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作用有限，金融市场还保持着自由市场经济的特质，农村金融市场政策的效力微小，信贷量管制与利率管制等措施对农村信用供应量和农村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1937年以后，以抗战为契机，政府的控制力大为增强，农村金融政策也由对金融市场的宏观指导转向对储蓄动员与资金配置的直接控制。

1937年后，随着抗战建国的需要，农村金融成为扶助农村的主要途径。正如近代学者所说：“我们之所以树立抗战建国之基础，维持长期抗战之政策，可说是全在于广大散漫的农村，因而我们对于发展农业，自当集中目光，全力赴之。”“发展农业的方法虽然很多，例如兴办水利重划耕地，提倡集团垦荒，扶助农民运销，改良品种，利用新式农具等等，但是无一不需金融之帮助，所以发展农业，实在是要以流通农业金融为急务。”^[17]

政府如何在流通农村金融的“急务”中发挥作用？在一片“统制”声之下，统制金融成为农村金融政策的着力点。当时有学者提出：“统制金融之意义及效用有三：第一、可配合国家经济财政政策，第二、可消灭游资，集中资金，第三、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权，然欲达此目的，对于金融自然加以统制不可。”健全中央银行组织，统一发行，集中存款准备，设立各地票据交换所，建立贴现市场证券市场，管理金融机关之业务、人事、经费以及以征税方式进行的强迫储蓄制度都涵盖在统制金融“具体之方针”内^[18]。还有学者认为统制农村金融合于世界潮流。他指出，综观各国农业金融制度，虽组织不一，名称互异，而确有下列诸种趋势：①中央集权化。晚近各国农业金融制度，其在地域之系统上，已由各自为政进而为中央统一之局势；②业务专营化。各国农业金融机关均莫不脱离混合组织之羁绊，而入专营之个体；③政府统制化。一国如欲谋农业资金供需之充分调剂，非由政府扶助不为功。是以今日各国所采农业金融之政策不外有三：①直接由国家经营，以财库中支拨一定基金以设立之；②政府以间接手段协助之，努力促资金之流入农业信用机关，俾可在民间川流不息，接济无穷；③政府赋予农业长期经营发行债券之权，而在法律上严定其应履行之条件。使农业造成证券化，而促农村资金之流动。无论政府之手段为直接抑或间接，要之，政府统制力量，实已笼罩于农业金融之上矣。^[19](www.daowen.com)

就统制金融的内容来说，除了金融市场建设以外，资金配置与储蓄动员是主要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