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建国后，积极利用前代遗留下来的交通路线，发展通西域与宋辽的贸易。如宋初中原通西域的灵州道与夏州道，虽不及以前繁盛，但仍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并在商业交通上代替了灵州的枢纽地位。从而“以兴庆府为中心，形成新的区域性交通网”。[27]以兴庆府为辐射点，形成了诸如通宋都开封的国信驿路与夏绥驿道；通辽朝的“直路”；通白马强镇、黑水镇燕、黑山威福军司的军用兼商业大道；翻越贺兰山的九条谷道等等。
一、《西夏地形图》所见西夏交通
现存于世的《西夏地形图》有两个稿本，一是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地图集，二是《西夏纪事本末》卷首的附图。这两幅地图基本上相同，应是一幅西夏地形图的不同抄本。图中所列西夏的山川位置比较详细，是研究西夏军政建制和地理交通的重要资料。然而图中所列地名今多不可考，且这幅地图准望（即方位）很不准确，因此我们只能有限地加以利用。作者拟以《西夏地形图》为中心，对西夏时期以兴庆府为中心的新辟交通略作考证。
1.由兴庆府通往保安军的国信驿路
《西夏地形图》标有国信驿路一条，其大体走向为：由兴庆府南下至永州，从吕渡过黄河，经谷雨、苦井、人头、百池（即白池）、乌池、万全寨、顺宁寨，[28]最后到达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宋人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称这条道路为长城岭路，其路线为：“自军北归娘族六十里过长城岭，北至秦王井驿入平夏，经柳泊岭并铁巾、白池、人头堡、苦井、三分山、谷口、河北九驿，至故灵州怀远镇七百里……此路可行师。”[29]在这条国信驿路上还标有“夏人犯边要路”字样，且《武经总要》还称“此路可行师”，由此可见，这条驿路不仅是宋夏使臣、信使往来的必由之路，亦是双方的行军之途。
由于宋朝曾在保安军、顺宁寨设有榷场，且途中有乌池、白池的存在，因而这条国信驿路在宋夏双方的商业往来中的作用就不言而喻。
2.由兴庆府经夏州、绥州的驿道
李继迁占据夏、银、绥、宥、静五州，至德明攻陷甘州，拔西凉府，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30]及至李德明时，“以中国恩礼优渥，天使频临，遂于绥、夏建馆舍二：曰‘承恩’，曰‘迎辉’；五百里内，道路桥梁修治整饬；闻朝使至，必遣亲信迎道左”。[31]《西夏地形图》标注这条驿道的走向是：由兴庆府向东，在顺化渡过黄河，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至夏州，在循无定河谷经石州、银州、绥州，最后抵宋都开封府。开封府城西的“旧染院”，是专门接待夏国使节的“蕃驿”。[32]这条驿道因比国信驿路平坦，更适宜车队行走，所以是商队、贡奉及岁赐物资运输的最佳路线。西域各国使节假道去中原，也经常使用此道。
3.由兴庆府直达辽上京的“通辽直道”
曾巩《隆平集》卷20《外国传》记载，西夏从都城过黄河向东北，“十有二驿达契丹之境”。[33]清代张鉴著《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则给出了这十二个驿站的具体名称，由东方“契丹界”西行，依次为横水驿、梁凌驿、咩逋驿、乳井驿、陌井驿、连袋驿、布袋驿、瓦井驿、卒李驿、启哆驿、吃啰驿、马练驿。[34]西夏自李继迁附辽抗宋以来，每年都要派使节携大量贡品入辽。辽在上京、中京均设馆驿接待夏使。[35]《西夏地形图》所反映的这条驿道正是夏辽之间使节往来的重要通道。
4.由兴庆府至黑水镇燕军司、黑山威福军司驿道
《西夏地形图》标出由兴庆府向西，越贺兰山，经麦阿罗磨、井阿罗磨祖、阿罗磨娘、郢麻龙瓦、碧罗山等至黑水镇燕军司所在地居延。
贺兰山脉由西北向东南500里，山的西面为戈壁沙滩，山的东面为黄河灌区，从克危山（今石嘴山）经西夏陵区至峡口（今青铜峡），沿贺兰山麓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交通大道。从《西夏地形图》上看由兴庆府出发沿这条大道向北，可达黑山威福军司。此外，这条大道上有许多岔路沿山谷西度贺兰山。此即《西夏地形图》所标示的九条谷道，自北而南依次为：新山谷、保大陷谷、信宿谷（俄藏《西夏地形图》为广信谷）、小白羊谷、大白羊谷、大象谷、横涧谷、前石门口、后石门口。
二、西夏时期的居延道
丝绸之路居延道是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沙漠，趋向天山南北麓。这条路在沙漠里要经过居延绿洲，故此史学界称之为“居延道”。从居延顺弱水南下，可达甘州与河西道会合；从居延西北行，沿马鬃山西行，可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再南下伊州，西至高昌，与丝路中段中道相接；从居延向东行，可达西受降城，由此南下抵达灵州或夏州；从西受降城沿黄河继续东行，可抵辽境。
唐末，张议潮在未收复凉州之前，与唐朝联系多由张掖河北上到达居延，然后至天德军南下灵州。宋初，北宋与西域之间的来往亦有经居延道的，如王延德出使高昌即从夏州出发，经居延而达高昌。王延德西使是为了答聘，可见先来的是高昌使团。王延德回来时，与高昌及沿路诸族谢使一同循旧路而还，由此可见，高昌与宋的使团已经数度往返在这条路上。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各色官私社会文书数量不多，仅有60余件，这里应特别引起注意的是编号为B63的《端拱二年（989年）智坚等往西天取菩萨戒记》。此文书为宋代写本，是黑水城出土所有官私文书中时代最早的一件。纸质粗厚，高26.7厘米，宽10厘米，书文字5行，每行24字。文云：
“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汉大师智坚往西天去马都料赛亭壮宿一夜，其廿二日发去。其大师智坚俗姓董，其汉宋国人是也，年可廿四岁。其缘从大师二人。其法达大师，俗姓张，其朔方人是也，年可三十七岁。其法诠大师，俗姓阳，年可廿八岁，朔方人是也。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僧智坚记。”[36]
文书记载的是北宋僧人智坚赴印度取经的故事。端拱二年八月十八日，智坚途径朔方，在马都料塞亭休息四天后又继续出发西行。来自朔方的二位法师法达、法诠遂与之同行。智坚一行途径朔方即灵州，考虑到此文书发现于黑水城地区，作者以为他们所走应是灵州——居延一线。这些事实证明，“这时期的居延道路已经不冷僻了，已经成了东西方旅行者常用的路。”[37]
辽朝先于北宋和西夏建国，且其实力又在两国之上。东方出现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然对河西及西域诸政权产生巨大的震慑力与吸引力。据《契丹国志》记载：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怕里呵、门得丝、硇砂、褐里丝，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38]
