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成了中国电影的转变。1932年初，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很多电影制片厂均受到炮火不同程度的损坏，对中国电影的变革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1932年，民国政府“电检会”禁映了以著名武侠片《火烧红莲寺》为首的一批武侠片，“为正风俗、去迷信，及提高电影艺术起见，予以严格取缔”^[1]。广大观众厌恶了那些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怪影片，向电影界发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2]。电影制片公司也由此转变制片方针^[3]，邀请左翼电影工作者加入，转而拍摄更受市场欢迎的左翼电影。

另一方面，从“一·二八”战争以后，抗日情绪一直在民间日益滋长，这种情绪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对抗和矛盾。无疑，在抗日的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在一开始处于相当保守的势态中，它至少不希望很快地卷入一场对日本的大规模军事对抗中去，同时也担心各种抗日的集会、示威活动，会演变成反政府的活动，担心群众以抗日组织的名义聚集起来，化为反政府的组织，在文化上也展开了“围剿”行动。^[4]同时期，进入电影界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文化工作者也建立起了电影小组，在其领导下，在电影界发起了新兴电影运动，他们在创作、理论评论^[5]上都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6]，同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在电影阵地上展开了争夺，由此开创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道路，杰作频出。在左翼电影及相关评论的带动下，整个中国电影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发展。首先，左翼借助这一类型，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质疑跃然而出，“表现社会不公的戏，其中个体的道德遭到挑战，被隐匿、被误认，或者被颠覆，这出戏的形式是在关于旧社会的狭隘但常具有反抗性的范围内变动，并以此来重建资本主义时代所需的伦理关系，并再次将其置于中心位置”。同时，如《国风》《天伦》这样的家庭情节剧成为一种“最复杂、最迷人的通俗形式，它体现了传统的道德体系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协商，并整合了两者之间情感冲突的范围和力量”。^[7](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