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者们在讨论西夏在丝绸之路的地位与作用时，几乎众口一词的认为西夏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这是西夏与丝绸之路关系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西北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争议的学术问题。
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藤枝晃撰文指出，由于李继迁的兴起，使得“西域诸国通过西凉中转，入宋朝贡，其路径应是避开西夏，向南迂回，经渭州进入宋境。”[3]前田正名认为：“自从西夏势力扩展而把自古就著名的河西这一东西交通的通道纳入掌中后，从西域通往宋朝的道路就须避开河西走廊。”[4]此外，中嶋敏也曾撰文指出：“当时，甘州、凉州方面，由于西夏军队的阻滞，它们与宋廷的联系十分困难，河西各地派往宋廷的贡使，大多被西夏军队劫夺而无法抵达宋廷。”[5]
在我国，较早论述西夏与丝绸之路关系的学者是吴天墀先生，在其所著《西夏史稿》一书中这样写道：西夏时期，“西来的贡使和商旅考虑利益和安全，便避开西夏而另辟新路……高昌、于阗、龟兹等西域国家，都不再通过河西走廊大道进入内地……至于大食国的贡使和商人……在公元一○二二年后，接受宋朝的劝告，放弃了通过西夏的陆路，而专取海程”。[6]李华瑞认为：“西夏为了防备河西和阻绝西域同宋朝的往来，人为地阻塞丝路畅通。”[7]樊保良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回鹘视丝绸之路为生命线，很显然是说回鹘人维护疏通了丝路，而西夏则干扰破坏了它。[8]此外，持这种观点的论文有陈守忠著《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9]及孙修身著《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10]等。(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升温，对西夏与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始增多，西夏是否阻碍丝绸之路这一问题，仍是论述的焦点。有众多学者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只是由于受资料的局限，这些研究成果所论述的角度和观点都没有多少创新，都仍然认为西夏阻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只不过认为阻碍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11]
同时，随着《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重新问世，一些学者利用其中的新材料，进而得出与前述截然不同的观点，即：西夏并未阻碍丝绸之路，这个时期的丝绸之路仍然是畅通或基本畅通的。如陈炳应认为：“西夏的存在并未阻绝东西方的丝路贸易，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维系和中继的作用，作出过一定的贡献。”[12]文中认为河西走廊这条主道仍是畅通的，且对西夏的重税政策进行了考辨。李学江通过对西夏掠夺丝路贸易的几条史料的分析，认为这些史料并不能说明西夏阻碍了丝路贸易。他指出：“西夏时期，陆上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13]对于第二种观点，罗丰提出了不同看法：“已有的研究显然是夸大了西夏国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西夏是党项人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以宋为对抗对象的割据政权，目的极为明确，首先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并不是以攫取商贸利益为终极目的，尤其在建国前后这一点表现的十分明确。”并说：“西夏的强盛无疑对宋与西域的联系有阻碍作用。”[14]其说各有道理。对此，杨蕤指出丝路的畅通与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丝路贸易的客体是否畅通（即物流）；二是丝路贸易的主体是否受阻（即人流），并认为长泽和俊所讨论的中继贸易问题应属于第一层的范畴。学界所讨论的畅通或断绝概指第二层含义。最后杨文依据汉文史籍以及考古资料中有关西夏丝路的信息，对西夏阻滞丝路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传统丝路在西夏境内并未完全失效，依然有丝路商旅穿越西夏境内抵达中原。因此，“很难用畅通或断绝来概括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内的丝路状况，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丝路的状况也随之变化，需要具体分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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