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内生金融建设的启动

20世纪20、30年代，无论商人、地主及富农之流的高利贷活动，还是典当、合会之类的旧式金融组织都无法承担流通农村金融的职能^[1]，“乡村金融枯竭，欲重利借贷，亦不可得”^[2]。近代西风东渐，西方广为采行的农村信用社被公认为一种科学的组织，“深信他是足以代替中国农村原有金融融通的制度，毁灭原有制度一切的缺点”^[3]。农村信用社遂成为近代社会各界着力培养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关于农村内生金融建设的思想言论多以农村信用社为对象。然而，“在农村破产又无相当教育的乡间，一时要做到自给自足，是很不容易的事”^[4]，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难以自发形成，学术界“希望银行界站在社会事业的观点，来办理农村放款”^[5]，以商业银行为主的农村外生金融组织成为培育农村内生金融的主要力量。

农村外生金融组织对农村内生金融组织的资金援助、监督管理以及业务指导成为诱导农村内生金融形成的直接因素。不少学者都表达了通过银行资助来催生农村内生金融组织的观点。如郑莹提出：“农村合作社所经营的业务，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运用资金，才能使业务方面有顺利的进展，以目下农村金融的枯窘，农民不但难于自己筹集，而且非由金融机关予以融通，其业务直无经营的可能。关于目下各省业已成立的农村合作社，无不仰仗各金融机关的援助，即可知农村合作与农村投资的关联是如何密切！因此，我们以为欲图我国农村合作事业有普遍的发展，正不妨利用农村投资的途径去奖掖它、扶助它。”^[6]此外，农村外生金融组织对农村内生金融组织的指导和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使一般农民都具有加入合作社的志愿，一方面使合作社的业务有顺利的进展。”^[7]“合作社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可是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民，差不多都是文盲，不但贫而且愚。他们是怎样也不明白，在上者之苦心。”^[8]农村放款的目的之一是“就合作来说，使农民从放款中认识到了合作”^[9]。银行也不得不注意合作社放款的风险。实践中常常遇到因监管不力而导致农村信用社经营失败的情形，高淳合作事业停顿的原因之一就在“江苏省农行对合作社借款用途之监督，欠缺周密”^[10]。银行“间接放款于下层组织及监督指挥应有甚密之考虑”^[11]，成为银行界的共识。

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内生金融建设，在银行资助下得以启动，正如近代人士所设想的：“农村放款的初步工作，应着重农村信用合作社及生产合作方面的放款，使农村金融得以周转，而逐渐转导农民树立自有自营自享的金融制度与金融机构。”^[12]

2．农村外生金融组织资金援助与监督指导思想的演变

1927—1936年，农村外生金融组织对农村内生金融组织的资金援助思想体现了商业性贷款的倾向，对农村内生金融组织的监督指导思想倾向于提升农村信用社的品质，重在培养农村信用社的独立性。在以自身盈余为信贷来源的条件下，为减小贷款风险，农村外生金融组织的农贷行为都表现出了商业性的特点：贷款数额小、贷款期限短、偏重抵押贷款以及偏好优势地区。对此，当时不少学者都建议农民银行增加实物放款，放弃使用抵押担保以及延长贷款期限，以此便利农村信用社农贷业务的开展。众多学者还从不同方面阐述了银行通过农村信用社放款的优越性，通过合作社放款“似乎为各银行当局所一致承认”^[1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农村外生金融组织以商业银行为主，在专业农业金融机构根基不稳时，近代人士呼吁商行从事农贷。但农业并非商业银行的主业，商业银行的农贷活动是为销纳自身游资、获取利润而为之，不是单纯为救济农村而放款的。对此，时人并不否定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目标，而是强调农贷不应单纯强调低利，应兼顾商行的成本。邹枋从银行与农民两方面分析了低利贷款的不可行：若利率过低，一方面会使商业银行成本亏蚀，另一方面会发生地方恶势力阻碍农民借款的种种情况。他认为，若采用稍高而并不太低（不是高利贷）的利率，商行会有巨额的款项投向农村，地方势力的反对也不会太强烈^[14]。吴红叶着重研究了降低商行利率的方法。他认为：“希望银行减低对于农村投资的利率和拓展社会建设投资的动向，是要从银行所吸收存款的利率能够先行降低，才能办到。欲谋存款利率的降低，是必须政府对于银行方面予以相当的扶助，使银行方面能够增加相当的信用，就很容易解决。”^[15]另外，当时认为只有向组织健全的农村信用社放款才能保证贷款的有效性。有学者指出，商行向合作社的贷款应注意如下6点：①借款者应限于健全的合作社及其社员；②社员借款的用途，需严加审核，若非以生产经营或其他正当用项者，一律免借，以减少贷款之风险；③贷款之后，需严加监督其用途，若发现有虚伪情形，应立即追还本利，并函请政府取消其组织及将来借款的权利；④贷款手续，务须严密，万不可苟且于前，而追悔于后；⑤须要求贷款的确实担保，到期前或届期日，应将本利归还，然后方准其有续借之权，否则取消其借款权利，其附近该社之合作社，虽未丧失信用，然亦以此法施与之，以促进合作社平日彼此相互监督之习惯。 ^[16](www.daowen.com)

