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前的相关研究

近代学者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内生金融建设的研究涉及两方面内容：

第一，对农村信用社自身建设的分析。张镜予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商务印书馆，1930）中介绍了近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效用、历史及其组织，其中，简略地提及华洋义赈会筹办农村信用社的经过与政府的合作政策。“输入近代合作思想于中国的先驱人物”^[1]于树德在《信用合作社经营论》（中华书局，1933）中详细阐述了信用合作社的股份交纳、组织结构、业务运作与盈余分配等实际经营问题，“务使经营信用合作社者，依本著即可经营，不必再处处创造。”^[2]“这种介绍，在合作思想史上，虽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有诱启的作用。”^[3]严恒敬在《中国乡村合作实际问题》（中国合作学社，1933）一书中记录了合作社组织过程中遇到的社员、职员、资金、社务、名称、区域以及指导等实际问题。此外，朱若溪的《农村经济及合作》（上海中华书局，1935）、于永滋的《信用合作经营》（正中书局，1948）和郑厚博的《怎样办理合作社》（中国合作学社合作出版部，1946）也阐述了农村合作社的组设和实务经营的有关知识。

第二，对农村内生金融的外生因素的研究。近代一般认为，政府、商业银行、教育机关是农村内生金融建设的重要推进力量。

首先，关于政府，寿勉成与郑厚博合著的《中国合作运动史》（正中书局，1937）有专章描述当时农业金融机关、商业金融机关与其他金融机关与农村合作运动的关系的实际情形，认为“金融机关常支配了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4]但是，“要中国合作运动合理的发展，今后中国合作运动能繁荣起来，则首须确立系统的与合理的合作制度，并须拟定具体的方案，由政府按部就班的推进，则无论在合作行政上指导上金融上教育上，合作社之量与质的各方面才能改进。”^[5]寿勉成的《合作与国民经济建设》（中央训练团印刷所印发，1941）讲述了中国合作运动简史，并从经济建设的理想、制度及实施等方面论述了合作政策的必要性。章元善在《合作与经济建设》（商务印书馆，1938）中介绍了有关合作的历史、典章制度及技术问题，分析了合作与政治体系的关系，他认为，抗战中合作不能发生效力的原因除了政府推行不力外，“农业、卫生、教育、金融各机关都不晓得去利用合作社，它们没有与合作发生联系。”^[6]发展合作的方针重在政府以引动的方式提倡合作：“合作事业之成败，在合作社的能否自动，能否持久。合作社的好坏，在指导方法的好坏，用金钱引诱或法律拘束，一样的不妥。”^[7]李绍忠的《合作社概论》（知行编译社，1944）中的“中国合作运动的特质”一章谈及商业银行放款合作社的利弊，认为政府应对商业银行的行为有所控制。叶谦吉、张延凤在《合作金库之辅导与监督》（成城出版社，1941）中论述了政府合作主管机关对合作金库辅导与监督的意义、方法及步骤。

其次，关于商业银行，林和成在《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出版者不详，1935）中检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现状与趋势的一章中，指出政府力谋速达之政策，实为目下合作事业失败之主因。商业银行参加合作社放款事业，系一新起而有希望之发展。郑厚博在《中国合作运动之研究》（农村经济月刊社，1936）中概述了中国合作运动的发展及现状，认为合作行政、合作金融与合作教育是影响合作社发展的重大因子，主张通过改进农业金融机关与商业银行的农村合作贷款，解决农村合作社的资金融通困难。寿勉成的《中国合作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38）介绍了中国的合作理论与实际的种种问题。其中提到，合作社与银行在存款、借款、还款三方面的良好关系，是合作社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准^[8]。并且，银行无计划地争相向合作社放款不利于合作社的良性发展^[9]。在论文形式的成果中，方显廷的《中国之合作运动》（政治经济学报，3卷1期，1934）在考察近代中国合作运动实况的基础上，指出“各省府设立的合作事业委员会或农民银行，未能使舶来之合作事业适应中国之国情，以令其繁荣滋长”，合作事业的新希望在于商业银行参与对合作社的放款。但未进一步说明商业银行对合作的监督与辅助。骆耕漠在《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村，1卷2期，1934）一文中指出，农村信用社忽然蓬勃于最近一二年内，主要是由于财政危机和金融恐慌两重威胁，以及由这些威胁所产生出来的政府当局和银行家底切身的自卫要求。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的体系中占着微妙地位，银行家的裹足不前，实是此种结果之最主要的原因。《中农月刊》的《发刊词》也论述了合作与农业金融的密切关系。但是，马资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症结及其对策，农村经济，2卷6期，1935）认为，高利贷为农村内部问题。都市银行创办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使农村利权外溢，形成都市对农村的剥削。改进的方式在于减少农村信用社对银行的借债，以实现自助互助之原则。苏农非（江苏农村与都市间之新金融网，中国经济，4卷7期，1936）认为，都市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具有剥削性，应使都市资金以社会的福利着眼而改造农村。

