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金融不足的状况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深重，经济凋敝，百姓生活困苦。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衰败的态势愈演愈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指出：今日中国经济的疲惫，“已成为吾人所目睹身受之事实。举凡农村经济之破产，都市资金之膨胀，工商业之凋敝，入超之激增，土匪之蜂起，贫穷之普遍，何莫非吾人所感触到的切肤之痛。中国整个的国民经济，可谓已到总崩溃之前夕”。^[14]一方面，都市工商业异常衰落，如《大公报》所描述的1934年中国经济形势：“商品入口急增，出口大跌，此阳历年关，各省市商工业，几乎无一不赔，商业闭门，动以千计”^[15]。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农业呈现前所未有的衰败景象，如王毓铨所说：“近年来，中国农村破产日甚，社会经济风雨飘摇；金融信用极度紧缩；于是农民流亡，田园荒芜，赋税收入短绌，银行营业不振……因而，紧接着农村救济或复兴农村的声浪，弥唱弥高。”^[16]如此经济形势使南京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蒋介石、李石曾、张静江、陈果夫等人提请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的《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曾提到：“目前最大、最危险的一个问题，便是民生问题，内而军阀官僚积年的摧残，外而帝国主义积年的侵略，逐渐造成今日遍地兵匪盗贼，造成总理所谓‘大贫’、‘小贫’的现象”^[17]。

如何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着力点在改变农村现状，摆脱农村经济危机，学术界先后形成了“中国农村派”、“乡村建设派”、“农村合作派”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派”。以薛暮桥、陈瀚笙等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农村派，主张推翻封建土地制度；以薛仙舟、伍玉璋、寿勉成等人为首的带有官方意志的农村合作派，主张建立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以卜凯、戴乐仁为首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派，主张发展农业技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其中，主张发展现代农村金融的观点，在当时看来，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方案，有其合理性，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及众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影响较大。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正是农村金融的匮乏导致了当时的农村经济危机：“农村经济日濒恐慌，农业生产，难乎为继。细察其由，似可总言之曰：农民无流动资力以充实其务农增产之本能也。”^[18]发展农村金融可以缓解农民的燃眉之急，进而振兴农业，促进都市工商业的发展。《大公报》的“社评”曾呼吁政府勿使建设的目标与进程中断，说政府只要进行两种建设，即建立农业金融银行，维护农业；振兴全国交通事业，开发交通，就可使局面改观。“两事收功，百废自随之而举，无须强勉学苏俄五年计划，仿美国之复兴运动。”^[19]

20世纪20、30年代农村金融匮乏的状况异常突出。有学者描述道：“连一部分小资产高利贷资本，亦皆逃入都市；从前我们说是农民苦于高利贷压迫，至于现在，便是出了高利，亦很难借到现款了。”^[20]武进“近三年来，因各种关系，借贷久已无门。今岁则因旱荒关系，赊欠亦遭拒绝”^[21]，盐城因麦、稻价格暴跌，“一般农人，奇窘异常，即买油盐，亦无现款，大都以稻易之”^[22]。1934年2月13日《大公报》评论道：内地各县金融紧张，“尤为过去未闻”。中美的棉麦借款由5 000万减为3 000万，经济委员会建设经费减少，人们对于建设寄予的希望要成泡影，加之《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民气消沉，为有史以来所少见，揆诸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之情形，殊不可同日而语”，国人有一种“由失望而至绝望，竟束手以待坐毙”的情绪^[23]。

2．农村金融不足的原因分析

对于农村金融不足的问题，近代学者多从资金供求关系方面进行解读。他们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农村破产、现金源源外流的状况致使农村资金供给紧张，而另一方面需求却未减少，农村金融因而大大枯竭，不敷使用。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全国所有通用现金，数量不多，不足产业之融通远甚。且最近数年来，内地不靖，富有者多拥款外潜，农村生产低落，对城市贸易，常需现金偿债，故农村资金已由埋藏而外流，偏集于通商大埠。……中国资金之缺乏，及其偏集都市之特殊现象，使农村金融陷于枯竭与不流通之困难”^[24]。还有学者总结道：“农村高利贷之形成，并非无因，兹略述如左：（一）资金供给之减少。农村资金供给之所以减少，在都市现金之集中，及农村资金之外流。而其所以致此之由，主因在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流通失其常规。……此外，内地之不安，亦为促成农村资金逃避之主因。（二）资金需要之增多。资金之需要恒起因于农民之收不抵支，或另有资本支出之需要。”^[25]

