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不能直接宣传和表现人民的抗日要求，但创作者仍然以各种形式对这一要求曲折地进行了表现，家国同构的叙事策略也随之显现。1936年，中共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向文学艺术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电影界的爱国志士们期望以此发起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号召电影创作者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必须以电影为武器，全力为抗敌斗争服务。《狼山喋血记》与《壮志凌云》便是这一时期“国防电影”的代表作。^[37]两部影片均使用了寓言的方式，为抗战呼喊。

《狼山喋血记》（联华影业公司1936年摄制，编剧沈浮、费穆；导演费穆）以山村为叙事空间，建构出一个与社会现实相映照的寓言。叙事的主要矛盾在村民与狼群之间展开，狼不断进犯村庄，甚至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村里。而村中就狼的问题争论不一：茶馆老板赵二先生认为狼由山神管，是打不完的，只能靠画符避狼；猎户当中也有像老张（张翼　饰）和刘三（刘琼　饰）那样不怕狼的人，主动打狼；其余大部分村民，起先均倾向于赵二，对打狼一事并不积极，然而，随着李老爹、赵二的儿子等人为狼所害，狼群在村中横行，村民们才幡然悔悟，在小玉、刘三和老张率领下，一致起来打狼。正如程季华指出：

通过山村中几个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家庭，整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被呈现在银幕之上，创作者的良苦用心也被包藏在其中：一味地妥协退让，只能让入侵者越发猖狂，只有团结起来，勇敢抗敌，才能保住家园。个人及其家庭被纳入到国家—民族的整体结构之中，这一点在结尾的打狼歌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生死向前去，打狼保村庄，弟兄血如海，姐妹尸如霜！豺狼纵凶狠，我们不退让，情愿打狼死，不能没家乡！”

《壮志凌云》（新华影业公司1936年摄制，编导吴永刚）也使用了相似的寓言方式。故事以老王一家为主线，在战火中，老王妻子被炸死，房屋亦毁于战火之中。老王携黑妞与难民们逃难，途中收留了孤儿顺儿，众人背井离乡，来到一块荒凉而广阔的土地上，垦荒耕地，凿井伐木，建起了太平村。不久，他们的太平生活遭到一群匪贼的侵犯。太平村的村民同仇敌忾，推举顺儿（金焰　饰）为领袖，决心抵抗匪贼。青年农民田德厚（田方　饰）曾因恋爱黑妞姑娘（王人美　饰）和顺儿产生隔阂，这时也消除前嫌，团结起来抗敌。村子被匪贼包围，田德厚冒死前往邻村求救，邻村的村民亦不顾过去与太平村的私仇，赶来支援太平村的战斗。最后，田德厚和黑妞都在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大家满怀怒火，庄严宣誓，定要抗战到底！现实中的奸细、投降、逃亡、抵抗等问题，甚至包括对武器装备的优劣差异（飞机大炮和土枪），都在影片中得以展现。《壮志凌云》采用了隐喻的手法，响应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由于当局不准明指日本帝国主义，创作者便使用了“匪贼”的称呼；又由于反动当局不准出现“东北”地名，创作者便将故事设置在某一边远地区，其开阔的空间特征颇具北方地域色彩。^[39](www.daowen.com)

与《狼山喋血记》不同，《壮志凌云》中明显存在着一条未完成的辅线。这条辅线与《玉梨魂》中的“爱情+革命”模式中的爱情叙事十分相似。在《壮志凌云》中，创作者以不小的篇幅来描写黑妞与顺儿之间的爱情，媒人提亲、老王临终未尽的遗言、黑妞临终的疑惑等情节，均为英雄儿女的爱情故事。爱情叙事也成为了具有双重作用的革命催化剂。黑妞与顺儿的爱情，使得田德厚与顺儿产生了分歧，而分歧的化解使得太平村实现了真正的“团结”，并成为其后取胜的关键因素。田德厚没有受奸细挑唆，使村民抓获奸细并获得大量枪支。随后，正是田德厚冒死求救，才让太平村转危为安。由于爱情仅仅作用于制造分歧，这条线索始终被设置为悬置状态，老王、黑妞弥留之际亦未能将关系点破。究其原因，未尽的爱情在团结实现之际，其制造分歧的作用便告终结。团结一致、奋勇抵抗、保家卫国的革命叙事，早已超越了爱情，成为创作者在影片中不断“呼喊”的母题。

两部影片的呼喊，或多或少都带有“进谏”的色彩。两部影片虽然都受到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影响——蔡楚生曾建议费穆《狼山喋血记》取名《山水人物传》^[40]；吴永刚则对左翼评论者的批评表示感谢^[41]——但在叙事的深层，创作者在《狼山喋血记》中，通过情节不断建构狼群得寸进尺的贪婪，进而对各式的妥协、忍让、迷信^[42]行为进行了批判，并通过种种巧合，表明恐惧、妥协、退让导致的灾难，而面对危机，只有团结一致，奋勇抵抗，才能保全家园；在《壮志凌云》中，对敌人的恐惧似乎并不是创作者重点要渲染的核心，相反，不计个人恩怨，团结一致，抵抗外敌才是影片叙事的核心。这种叙述的对象，从逻辑上而言，显然不仅只针对影院中的市民观众。观众的“私人恩怨”不可能构成对抗战具有决定性的阻碍，影片关于“私人恩怨”的表述，其逻辑指向应为1927～1937年之间的国共内战。而影片对“团结”的强调，则包含着对执政者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团结一致抗战的殷切希望。“进谏”也源于二人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费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不仅为响应“新生活运动”拍摄《天伦》，更在抗战结束后出任官营的上海实验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详见下文第三章）。吴永刚则在上海沦陷前，受到国民党官员的指示，留在上海从事抗战活动^[43]。在《壮志凌云》中，人物多次高举青天白日旗冲锋陷阵，不管是出于针对审查的需要，或是创作者自身的政治倾向、文化立场^[44]，都体现出吴永刚与国民党政府千丝万缕的关联。

另一方面，左翼电影运动给两部影片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团结一致、抵抗外敌”与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不谋而合。^[45]在表达团结一致抗战的主题之外，两部影片均赋予农民以抗日主体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中，他们表现出勤劳、善良、勇敢的品质；在日本侵略的民族大危机面前他们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放弃私人恩怨，同仇敌忾，都几乎本能地表现出了愤怒、反抗的民族气节。^[46]因此，两部影片也得到了左翼评论的肯定。众评论家将《狼山喋血记》称为“在中国电影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是一个无比的成功”。“《壮志凌云》是一部不容我们忽视的非常时的力作”^[47]“并不下于《狼山喋血记》，而作品的煽动性还要胜过《狼山喋血记》”。“放大了的民族主义精神”^[48]和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期主导的文化因素，两部影片中的家庭叙事以家国同构的隐喻形式，在救亡的呼声中，建构了团结一致抵抗外敌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