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从合作发展的文化、经济等背景条件探寻了合作失败的原因，慨叹农民不具备合作互助的精神，不了解合作的真义。

张德粹指出：“惟论者常公认我国的农业合作，质素太坏，虽数量大有可观，但内容弊病甚多，往往名实不符，不足以当改善农民经济、改进全国农业、并强固立国基础的重任，且有指责合作辅导机关的粗制滥造，创立无数有名无实的合作社，未免弊多利少。推究事实，实因农民智识过低，又加以贫穷过甚，因贫与愚，致一切事业的推进，都是困难丛生。穷、愚交互为因果，而致农民不能了解合作，经济上无自立与自助的能力，行为上又缺乏组织和团结的精神，处处存心依赖，除‘合借’而外，不知其他，受农村豪强的阻碍把持不能自拔或自觉。有此种种病症和困难，所以我国政府上下虽努力推进农业合作，结果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惟合作事业与一国的整个经济、政治和教育，相关至切，断无整个经济、政治和教育不改进，而能使合作单独发展的。今后的方策当使农业合作配合全国经济建设和政治与教化的一致进展。”^[25]武育宣认为：“合作社的理论虽好，不见得立刻就能普遍到全中国，纵然能够使全中国都有这种合作社的组织，在速成的运动之下，又不见得会能够达到合作社的真正条件，因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在文化程度上至少应当要达到一定的水平。老实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时所有一切的进步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状态，经济的情形是这样，教育的情形也是这样。”^[26]农民生计艰难，根本无暇接受教育。陈耿光就指出：“农业经济的破产，使农民生活感到非常困难，在平日尚且奔走逸事之不暇，哪有余力使子弟去受教育。为维持生活来见，大家两肩承一口，刻刻要提防着饥寒的光临。小孩儿生下地来，就有自己为自己找饭吃的义务，不容许其更有奢望。……所以现代的教育，只好让富有者独占，贫民子弟都在被斥之列了。”^[27]

农民因经济拮据、知识落后而不了解农村信用社组织的内涵，不少人士都认为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目的除了借款，别无其他。吴承禧说：“农民迫于高利贷之压榨，亟思以低利借款，乃组织合作社，以为借款之工具，故非为合作而合作。”^[28]邓白突说道：“好像其目的除在‘合借’以外，别无他求。故大半只能尽力借款，而不尽力运用所有借款，发生良好作用，其于整个农村经济之影响，毕竟很小。”^[29]农民银行总行业务主任孙伯颜君说过：“加入合作社的人，目的在向农行借款；借得款就合作，借不得款就不合作。以农行为慈善机关，借款以济急，并不是用于何种生产，弄得钱去无来源，到时无法偿还。”^[30]就连蒋介石本人也说：“合作事业，有一种通病，即信用合作社的畸形发展。信用合作社的业务，为贷放资金。……社员入社，亦以取得贷款为企图，不暇顾及合作社的真义。”^[31]

据对湖南省1933—1934年参加过合作讲习会的1 175名学员的理解能力所做的调查：能彻底明了合作意义者不过占32．94%；不彻底明了者占37．87%；完全不明了者占16．34%，不明了及不能彻底明了的人数之多，“此为讲习会中最通常的结果”^[32]。依中国农民银行1941年对四川绵阳县各合作社调查，合作社“社员除借款外，与社本身毫不发生关系。……各信社业务，现尚只有放款、储蓄二项”；战时粤省“各合作社只能达到‘合借’地步，仍未能做到合作的程度”；湖南浏阳县的512个合作社“多系‘合借’‘合还’之机构，故均患一般质劣之弊^[33]。(www.daowen.com)

总之，乡村合作社的“社员们除了合作社能够借钱给他们这一点，差不多什么也不懂，——至少可以说十个合作社的社员有九个是这样的。他们的职员总算是一社中最优秀的分子了，然而同他们谈起来，对于许多问题也大多都是茫然”^[34]。因此，不断有人呼吁要大力开展合作教育，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合作发展不畅的问题。如方显廷所说：“尚需普遍举办合作教育，推广合作运动，合作教育可以孕育合作环境，环境适宜，然后合作事业，始可繁荣滋长。”^[35]

此外，农村的人才流失严重，合作社职员和主管缺乏品行好又懂合作的人选。王云五于1934年指出：“农村衰弱，原因颇多，人才缺乏却是其中最大关键。旧日的农村尚有绅士阶级的人做他的灵魂，所以在政府无为政治之下，还有几分的地方自治。现在高等教育大多集中在都市，农村优秀分子一到都市求学，往往不愿再回到农村，所以高等教育愈发达，农村人才愈缺乏，农村的全部也就愈衰落。”^[36]还有，熟悉合作社具体业务的专门人才也十分匮乏。各地合作社因“农民知识太差，对会计不感兴趣，亦不知其重要，而合作指导机关之会计人员亦十分缺乏，不能常川驻外指导”^[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