农村资金向都市的逃避，又导致都市资金雍滞、全国金融业畸形发展。一方面，“乡村金融枯竭，欲重利借贷，亦不可得。”^[26]另一方面，“大量的窒塞于城市，同时银行家又疯狂地利用这些游资，作公债、标金、外国股票等等投机买卖之竞赛”^[27]。“一方面农村金融枯竭，无法推行其道，无法进行其生产；同时一方面人口集中的都市，又感觉资金过剩，无法排泄的痛苦。”^[28]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互为因果，在城市中表现者：现金集中、游资充斥、投资活跃、奢侈成性，在农村表现者：信用紧缩、金融极度枯涩、利率奇高、农业资金缺乏、事业破产。综观上述诸项，极度表示都市与农村之大矛盾。一方都市正患膨胀，他方农村则病贫血，贫血固属重症，膨胀亦非所宜。”^[29]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资本乃乘机活动，剥削更甚。”^[30]

是什么原因使得城乡利率不能划一，农村资金源源不断地外流？近代学者提出的看法大致有以下两点：(www.daowen.com)

第一，行为方式的偏差。农村的富有者纷纷把资金投向都市，而都市的有产者又因风险而惧怕向农村投资。有学者指出：“内地小资产阶级见农村经济之动摇，乡村方面投资，毫无把握，乃纷纷以自农民剥削而来之现金，向都市投资或经营他种事业，农村之现金间接向都市集中，农村经济，渐行枯竭，农民生产资本无法周转，生产量亦随之减少。”^[31]“农家借债的利率既这样高，可是还没有地方去借呢。因为大地主多迁到城市去了，即可有少数有钱的，他们又居奇垄断，不肯多借给贫农，还有怕债户逃亡，竟把有用的金钱埋在地窖内的。”^[32]而且，农村的高利贷者通过放款者而获得的利息，并没有投资到农村、农业；相反，则是随着地主城居化趋势加强而流入城市。……虽因乡村危机、恐慌与城市商业投机之风的大盛，内地资金为所诱惑，“逃出了农村极快地奔向城市”，但也只是乡村与城市间“单向流转”，现金仅有去路而无回路。另一方面，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上有许多人及团体，拥有巨资，极愿投资于农村，然苦无对象，或则虽有对象，因认识不清，不敢冒险投资。”^[33]社会不定以及农村变化多端的条件下，人们担心一两年中会有“意外的突发发生”，持久的农村投资难以为继。由此可见，由于农村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为获取准确信息而支付的交易费用的存在性，使得人们对投资农村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偏离经济的目标均衡，农村资金的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

第二，原有的金融组织不发达。农村原有的金融组织形式主要是典当和合会，当时认为，这些农村金融组织没有多少积极作用，仅仅是剥削百姓的高利贷而已，农村金融的枯竭和这些组织的不发达息息相关。有学者指出：“高利贷资本，常借助商业资本之运用，以完成其牟利目的。商业资本剥削农民之方式，是买贵卖贱。中国农村金融机关常利用农民之无组织，及农村之贫困，大半或全部为高利贷资本活动之大本营。普通农村金融之流通形式，有质当、钱会、借钱、借粮、借农具及预卖等，惟其利率常较一般城市借贷利息为高。”^[34]“农民投入高利贷之门，固无异是饮鸩止渴，而在农村金融普遍的枯竭下，有许多农民尚不能得到高利贷资本者的青睐，而因生产资金的缺乏，只有离村流亡。”^[35]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在以往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时代，农村金融流通的方式，不外典当、合会、私贷等等，”“在农村经济生活滞于自给自足的时代，农村金融的流通，尚属幼稚，尚可以勉强维持，但自近百年来，此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生活的壁垒已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商品所攻破之后，农村的膏血已渐干枯，农村金融的流通是迫切需要的了。”^[36]“中国过去缺乏有系统科学化之农业金融机关，所有者仅些须鸡零狗碎，以剥削农民为宗旨之旧时农业金融机关，如典当等，此种组织，非彻底改革，不足负荷调节农村金融之重任也。”^[37]

