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1日由国民政府命令公布、1935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民国合作社法》，共9章76条，是国民党政府颁行的合作社方面的“最高法令性文件”，大大增强了立法权威性和合作法令的行政效力，为“我国合作社法之嚆失”。此法案中规定合作社“低利贷放及较高利息收受存储”。时人引用美国人史蒂芬的评论抨击此法，首先，指出了“较高利息之不智”：“合作社受社员之存储，应视社中资金缺乏或过剩定存储利息之高下，分执一以绳，于资金足用时，惟有谢绝社员之存储。”其次，指出了合作社低利放款的弊端有两点：“一以合作社低于市场利率，随市场利率之日趋下降，终致无力付予充分利息，不能吸收涉外资金以供给社员；一以公积金不能迅速增加，资金不能脱离外援。”再次，“法文较高利息及低利之标准，当非民法第二零五条所规定之法定利率，因市场之利率，亦不得超过此限制，则其随市价为转移，低利放款、高利存款之结果，合作社之收支，必难免失其平衡。”从实施情况来看，该法令“兹施行三年后，国民政府遽予修正。”“修正案第三条第四款删除旧法低利贷放及较高利息收受存储之字样，其余一仍原文，只增第五条对收受非社员之存款设立根据。”^[9]

低利放款的法规试图解除中国农民的高利贷盘剥之苦。有学者就曾建议“以法令严厉取缔高利贷”：“本乎国家政纲与元首拯民之旨，对于病农最深遗祸最烈之重力盘剥，应依法严格取缔，摧陷廓清，凡负债利率高于法律所定限度者，盖债务人即可根本否认此项“不当得利”（民法债编，第一章第一节第四款）且高利贷者，尤须受法律上（专定之高利贷法）相当之处分，以示政府公正持平，以‘义’为治。”^[10]实践中，江苏省农民银行曾于1928年在其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放款之利率，最高不得过月利一分。”^[11]1932年该行章程又更为细化：“合作社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过月利一分；其他利率，不得低于当地合作社之利率”。同时，江苏省乡村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也要求“放款利率，以月息计最高不得过当地最低之利率”，而当时的农村借贷，以合会利率最低，年利约在一分左右^[12]。

然而，事实上低利放款的效果并不理想。低利放款的规定，旨在增加农村的转移性收入，但在近代中国，转移性收入的效果不尽理想：首先，低利放款不一定能下放到农民手中，因为利率太低，地方恶势力会想尽办法阻碍农民借款，以维持高利贷的垄断地位^[13]。其次，农村放款的替代性很强，不能确保一定用于生产用途。费孝通曾经指出：“农村经济中，资本是富于流动性的，农民们并不把推动生产的资本和储蓄的消费品划分得很清楚。他们虽预备下农田所需的种子和肥料，可是在消费品不够的时候，就挪作别用了，等到需要下种和施肥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出于告贷的一法。这种借贷表面上看来，固然是为了生产的目的，可是骨子里何尝脱离消费的性质？”“为了防止农贷成为消费性质的借贷，放款时常有规定借款的用途的必要，规定尽管严，实行时就严不了。放款者若要追究每个债户借款的用途，非但太费事，而且极难校核。农村资本的转变性太大，使这种规定时常成了具文。”^[14]此外，低利放款谋求“低利”的初衷也难以实现。如巫宝三所说：“农贷利率应该顺其自然之水准。如强使农贷利率高于工商业贷款利率，人们何必去耕地。利率之自然水准，农业恒高于工商业贷款利率，长期贷款利率又高于短期贷款，其中之最大原因，即农业与长期贷款的风险皆较大。低利政策，大都有一个前提，即假定我国农业生产者是处于不利地位而需要救济者，这一个假定不一定常对。譬如目前的农业生产者，即无需低利贷款以为救济；不但如此，低利政策之结果，除非政府予农业生产者以大量津贴，或继续由国库拨给贷款资金外，势必致不能用吸收储蓄的方法，以供给农贷。”^[15](www.daowen.com)

另一方面，高利吸储的政策也是一种凭空设想。有学者指出，“希望银行减低对于农村投资的利率和拓展社会建设投资的动向，是要从银行所吸收存款的利率能够先行降低，才能办到。欲谋存款利率的降低，是必须政府对于银行方面予以相当的扶助，使银行方面能够增加相当的信用，就很容易解决。”^[16]在政府没有任何辅助措施的条件下，低利放款已经不易，高利吸储更是不可能，难怪此项条款会在三年后修正《合作社法》时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