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人间》在1949年3月摄制完成，由沈浮编导，朱今明摄影。沈浮在“中电”三厂时，早在拍《追》之前，就已准备拍摄这部影片，但因三厂当局的阻挠，没能拍成。沈浮放弃副厂长的职位，由“中电”转入“昆仑”后，对剧本又做了修改，准备投入摄制。但国民党电影检查当局提出要修改十八处地方，并无理要求把剧中所描写的汉奸伪特人物，必须全部改成为日本人。沈浮坚决拒绝修改，已经搭了四堂布景的《希望在人间》便被搁置了下来。经过了多方面的交涉和斗争，剧本最后才得以通过，投入拍摄。^[4]因此，在片头，创作者特意加上字幕，强调了这一点：

影片在1949年4月公映时，国民党反动派虽已分崩离析，面临灭亡，他们对这部影片还是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检查，不仅送检三次之多，经过大量删剪，甚至连试映招待也被勒令取消了。^[6]

《希望在人间》以大学教授邓庚白为主线来进行叙述：雪夜，病人陈伽突然来到邓家，告诉女主人陶静寰，因叛徒出卖，其夫邓教授三年前被日本的特务逮捕。三年来，陶静寰为打听丈夫的下落，费尽心机。因不满日寇暴行，她的长子雨生及其女友也暗地参加了抗敌工作。陶静寰四处奔走，仍不知丈夫下落。这时，在狱中的邓庚白得到了林伯华递来的一只小鸟，于是他便借小鸟传讯。这信居然辗转传到了陶静寰手里，她惊喜交加，彻夜写了一封长信作复。回信却被敌人得到。日本特务头子桥本为了一网打尽抗日志士，便设下毒计，释放邓教授，并暗中派人跟踪监视，发现雨生散发反动传单，要将雨生逮捕。扭打中雨生杀死了特务孔耀亭，逃回家中。邓教授与众人合力，掩护雨生逃走。邓教授最终被特务拷走，从容就义。

在叙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片与时事之间的关联。影片中“特务的逮捕、监禁、拷打、跟踪和暗杀”，显然影射了“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重庆较场口的行凶，在昆明街头对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暗杀，以及在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里所干的种种滔天罪行”^[7]。由于这层关联的存在，矛盾冲突的对立面，即制造黑暗与专制的源头，更多地指向了国民党政府，而非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万家灯火》中，沈浮即已表现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情绪。这极有可能是他从“中电”转投“昆仑”的原因。影片通过主人公胡志清的转变，隐晦地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憧憬（见下文）。《希望在人间》的剧本早在《万家灯火》前即已完成，前者也延续了沈浮自30年代以来一贯的立场。受到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影响，沈浮在与费穆、蔡楚生尤其阳翰笙的深度交往、合作过程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电影技艺。“与此同时，底层社会的生活土壤与敏感细腻的观察能力，也使沈浮拥有了一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悲悯心灵和承担素质”，“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思维模式成为沈浮早期电影不可移易的话语选择。^[8]“如何站在真理一边，站在弱者和社会底层一边，站在民族利益与国民大众的立场，争取自由与光明，就在三四十年代的沈浮的心中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成为他的电影现实感的基础。”“这种精神的姿态，在战后他的最初的电影创作中，仍一直有所表达和贯穿。”^[9](www.daowen.com)

沈浮将追求“自由与光明”的精神姿态全然地注入了邓庚白的形象之中。正如学者对这一形象的评价：

在《希望在人间》中，黑暗／光明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了影片叙事及其光影设计的主导动机。“光明”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邓庚白的新作取名《光明》，雨生演出的戏剧名为《光明》，困守在敌人监狱的邓庚白，通过小鸟传书，将光明、自由与希望传送给自己的亲人和学生。在片头，影片便以一幅阳光穿过乌云照耀着广袤大地的象征性画面作为开场；在影片结尾，邓庚白从容就义之后，画面以一缕灿烂的辉光投射在暗黑的夜空之中结束。^[11]在布光层面，黑暗／光明对比的布光方式在主人公身上贯穿全片。无论在白天或是夜晚，住宅或是监狱，逆光或是顺光，邓庚白几乎都被安排在这种典型的明暗对比布光方式之中。出于“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创作动机^[12]，沈浮将主人公的父亲形象设置为知识分子身份，而这种身份具有一定的中性色彩。影片“父亲”形象从实质上来说，依然是一名“无力的抵抗者”。杀死特务李吕的，是转变了思想观念的母亲陶静寰。邓庚白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存在。他的行为，例如在就义前从容地点上烟斗，颇似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光明与自由”的追求仅仅局限于坚持。这一点不仅在布光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影片的整体结构及剪辑也没有采用“昆仑”其他作品中常见的对照架构及蒙太奇。而主人公所坚持的“光明与自由”，仅仅是沈浮内心的憧憬^[13]而已。这种憧憬是建立在对现有政权的失望基础之上，进而对新政权产生的期待。对于当时的大多数都市人民而言，即将到来的政权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无力想象，正如《结亲》中，即将到来的新四军，始终未能在银幕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