1927—1936年有关农村内生金融组织的监督指导思想以培养农村信用社的独立性为依归。具体说来，合作指导工作应该由立场超脱的慈善机关或中介组织担当，农村外生金融组织仅负责贷放监督工作；合作指导工作应着力引导农民的自动行为；合作监督应以不干涉合作社内部事务为原则，采取查账与保管合作社公积金等方式，避免过问合作社的放款细数与代理合作社的股金等干涉性方式；农村外、内生金融组织之间应保持资金贷放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

1937—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统制的逐步加深，政府银行逐步替代私营银行，成为农村外生金融组织的主体，农村外生金融组织对农村内生金融组织的资金援助、监督指导思想与1937年之前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旨趣。农村外生金融的资金援助行为表现出浓厚的政策意味，其农贷业务已不限于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农村投资奖掖、扶助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这一目标了，土地政策、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农业政策方面的新要求，以至战时经济之下整理农家负债、救荒等政策都是其要配合推行的。不少学者建议农民银行的农贷采用实物放款、有限度的使用抵押担保、延长贷款期限和增加贷款数额的方式，并且建议农民银行弱化通过合作社放款的信贷方式，更加注意对农民的直接放款。这一时期对农村内生金融的监督指导思想也更加偏重于行政管理的方式。比较多的论述围绕着建立自中央至地方的合作行政系统而展开，主张农村外生金融组织全面配合服从合作行政机关的政策意图，对于提升合作社品质的监督指导思想则显得非常稀疏粗糙。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推行的信贷控制政策一方面损害了农村外生金融组织的创新能力，改变了其对农村内生金融组织进行内生性培育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使得外生设立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与农户的联系日渐疏离。

3．农村内生金融主导思想的变迁

1927—1936年，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在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营等方面以培育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内生性金融为主导。首先，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上，一贯重视自筹资金。“金融机关的放款，是依据合作社本身自筹资金的程度而定的。”^[17]尽管农民贫困，但当时大都主张通过储蓄的方式迂回地“按期增缴股金”^[18]。其次，农村信用社的组织结构思想，倾向于稳定信用社的基础。社员以农村中较有实力的农民为主体，少量吸收贫农或对贫农放款设定限制，无法“完全收罗贫农”。时人指出：“华洋义赈会以慈善事业的方式办着合作社，可是观察被他们承认的合作社数量之少，被承认条件之苛，贫农成分较多的合作社，实不易幸获青睐。”^[19]而且由于合作社人才缺乏，“健全的监察组织”不能一蹴而就，信用社的组织运转往往寄望于地方豪绅的领导。最后，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运营思想，体现了农民的需要。主流的观点是，农村信用社的盈余分配应重视公积金分配，重视培养信用社的独立性^[20]；业务种类应该简单化，避免对指导员的依赖^[21]；放款用途不应排斥消费放款^[22]；放款期限“应以社员为本位”；放款方式可以考虑押当方式^[23]。

1937—1949年，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转而以执行政府农贷政策为要义。这一阶段培育农村信用社的主流观点是：第一，农民存款是较农村信用社股金更主要的自有资金来源^[24]。1937年以后设立的合作金库，其目的就在为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吸收存款能解决因个人股金与合作社公积金不敷使用带来的资金瓶颈问题，而且不会损伤合作社的独立性。重视吸收存款，反映出对合作社农民所有权的不重视。第二，贫农不具备社员资格以及合作社贷款被农村富有阶级把持的现象源于银行的逐利行为^[25]，政府的管理不失为一种解决农村信用社各种不良问题的有效方式。1940年颁布的《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即试图采取“以全民入社为原则”、县政府“从旁发动监督”的行政控制方式解决这一农村信用社的组织建设问题，以快速推广合作组织。第三，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运营应以推行政策为出发点。为适应战时经济，“合作社为发展国民经济事业之基础，且将合作社成为政府对人民实施管、教、养、卫之基础组织”^[26]，而且合作社宜采兼营数种业务。

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内生金融的建设思想，未能秉持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内生性金融特质，农村信用社由此逐步脱离农民而沦为执行政府农贷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