就是这些作用有限的传统农村金融组织，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快速衰退。

首先，比较明显的是当铺数量日益减少。山东全省在光绪年间有200余家当典；民国以后相继收歇，1928年只有21家，1932年进一步减少到15家。1934年一年间，上海歇闭的典押有30余家。浙江全省典当资本约2 000万元，1934年亏损213万余元，超过资本额的1／10；江苏省在1934年，50家典当中有49家亏损；上海华界50家当铺有7家亏损^[38]。万铭健描述说，以前在二三十户人家的村落，便有一个押铺，正好像今日（30年代）的邮局。江南各省城乡市镇常可以看见八尺见方的“当”字和“米”字，今日我们要是再作乡村旅行的话，这种风味是很难看见了^[39]。陈瀚笙在对广东的调查中亦发现，潮安贸易中心的潮州市，1826年有当铺103家，1897年仍有40家，到20世纪30年代全城只剩下1家，即使这1家当铺也为生存挣扎^[40]。

其次，合会组织的作用日趋暗淡。即使有“合会”组织的担保，也不能促进农村投资。“农民中即使有一些略有余蓄的人，也不愿意和‘来会’——不敢且不耐作一种长时期的投资了”。更何况民不聊生之时，农人救死不遑，焉有余暇、余资从事于此。因此，合会的动机，以及村落中人们“来会”的欲望“已是远远不如前了。”^[41]吴承禧这样描述其故乡徽州：徽州本是合会极为流行的一个地方，近年来因为华茶对外贸易不振，农村金融枯竭，合会组织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而且已有的合会，往往因会友们经济状况日渐拮据的缘故，有的中途无力交付，有的收了会款以后对于以后的会金拖延赖欠，致使合会组织有始无终，流于倒会。^[42]陈颜湘在调查江苏宝应的社会概况后有相同的感触：“摇会制度，在宝邑过去亦甚通行。惟近来人心丕变，每每于一会组织之后，多无良好结果，设非解散即自行消灭。”^[43]四川的合会组织均同样衰落且已发生质变，入于高利贷之途，加上不断发生骗逃、纠纷诉讼等事，1935年，酆都等县已通令农民严禁请会。^[44]

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原有农村金融组织的衰落使本已脆弱的农村金融更趋呆滞，不堪一击。有学者指出：“农村资金虽云枯涸，若农村金融组织完备，则沟东灌西，勉强维持，尚不致使金融停滞、高利贷势力笼罩一切。”以河南为例，农村合作社既未组织完备，而旧有的当铺钱庄银号等农村借贷机关，又因兵匪扰攘，苛捐杂税压迫而衰落殆尽，于是农村金融愈趋呆滞^[45]。还有学者论述道：“在平时，农村与都市之货币对流状态存在，商人、地主及富农，附庸于都市金融之体系中，为农村金融之机纽。其流露于农村者为超额之利润与高度之利率。”然而，“此种机构凌乱散漫，毫无立体之有机组织。一遇社会动乱之非常时期，则莫不以本身之利益为前提，各自为政，难作有计划之行动。此时都市与农村之金融联系，突被破坏，而平时在农村称贷之家，此时即停止放债，紧催旧欠，平时在农村贩货囤粮之家，至此亦以银根奇缺而停止买卖。于是农村内部因产销艰涩，物价惨落，资金流通呆滞，周转不灵。”^[46]

总之，农村金融枯槁，无论是商人、地主及富农之流的高利贷活动还是典当、合会之类的传统金融组织，都无法承担融通农村资金的重任。人们大多惧怕贷款风险不愿向农村放贷，而传统金融组织又逐渐式微，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并发挥其减少农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消弭人们行为模式的偏差、从而使经济运行趋向最优状态的一系列制度功能。要解决农村金融不足的问题，必须转变观念，对传统农村金融组织进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