辽朝也非常重视与这些国家的商业往来，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在上京同文驿设置宾馆，专门给“各国信使居之”。回鹘商人来往于契丹者很多，所以在上京汉城中专设“回鹘营”，供回鹘商人居住，[39]并令附属各部落，各以土产入贡。为了诏徕西方商旅，特别在高昌附近设置榷务，允许商贩“任便往来买卖”。如此频繁的政治和商业往来，取的是哪条道路，我们以为居延道当为首选。
金朝与西域之间的往来虽不及辽朝，但其时的一则史料却至为重要，“大定中，回纥移西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40]我们知道，金西南招讨司治所在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的白塔城），从最佳路线来考虑，应该走的就是居延—丰州一线。
西夏建都立国前夕在居延地区设置了黑水镇燕监军司。据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考证西夏在1026至1027年左右就占据了此地。[41]20世纪初，俄国军人科兹洛夫和英国人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并运送出境。这一发现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又一考古文献大发现。黑水城文献包括多种语文，除了为数最为丰富的西夏文与汉文文献外，尚有一定数量的藏文、回鹘文、突厥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文献，说明黑水城地区在古代曾经与外界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这一事实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地在沟通周边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黑水城一带的民族构成以党项人居多，其次是汉人，出土文献和古代史书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毋庸赘言。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成分，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略作考证。
《西夏文天盛廿二年（1170年）卖地文契》是一名黑水城妇女将自己拥有的22亩土地出卖的契约。其中，第10至12行记载了所卖土地的四至：“北耶和回鹘茂与接，东南耶和写与接，西梁嵬名山与接。”[42]
这里的耶和显然为氏族名，该族内有一人名曰回鹘茂。“回鹘”二字，可见于西夏文字典《音同》与《文海》，亦见于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不知名西夏文佛教论典残片。[43]说明黑水城附近当有回鹘居民存在。退一步说，这里的耶和氏即便不是回鹘的姓氏，也必与“回鹘”沾亲带故，间接地表明黑水城附近必有回鹘族。[44]黑水城文献中有回鹘语文献的存在，也可为此说提供佐证。
除了回鹘之外，在西夏国中当有为数众多的藏族人存在，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是用藏文书写的，其数量仅次于西夏文和汉文，位居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西夏文佛经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西夏字的旁边都用藏文注上了读音。用藏文标注西夏文佛经，主要是为了方便藏族僧众翻阅佛经，这使我们确信黑水城确有藏族人的存在。
黑水城地区佛教兴盛，境内塔寺林立。在黑水城城墙上的西北角，有佛塔五座，城外西北隅有佛塔群，南城外有佛塔一座，城中心有佛塔三座，城内其他地方尚有佛塔数座，“总计城内外有佛塔遗址二十余座”。[45]另有佛寺数座。黑水城居民笃信佛教，非他处可比，因为这座不大的城，有如此众多的塔、庙，是其他城市所罕见的。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其中的西夏文佛经有译自汉文的，也有译自藏文的。在黑水城还出土有41件西夏时代藏式风格的唐卡作品，有佛像、菩萨像、本尊像，也有护法神和空行母像和其他造像。[46]另外，在西夏时期刻印的西夏文、汉文佛经的卷首都有插图，这些插图中有三分之一强为波罗卫藏风格的版画。[47]这些因素足以表明黑水城地区的佛教深深地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
辽、金的佛教也对西夏佛教有一定的影响。辽与西夏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自李继迁以来，西夏国王三娶辽朝公主，由辽任命为西夏王。继辽之后的金朝，亦与西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往来不断。[48]这种关系客观上促进了西夏与辽、金之间宗教文化关系的发展。黑水城文献里发现了一部分来自辽、金的世俗及佛教文书就是一个例证（下文详述）。
上面简要叙述了黑水城地区的民族构成以及周边地区对这里佛教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夏时代，黑水城作为一个丝路驿站，曾吸引着不同民族成员向这里汇聚，同时也吸引着吐蕃、宋、辽等地的佛教界积极向这里靠拢，使黑水城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纽带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西夏经济文化的发展。
黑水城是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指出西夏把丝绸之路要道无不置于监军司的控制之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丝绸之路。[49]此说虽为推断，但不无道理，《天盛律令》的有关记载，为此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他国使来者，监军司、驿馆小监当指挥，人马口粮当于近便官谷物、钱物中分拨予之，好好侍奉。”[50]
