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美日家庭情节剧研究:揭示天堂的一切

中美日家庭情节剧研究:揭示天堂的一切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曾经,电影评论者对好莱坞家庭情节剧的非议,正来自于此类电影刻奇和媚俗的双重原罪,电影批评界此时还没有做好接受家庭情节剧的准备,但观众却对此趋之若鹜。从这个角度来说,好莱坞家庭情节剧以精致、世故的视觉风格,完成了对严肃现实主义的某种戏仿。好莱坞家庭情节剧为道格拉斯·瑟克等导演找到了在主流制片体制内审视美国社会的切口,以过度的俗艳来呈现那个战后一片和平安定、物质繁荣的过度年代。

中美日家庭情节剧研究:揭示天堂的一切

在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创作中,银幕中的世界总是以隐喻、寓言和童话的方式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当然,这种“曲笔”式的叙事策略与好莱坞自我审查制度在30年代中期的加强有直接的关系,精神扭曲(大都体现在性扭曲上)的匪帮分子永远要独自承担扰乱社会秩序的自毁性结局,但此类电影中所表现的暗夜污秽、倾斜的街道和建筑,则以表现主义电影式的“真实”,呈现着彼时美国社会的集体混乱和堕落。影像表露出的意识形态意义揭露着深藏在现实表象下的社会裂痕。

也许,制度性的审查并不能成为这种隐喻式叙事策略的绝对驱力,毕竟主流商业电影最终要以讲述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完成一种不违反社会法令的非分之想,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呈现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悲剧英雄比“呐喊”式的严肃社会现实批判更具吸引力。

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即便商业至上如好莱坞类型电影,时代的潮流与现实的触感也绝不可缺,30年代匪帮片中为“得到整个世界”而喋血街头的穷小子、奢华的歌舞片中物欲拜金的年轻女子、为荒蛮西部带去秩序和安定的牛仔英雄,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社会议题在好莱坞类型电影中从未缺席,很难想象一种空洞无物的视听娱乐会在美国本土乃至全世界产生巨大且持久的影响。

对于在好莱坞制片厂体制内工作的创作者来说,好莱坞电影最知名的宣传口号“纯粹的娱乐”,实际上是一种营销诡计,这种宣传狡黠地掩盖了优秀类型电影最核心的主流叙事策略,即在看似不悖逆(甚至维护)社会传统价值的叙事框架下,完成对社会观念进行修正(反思)和颠覆(冲击)的电影文本。正因为观众对于类型电影的熟悉,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被假定为类型电影的先验性内核,因此类型电影反倒可以更有效地呈现社会的严肃、敏感议题,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创作者深知如何面对主流观众的秘密,严肃的现实议题表达并不能成为拍摄枯燥、直白的沉闷电影的借口。正如比利·怀尔德在谈到《倒扣的王牌》(1951)时[1]所说:“我在和观众对着干。那些付钱的人,那时候,他们是付1.5~2美元。他们觉得自己被抢劫了。他们想要娱乐,严肃的娱乐,但又不能太严肃。”

严肃的娱乐,是好莱坞的取胜之道。

曾经,电影评论者对好莱坞家庭情节剧的非议,正来自于此类电影刻奇和媚俗的双重原罪,电影批评界此时还没有做好接受家庭情节剧的准备,但观众却对此趋之若鹜。从这个角度来说,好莱坞家庭情节剧以精致、世故的视觉风格,完成了对严肃现实主义的某种戏仿。在浮华的理想家庭影像中,以战后美国婚姻、家庭价值观念的全面崩溃,呈现着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中阶级、种族、性别的条条裂痕。

神话是真实世界经验和人类生存状态的澄清和扭曲,对情节剧的不同解读,正是不同时空文化观念的错位和碰撞。

这种由50年代家庭情节剧建立的叙事模式至今仍在广泛有效地运作,在获得票房和学院奖双重认可的灾难爱情片《泰坦尼克号》(1997)和好莱坞家庭情节剧的代表作品《深锁春光一院愁》(1955)中,都为主人公安排了一段十分相似的“舞会”段落,可以看到这种叙事策略的延续。不论是詹姆斯·卡梅隆,还是道格拉斯·瑟克,都利用“舞会”段落完成了以阶级差异为主题的爱情叙事。(www.daowen.com)

“泰坦尼克号”本身就是呈现阶级差异的绝佳场域,在这艘漂浮的庞然大物上,社会空间(舱位)根据乘客社会角色所属的不同阶层(经济地位、社会阶级,包括收入、职业、教育程度等)进行分配,男女主人公萝丝和杰克当然属于两个天差地别的世界,一个是开朗叛逆、厌恶包办婚姻的没落贵族小姐,一个是不名一文、活力四射的社会底层小子,甚至两个人在外貌、体型上都不符合传统观念中的恋人形象。

当杰克将属于头等舱的萝丝带入普通舱内那个活力四射的底层群众舞会的时候,装腔作势、死气沉沉的上层社交礼仪和普通民众的热情质朴、载歌载舞的反差即时凸显。萝丝被这个自己从未接触过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最终仍然体现在性方面)、有些粗野的阶级(杰克)所吸引,并且迅速地被这个阶级所接受,在这个朴素直观(做作)的阶级融合图景中,詹姆斯·卡梅隆完成了一部在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的、超越阶级身份的家庭情节剧。

在道格拉斯·瑟克的《深锁春光一院愁》(1955)中,寡居的中产家庭主妇嘉利·斯科特与家中雇佣的年轻园丁罗恩·科比暗生情愫,这段感情却因两人年龄和社会身份的差距而备受嘉利儿女和中产阶级社区邻居的抵制和奚落。在失落中,罗恩将嘉利邀请到位于山野处的家中与自己的家人见面,从中产阶级社区到充满田园色彩的村野家庭,嘉利受到了科比家族热情的款待,并且在充满异域乡野风情的音乐中与科比双双起舞,两人的感情也受到了罗恩家人的祝福。在这个舞会场景中,衣着华贵却尖酸市侩的中产阶级绅士淑女们和淳朴善良的村野小民再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这两个“舞会”场景中,创作者利用主人公社会空间和社会身份的错位来强化两个阶层的差异,以此表达对中产阶级保守虚伪的批判。在弗里茨·朗探讨阶级分化对立的《大都会》(1927)中,世界被分为富裕自由的地上社会(天堂)和贫穷奴役的地下社会(地狱),地上统治者弗莱德森的儿子弗莱德在天堂享受声色犬马生活的时候,见到了无意间从地下世界闯入天堂的玛莉亚,弗莱德被玛莉亚的纯洁和博爱深深吸引,并追随玛莉亚进入地下世界,在目睹工人阶级地狱般的奴役生活后与自己的父亲断然决裂。

虽然观众的注意力可能主要集中在充满欢笑、动作的热情奔放的舞蹈场面,这正是情节剧的魅力所在,但这种两极空间的对比正透露出电影创作者对于时代症候的态度。

在《深锁春光一院愁》中,男主人公罗恩·科比家庭的居住空间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年代久远的磨坊),甚至他的园丁身份和打猎的喜好都在表明他与自然的亲缘性,罗恩的开朗、幽默、宽容,散发着天然去雕饰般的质朴魅力,对于瑟克来说,罗恩这一形象是对美国战后物欲横流的批判,对曾经纯真时代的缅怀。

好莱坞家庭情节剧为道格拉斯·瑟克等导演找到了在主流制片体制内审视美国社会的切口,以过度的俗艳来呈现那个战后一片和平安定、物质繁荣的过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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