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国内学者一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从制度供给与金融需求的角度分析培育农村内生金融的途径。比如，陆磊（以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重塑三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金融研究，2003．6）认为，控制权是农村金融机构发挥职能的基础，是确保农户享有金融服务权利的制度前提。谢平等（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评价，金融研究，2006．1）认为，赋予农户经营权和收益权等完整权利的有效治理结构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官兵（企业家视野下的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金融研究，2005．10）认为，应在供给一套基础性的制度规则的前提下，倡导农村金融市场的有序竞争，给农村金融企业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广大农户以创新、制度试验和试错的自由。洪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可行吗，经济研究，2011．2）提出，应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交易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允许民间经济主体自发地进行各种金融创新，藉此改善农村融资状况。周孟亮和文春晖（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培育：模式选择与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10．4）认为应构建一个功能完善、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广泛参与和高储蓄转换率的金融体系，更好发挥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以此促进农村内生金融的成长。相关的著作有：马忠富的《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岳志的《现代合作金融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建议通过提高农民的金融参与度来充实农村内生金融的基础。王芳（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制度：一个理论框架，金融研究，2005．4）认为，中国小农家族的金融需求与现代商业性金融不相适应。张杰和高晓红（注资博弈与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金融研究，2006．3）认为提高农民收入是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途径。高帆（我国农村中的需求型金融抑制及其解除，中国农村经济，2002．12）主张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来提高农民参与农村正规金融的能力。谢平、徐忠（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经济研究，2006．4）的建议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并逐步完善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文化教育支出、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补助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条件。相关的著作主要有：徐笑波的《中国农村金融的变革与发展1978—199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卢汉川的《当代中国的信用合作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张晓山、何安耐主编的《农村金融转型与创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宋宏谋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周天芸的《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张余文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和李苏等的《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抑制及其解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除了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本书试图将农村信用社看作一种金融中介，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分析农村信用社的产生与商业银行的农贷行为。以下对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进行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在吸收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探究了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即金融中介如何利用自身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以比市场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以格利和肖（John G．Gurley and Edward S．Shaw，1960）、米什金（Miskin，F．S．，1990）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论述了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原因，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克服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研究了金融中介的优势，其中，Leland ＆Pyle（1977）、Drager ＆Hoag（1978）、Campbell ＆Kracaw（1980）、Chan （1983）、Ramakrishnan ＆Thakor（1984）、Boyd ＆Prescott（1985）、Boyd ＆Smith （1992）等经济学家强调金融中介在事前评估的作用；Diamond（1984）和Williamson（1986）等经济学家则强调金融中介在事后监督中的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大发展，Allen与Santomero认为金融中介赖以存在的不完全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有所下降，遂提出“参与成本”的概念，即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的固定成本，用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而Scholtens和Wensveen认为“参与成本”的解释力不强，价值增值才是现代金融中介存在的主要原因。张杰（2001）、Merton（1995）的“金融中介功能观”则将动态分析引入金融中介理论，考察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动态联系，他认为金融体系的演进应根据需要行使的经济功能，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寻求最好的组织。

国内学者对于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引进研究兴起于2000年左右。1999年翻译出版的哈维尔．弗雷克斯和让．夏尔．罗歇著的《微观银行学》一书辟有专章概述了金融中介存在原因的种种观点。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2000）介绍了有关金融中介体内生形成的代表性模型，并分析了中国金融中介体、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应以金融中介体为重。张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6期）在《金融中介理论发展述评》一文中提到应在西方金融中介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一般性理论框架以合理解释转轨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中介。彭文平和肖继辉（《当代财经》，2002年2期）在《新金融中介理论述评》一文中指出，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金融中介的管制方法应随之改变。其他的综述性文章主要有：曾康霖的《简论金融中介学说的发展轨迹》（《经济学动态》，2001年11期）、胡庆康、刘宗华、魏海港的《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变和新进展》（《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3期）、张艳的《现代金融中介观理论演变与现实选择》（《南方金融》，2002年10期）、孙曙伟、蔡庆丰的《金融中介理论综述及评析》（《武汉金融》，2004年6期）、于雷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若干内容述评》（《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2期）。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文献十分繁杂，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处于“梳理其逻辑，评论其得失”的阶段，而且，上述理论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对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经济与正在重建市场体制的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问题解释力不强（张杰，2001），因此，国内学者的兴趣点更多地在于比较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劣，以对中国金融发展的现实选择提供参考，而运用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解释中国金融中介的论述则不多见。由于近代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曾经历过一次市场化探索，所以，本书试图凭借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研究近代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生与银行农贷活动的一些市场化行为。

对既有文献的回顾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参考资料，而且表明此项论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首先，大多数著述偏重经济史的分析，着力于史实的考订，缺乏现象背后的思想分析。其次，在涉及农村内生金融建设的研究中，对农村外生金融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论述，十分零散。最后，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对近代中国的农村内生金融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

【注释】

[1]吴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棠棣出版社（上海），1950年，815页。

[2]于树德：《信用合作社经营论》，中华书局，1933年，第1页。(www.daowen.com)

[3]吴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棠棣出版社（上海），1950年，815页。

[4]寿勉成，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史》，正中书局，1937年，293－294页。

[5]寿勉成，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史》，正中书局，1937年，338页。

[6]章元善：《合作与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38年，116页。

[7]章元善：《合作与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38年，94页。

[8]寿勉成：《中国合作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38年，101页。

[9]寿勉成：《中国合作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38年，152－153页。

[10]董时进：《农村合作》，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1931年，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