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至80年代中期的中国电影，多元的意识形态成就了一番启蒙反思、标新立异、众声喧哗的辉煌景象。当电影还是普罗大众最主要的文化消费的年代，艺术至上的精英文化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秉承着人道主义精神实现对历史的反思和思想的拨乱。以谢晋《反思三部曲》为经典范本的家庭情节剧，通过家庭矛盾折射社会问题，借助家庭修复机制弥合“浩劫”创伤，以道德伦理的感化来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此一阶段家庭情节剧，是一种以“十七年”和“文革”为参照体系的反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

时间进入80年代后期，一方面随着大量西方艺术思潮被引入国内，浇溉了长期处于沙漠状态的文化领域，中国电影再次经历裂变，以第五代叛逆姿态的横空出世为标志，借助极致的影像造型和夸张的视听语言，打破了情节剧一统天下的单一局面。这种革命性的裂变空前绝后，带来电影观念的改变和电影语言的革新，摒弃了长久以来重叙事、讲故事的“影戏”传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带动社会文化语境的更替，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逐渐兴起，“王朔电影”中的家庭观念、父子关系完全打破了原有知识分子的既定思维模式。这种“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

进入90年代，一方面社会深化发展所致的自由意识，使政治主导话语失去了权威性的地位，所以意识形态上不得不倚靠传统家庭亲情伦理来树立道德秩序；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缺乏能够被共享的道德准则，传统伦理成为当下最简便易得的一种策略性补救。这一时期的文化语境中，不止局限于电影，在文学、诗歌、美术等各种门类，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叙事母题——父子冲突、父子矛盾、父子秩序。新时代的“逆子”们在狂欢化地“弑父”、背离家庭之后，又在不断重新找寻、建构新的父亲以及家庭形象。在8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语境中，第五代向父权发起正面、猛烈的挑战。《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猎场札撒》《红高粱》标志着他们以一种与传统电影叙事断裂的决绝姿态横空出世。中国电影固有的“戏剧性结构和叙事方式的危机是和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2]，由于一元论意识形态的打破势必影响创作思维和表现方式。(www.daowen.com)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最终确定社会主义同样可以搞市场经济为重要标志，1993年以打破电影发行领域统购统销为突破口，开始中国电影体制的全面改革。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加剧了国有制片厂的危机，另一方面伴随商品经济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开始大行其道，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80年代稳定的城乡边界不复存在。中国上上下下商品经济逻辑的深度渗透，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电影中的家庭叙事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被电视剧抢占（如《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牵手》《金婚》等），而电视剧在刻画家庭伦常上有着鲜明的、不可比拟的媒介优势。此外，更重要的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商业追逐、艺术向往三股力量的角逐中盘旋发展的。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下，家庭情节剧可能失去了本初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