这一记载证明监军司有接待和护送来往使者和商旅的职责。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西夏时期黑水城东西（即居延路）通商的明确记载，但上述材料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举凡监军司所在地，往往兼有丝路驿站的性质。我们虽然无法从黑水城文献里获取太多的经济交流信息，但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黑水城在沟通与周边民族经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绿城遗址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所辖要塞，与黑水城有“姊妹城”之称（两城距距离仅20公里），近年来屡有遗物出土。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其中有彩塑泥菩萨两尊、西夏文佛经多种。特别强调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批宋、金钱币。[51]这些钱币的出土，为居延路上商业贸易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项链（编号为X-2842），系由玻璃珠、珊瑚和宝石做成，中间是黑白条纹组成的石头护身符，用以招福驱邪，研究者初步定为12～14世纪的物品，极有可能是西夏时期的遗物。[52]1992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曾到西夏故地考察，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见到小型玻璃饰品，据介绍，这些物品均发现于西夏古代遗址内。[53]玻璃产于罽宾（今克什米尔）、中亚与波斯。[54]这些玻璃饰品在黑水城及其附近的出现，强有力的证明了西夏时期居延路在沟通中西方经济交流中的作用。
在内蒙古西部发现的一系列西夏古城，也有助于我们对西夏时期居延路的考察。如高油坊古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东北约40公里处，北距狼山口15公里。1958年在该城东门内出土大批严重锈蚀的铁钱，其中少数尚可辨读为“乾祐（应为“乾元”）通宝”，1959年在古城东北角出土金银器27公斤；1966年又在该窖藏附近发现一影青小瓷罐，内藏金器约250克。文博部门征集回部分金器，有金佛像、莲花形金盏托、凤凰纹金碗、金指剔、镂空人物纹金耳坠、金耳环以及桃形、弧形金饰片等。[55]上述文物表明，高油坊古城不单纯是一个军事城堡，还兼具商业贸易的功能。从包头往西，沿途还发现有宿亥古城、狼山口古城、西勃图古城等。[56]这些城址在西夏北部边境呈东西向排列在一起，这种城镇分布格局表明西夏时期居延路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注释】
[1]《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己酉条。
[3]《宋史》卷490《天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5页；《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4页。
[4]《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0～14111页。
[5]详见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78～79页。
[6]有些学者认为王延德出使高昌走的应是漠北回鹘道。
[7]《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3页。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正月己丑条、八月己卯及九月庚戌条。
[9]［宋］范成大撰，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唐宋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4页。
[10]黄盛璋：《继业行记历史地理研究》，《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第50～51页；王邦维：《峨眉山继业三藏西域行程略笺释》，《南亚研究》1993年第2期，第37页。
[11]《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十四。(www.daowen.com)
[12]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载《吴忠与灵州》，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另见《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17页。
[13]《宋史》卷490《天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4页。
[14]《宋史》卷490《大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18页。
[15]［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40《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大正藏》卷49《史传部一》，No.2035，页395b。
[16]详见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总第6期；另见《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8～110页。
[17]《西天路竟》载：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汉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日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
[18]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77页。对于高居诲出使于阗自灵州至凉州这一段路程，鲁人勇认为应是：出灵州，经青铜峡市、中卫县、营盘水沿黄河北岸走，到达凉州，线路与今天的公路大体一致。详见鲁人勇：《唐末五代至北宋的“丝路主线”》，载《吴忠与灵州》，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19]在西夏攻占凉州之前，北宋与河西及西域的联系也时常由泾原道连接，但泾原道存在的时间不长，且影响不及青唐道深远，本文限于篇幅，故略去不谈。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神宗元丰四年十月己未条。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神宗元丰六年五月丙子条。
[22]《宋史》卷492《吐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60页。
[23]《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61页。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甲午条。
