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剧在中国电影的生产、消费过程中，与西方社会语境中的情节剧存在不小的差异。中国早期电影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戏曲尤其是文明戏、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正如尼克·布朗指出：

沿着布朗的思路，毕克伟发现，中国现代电影具有情节剧再现的传统，其特点是“过度修饰、夸张的表现，以及对道德的强调”。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理单调的日常生活；相反，它试图把一群不稳固的、麻烦的观众带入必不可少的善恶冲突中去，这种冲突就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下上演着”。因此，“在混乱的民国初期，情节剧再现对都市文化中那些文化修养不高的非知识分子消费者颇具吸引力，这是因为它为难缠的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答案”^[2]。

在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中，家庭情节剧是一个混杂着传统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展台。家庭情节剧为观众提供了现代“都市”^[3]生活的想象。“民国时期上海的电影院不仅是现代化的象征——新兴的中产阶级时尚的生活方式通过电影广为传播，并被影迷所效仿，也是中外影业公司为争夺市场而展开角逐的场所。”^[4]明星的发型、服装，甚至化妆技巧，都为影迷们津津乐道^[5]。不仅如此，影片中的场景也往往给观众提供了上层社会想象性的生活图景。^[6]在《雪中孤雏》中，有钱人家可以看到“电视”（以圆镜做的二次曝光）；在《马路天使》中，摩天楼不仅有电梯，还有自助饮水机；在《渔光曲》中，钢琴成为了有钱人家的标志；而《假凤虚凰》中的理发师3号，则向往着“住别墅、坐汽车”的上层生活。早期电影中的场景设置甚至不乏夸张色彩。史东山回忆自己早期时的创作：“记得以前拍《银汉双星》，那时家庭布置得摩登，连美国、法国家庭都赶不上，只有画报上才能见到，可见唯美到什么程度。”^[7](www.daowen.com)

家庭情节剧也是1949年以前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电影类型。家庭情节剧以一种民族寓言的结构方式，在“家国同构”的宏大叙述前提下，深深契合并影响着民众“现代观念”的产生，从而实现创作者在想象性层面参与到政治中的意图。^[8]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变动，如左翼文化运动、抗战、国共内战等，对中国电影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由于电影拥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将其视为宣传工具，自20年代末开始就不断对其进行渗透、控制。政治意义往往被包藏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之中。而家庭作为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纽带，便成为了这些力量角逐的主战场。这一电影类型即是社会巨变、政治斗争及文化变迁的映照（尽管有时并不同步），甚至，一些影片又成为这些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杜云之对《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家庭情节剧的评论：

从30年代开始，透过爱情与家庭伦理建构戏剧性冲突，甚至转换为政治选择的表达，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家庭情节剧的基本模式；绝大多数影片均属于家庭情节剧。一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矛盾，不是以史诗样式，而往往以家庭情节剧来表现。^[10]在大多数的家庭情节剧中，爱情与家庭伦理一直是颠簸不破的主题。二者在不同影片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结构性作用，或偏重一方，或互有交集。透过爱情与家庭伦理建构戏剧性冲突，建构奋起抗战的图景，批判社会现实或表达对都市生活的认同，甚至转换为政治选择的表达，成为这一类型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