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电影的生产进入了一个重建、恢复、发展的阶段。国共内战成为了这个阶段的政治背景。两党在战时即纠葛不断，战后更因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被打败而使国共两党矛盾骤然激化，直至内战重起。双方一方面在战场上拼死相争，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全方位地争夺民众支持。这种对于抗战主导地位的争夺自然也延伸到了电影业。国民党在战后以中央电影摄影场为主，建立了完整的官营电影企业体制，而中共则以民营的昆仑影业公司为基地，同时向各类电影企业进行渗透，如国民党官营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厂长罗静予、在国泰工作的导演应云卫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尽管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倾销的美国影片，但在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国产电影销售的市场空间逐渐显露。为了维护政局的稳定，上海市当局则希望能够“以较低票价将一般市民百姓吸引到电影院里，使他们淡漠现实的不安与痛苦”，“在当局有意识的控制下，虽然内战爆发，政局动荡，物价飞涨，民生困顿，但中国电影市场却出现了一派的繁荣景象”。“1948年上海的电影观众将近4000万人，日均近11万人，每人年均观影近7次，较政治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战前增长了一倍左右，创下民国年间上海电影市场的最高峰。”^[1]

战后，由于电影票价水平的相对下降，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观众走进影院，这也意味着观众群体发生了变化。“从前工人看电影的很少，现在却有许多女工茶房看电影”。而“国家政治不安定，在都市方面，逼迫人民感觉日子难过，一方面钱不值钱，容易找也容易花，所以娱乐事业特别发达，人们都愿意到戏院里度过无聊的日子，或者消遣，或者找刺激”。战后上海电影市场因此空前兴盛。1948年上海的电影观众为3897万人，比1946年增长了近一倍。而在增加的观众中，以一般市民观众居多。这部分观众出于文化教育程度、观影习惯的原因，往往对国产电影更感兴趣。^[2]这些分布在三四等戏院的观众，也往往成为电影创作者争取的目标。^[3](www.daowen.com)

从这些观众的兴趣点、观影习惯出发，在战后的五年中，家庭情节剧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主题、套路、模式及形态，占据了电影生产的主导位置。制片体制及创作者不同的政治立场，加之风云变幻的政治局面，使这一时期的家庭情节剧也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变化。佳作频出，百花齐放的势头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推向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