[25]《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61页。
[26]［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6《神宗开熙河》。
[27]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3页。
[28]《西夏地形图》把顺宁寨标在万全寨西边，且中间隔了一个果胜寨。但《宋史》卷87《地理志·沙漠西保安军》下记载顺宁寨南至保安军40里，北至万全寨40里。所以正确的路线应是万全寨——顺宁寨——保安军。
[29]［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22页。
[30]［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外国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8页。
[31]［清］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西夏纪》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
[32]《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四。
[33]［宋］曾巩：《隆平集》卷20《外国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8页。
[34]［清］张鉴撰，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校点：《西夏纪事本末》卷首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之间附图。另外，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收藏有该地形图的另一份稿本，二者间有一定差异。见克恰诺夫著，李步月译：《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藏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30～39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3～457页。
[35]《辽史》卷37《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41页。
[36]《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37]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119页。
[38]［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1《诸小国贡进物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5页。
[39]杨富学：《回鹘与辽上京》，辽上京契丹·辽文化研究学会编《首届辽上京契丹·辽文化学术研讨分论文集》，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129～139页。
[40]《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7页。
[41]［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3～406页。
[42]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5页。
[43]西田龙雄：《西夏语と西夏文字》，《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别册·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东京：法藏馆，1961年，第455页。
[44]同上引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第317页。
[45]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46]谢继胜：《黑水城出土西夏藏式风格唐卡叙录》，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2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1～191页。
[47]谢继胜：《黑水城出土唐卡研究述略》，《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页。
[48]［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8～403页。
[49]前田正名著，张鉴衡、陈宗祥译：《西夏时代河西南北的交通路线》，《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第86页。
[50]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3《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71页。
[51]庞文秀：《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金贞祐通宝》，《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第40页。
[52]Mikhail Piotrovsky，ed.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X-XIII century），Electa，1993，p.253.
[53]高毅：《西夏时期黄河沿岸的榷场经济》，《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98页。
[54]E.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236.
[55]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坊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第65～68页。
[56]杜玉冰：《西夏北部边防与古城》，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4～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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