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储蓄动员政策的产生

当时的学术界认为，在战时经济可采用的几种储蓄动员手段之中，发行纸币与征税等强制手段都有其不可行的原因，依靠金融市场动员储蓄，发行债券的方式是妥当的。

有学者分析道：“要渡过战争的难关，使财政不至于破产，非有良好的应付方法不可。根据过去的事实，最重要的，不外乎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发行纸币三种。”“发行不兑换纸币来应付战时财政，是非常危险的，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宜应用。至于加税和发行公债，利弊互见，最好是二者相辅而行，加税不应摧残生产事业，募债应顾全国家信用，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应多发公债及至战事延长，就应该增加税率或添设新税，这样战时财政便不至于十分拮据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平时应该有准备，否则一遇战争，什么方法也是行不通的。”^[47]还有学者认为：“然中国税制三大宗之关税盐税统税及新设之所得税，收入陷于极端悲观之限度，因之，转移政策于集中现银与交换外货方面，国内则募集内债，国外则外债及信用借款，均为筹款之来源，此外则管理外汇，奖励出口，限制民用之消费节约，奖励华侨汇款及限制提存等，推而至于开发西南工作资金之融通，提高输出农产物之贷款等项，均属其荦荦大端。”^[48]因此，发行债券是较为可行的方式。

关于农业债券的发行，林和成谈到：“以中央政府之担保，中央农业银行之信用，发行农业债券，筹拨资源。我国以各地农业银行，规模狭小，资力绵薄，未能举办农业债券。中央农业银行，以其享受国家之特权、资力之坚固、信用之广孚、准备充实之故，其发行之农业债券，必易流通，较之一般农业银行单独发行者，其信用程度必不可同日而语。若采分散制，则我国各地人民知识及贫富悬殊，农业债券之推销，在江浙东南等省，自觉较易，而在西北陕、甘、西康等省，必无若何畅销。”^[49]政府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借款人与管理者，筹措资金的成本较低，具有发行债券的优势。

2．储蓄动员政策的实施(www.daowen.com)

事实上，南京政府是运用发行纸币，即依靠通货膨胀的强制手段来积累农业信贷资本的。

1935年的法币改革为纸币发行提供了条件，正如杜恂诚所说：“如果把稳定货币和发展经济这一根本宗旨抽去，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撇在一边，单单强调纸币改革，其结果就可能成为一个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滥发货币的前提条件。”^[50]1935 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与法币同样行使，到1942年6月底，发行额为54．25亿元，占当时国民政府货币发行总额294亿元的21．896%。^[51]货币发行权的获得使中国农民银行的业务活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时有学者指出：“在二十四年十一月新货币制度实行以前，农贷资金大部来自国民储蓄，那时商业银行参加农贷者甚多，其贷款系来自各种存款。自币制改革以后，中农、中国、交通三行逐渐扩大农贷，各商业银行则渐紧缩，乃至战事发生，商业银行的农贷几全停止，而近年来农贷数额，反有增加，乃是公立金融机关积极推广农贷的结果。近年公立金融机关的农贷资金，或有一小部分是来自国民储蓄，但从各方面观察，其大部分来源恐怕是新货币的发行。以发行新货币来扩大农贷，难免招致物价上涨等等的结果。必须另觅充实农贷资金的途径。”^[52]

发行纸币所引致的通货膨胀增加了对农村的信用分配。巫宝三曾指出：“二十八年的农贷总额只有五分之一是来自社会储蓄，有五分之四皆来自新货币行为的发行。”^[53]首先，通货膨胀使农民的债务负担有所缓解。巫宝三指出：“通货增加与物价高涨之结果，债权额的实际价值，大为减低，债务者的负担同比例的减轻。我国农村中原有的一个大问题，即债务高重，而认为非低利农贷所能解决者，到现在可以说已自然地获得解决。农民债务，既然减轻，农村经济，既然好转，农村金融，也必随之易于周转。”^[54]其次，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与劳务报酬有所提高。余捷琼指出：“战事发生以来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战时所增发的通货，绝大多数可说都是停滞在农村中农民的手里。在战前，农民的经济地位是极度不幸的。当时提倡农村储蓄，不免是就荒漠以求鱼虾。现在情形改变了。物价上涨，没有固定报酬的工值亦上涨了。有东西可以出卖的是农民，全体生产量之中，农村所生产的部分，占绝对多数，有劳力可以出卖的亦是农民。”^[55]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农村资金宽裕不等于农民资金宽裕：“抗战以来，由于物价的上涨及工资的提高，农村收入激增，使农村经济由贫困而宽裕。但是物价的上涨只是便宜了少数的富农与地主，同时因为工商业获得高额的利润，吸引农村资金流往工商业，使一般小农贫农的借贷感到极大的困难。”^[56]而且，通货膨胀的存在，势必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农业生产不一定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