页。

[11]杨蕤：《西夏外来商品小考》，《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70～73页。

[12]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13]［宋］胡峤：《陷北记》，载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8页。

[14]杜建录：《西夏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15]张连喜、马文宽：《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105页。

[16]陈克新：《〈古于阗仿铸的中央王朝钱币〉读后感》，《新疆钱币》2005年第2期，第65～66、68页。

[17]详见李吟屏：《关于古于阗自铸和仿铸的中央王朝钱币》，《新疆钱币》2005年第1期，第2～4页；李吟屏：《简论发现于和田的西夏钱范与钱币》，《新疆钱币》2005年第4期，第6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