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为何如此热衷于表现家庭？如果执意要从民族文化上寻找原因，或许与日本民族长久以来的“集团性”行为特征有关，日本人类学者中根千枝曾经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探讨“家”的观念对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的影响，“传统的并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无所不在的“家”的观念便明确地代表了扎根于日本社会的这个潜在的特殊的集团意识的状况”。^[3]换言之，如果不能理解日本文化“家”概念的特殊性，就难以理解整个日本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和组织状况。

据中根千枝的研究，日本的“家”相对血缘关系（世代绵延的时间概念），更强调“场所”（共居一处的空间概念），家是“生活共同体，在经营农业的场合是一个经营体，是由构成‘家’的家庭成员（多数场合由一个家长的家属成员组成，也可以包含家属以外的人）组成的、明确的社会集团单位。也即是由居住（共同生活）或经营体这个确定的圈子构成的社会集团之一”。如此看来，日本的“家”观念实际上淡化了血缘的排他性，而在某种程度上泛化成为强烈的“圈子”意识，“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异并不完全由血缘决定，而是由彼此所处的空间和生存依赖程度确立。任何社会集团，从封建时代的藩镇（藩主与各级武士组成），乃至现代化之后的日式企业，都以“家”的思维在运作，“二战”时期，“国家神道”将天皇称作所有日本人的“父亲”，号召臣民为其而战，以这种颇具原始氏族色彩的口号来动员现代战争，在世界上大概独此一家。^[4]

从“家”的观念出发理解自身与集团、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这种日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在另一部影响巨大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中也有呼应。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甘えの构造》）集中探讨了日本特有的“娇宠”“依赖”心理，认为这是解密日本民族心理结构的钥匙，联想中根千枝的理论，“娇宠”“依赖”的心理不正是一种相当“家庭化”的意识吗？土居健郎又进一步指出，“在日本不存在脱离集团的个人权利，不愿承认个人有什么统一的人格价值。日本从来就缺少积极维护个人隐私之概念，故难以全面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念。……进而言之，在日本既没有确立脱离集体的个人自由，更缺乏超越集团或个人的所谓‘公共精神’”。^[5]中根千枝也有类似表述：“在日本人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可能不存在以绝对性为前提的思考或逻辑的探讨，或是虽存在而水平很低，相反却强烈存在着一种以直接的、感情的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相对性原理。”^[6]依此类观点，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只有“家里”（本集团内部）和“家外”（其他集团）的区分，而不擅将个体从集体中抽离从而确立个体的主体性，亦不在意如何在更宏观的层面确立集体之间、不同集体中的个体之间的普遍秩序。(www.daowen.com)

回到电影的话题，对比日本家庭情节剧与美国（西方参照）、中国（东方近邻）的同类型电影，会发现美国家庭剧往往聚焦于个体与家庭（集体）的冲突，热衷于个人自由的话题；中国家庭剧则打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总是指向所谓“宏大叙事”；日本家庭剧的焦点介于国家（最大社会共同体）与个人（最基本的社会组成部分）之间，将包含种种异质元素的家庭作为某种有机统一的对象被观察。简言之，美国电影书写个人在家庭中的命运，中国电影试图让家庭反映国家的命运，日本电影则是纯粹的对家庭命运的白描和记录。按照日本文化思维，“家”已经可以说明一切，“关于日本为什么没有那种西方的高度个人感情的戏剧，有一个观点认为个人常常为了社会的一切而进行自我的牺牲，而社会在日本则意味着家庭系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