再次，关于教育机关，董时进在《农村合作》（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1931）一书的结论中阐明：“要合作健全地发展，必须求内部的充实，使他成为人民自己的运动，使他自己可以从一部分人民滋长到他部分人民。宣传固是不可少的，然而冷静的教育工作，尤其要紧。”^[10]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写的《中国农业金融概要》（商务印书馆，1936）在“改进中国农业金融之意见”中谈到，合作社须保持其独立性，不可完全依赖政府之指导，或银行方面之贷款，乡村之小学及平民教育机关，与农民最为亲密，应帮助农民组织健全之合作社。高赞非在《中国合作实施问题》（载《中国合作问题研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会，1935）一文中指出合作实施“一是利用乡间旧有的具有合作雏形的组织，一是看着某处必须某种合作，始可以解决某处最切要的问题时，即可导之组织此种合作，以为倡导。推进者以‘民众学校’提倡合作，较个人提倡之力量大得多多，而亦不致走到一个空虚漂浮的路上去。”(www.daowen.com)

最后，关于政府、商业银行与教育机关的配合，秦亦文在《乡村合作事业之推进问题》（载《中国合作问题研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会，1935）中论述道，合作“如求推进之迅速，当然应该由政府来做，如求推进之稳当，则由社教机关或社会团体负责最为适宜。但今日中国合作事业须取多方推进之原则。”乔启明在（英）石德兰（C．F．Strickland）著、张履惊和欧阳频译的《农村金融与合作》（中华书局，1939）书的序言中谈到：“是以石氏以为欲奠中国合作运动于苞桑之固，合作组织应本于合作原则。政府仅负指导登记之责，银行仅负贷款之责，教育机关仅负指导及育才之责，皆不应干涉合作社之内部行政。平心论之，此项见解实未可厚非。以今日中国合作运动之畸形发展，变相合作与假性合作盛行各地之原因，固非一端，而合作系统之紊乱，实为主因。”彭莲棠的《民生经济建设与合作》（正中书局，1945）和行政院新闻局的《中国合作事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8）也从政策、行政、金融、教育等方面对合作事业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2．1949年以后的相关研究

1949年以来有关农村内生金融研究的著作类成果不多。詹玉荣（《中国农村金融史》，1991）和徐唐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1996）的两本通史性著作粗线条地描述了中国各历史时期农村借贷的情况，对近代农村金融的研究不深入。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对华北乡村借贷的基本状况、借贷关系的转型与困难以及中共对传统借贷体系的革命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的《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在继承前书框架的基础上，对各类新式借贷机构进行了综合研究，通过史料搜集证明政府与银行是合作社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徐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2005）研究了20世纪20、30年各种农户融资渠道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关系，其间论及银行通过合作社放款的概况及成效。赵泉民（《国民政府·合作组织·乡村社会——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2007）在考察二十世纪前半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合作运动的背景下，对国民政府的信用合作政策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建设有所论述。

在1949年以来发表的论文中，不乏有关农村内生金融的影响因素及其自身建设的研究成果。王先明在《二三十年代农村合作社借贷资金的构成及其来源——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4）中表明，社外资金是合作社的主要资金来源，社外资金的支撑不稳定是合作无效的原因。岳谦厚和许永锋在《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安徽史学，2007．4）中，考察了天津《大公报》刊发的有关人士对“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争论。刘纪荣的《论近代合作运动进程中的“商资归农”——以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中国农史，2007．2）认为，“商资归农”改进了近代合作社资金不足的状况，对促进当代农村合作经济的规模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有借鉴意义。王颖的《近代西北农村金融现代化转型初论》（史林，2007．2）认为，农村金融合作实施主体（政府与银行）的目标相悖及制度上的缺陷与不足，是合作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赵泉民的《政府意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合作运动价值取向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1）认为，合作运动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其更多体现了政府意志而非民众意愿。马陵合的《地方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定位与作用——以民国时期安徽地方银行为例》（中国农史，2010．3）阐述了政府管制下地方银行农村业务的边缘化。杜询诚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社会科学，2010．6）则在考察近代银行的农村贷款活动中论述了合作社的监管问题。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缺乏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合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廖建林的《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及其实施成效》（江汉论坛，2005．3）和高璐的《析国民党农村合作运动》（安徽史学，1999．3）。此外，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对合作运动推进情况的论文主要有：姚会元的《国民党政府“改进农村金融”的措施与结局》（江汉论坛，1987．3）、姜枫的《抗战前国民党的农村合作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3）、张士杰的《国民政府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原因与理论阐释》（民国档案，2000．1）、程春晖的《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农村金融政策述评》（沧桑，2007．4）。考察农村外生金融组织农贷活动实效的文章主要有：黄立人的《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6）、李金铮的《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的运作方式》（江海学刊，2002．3）和《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化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1）、刘招成的《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贵州文史丛刊，2003．1）、薛念文的《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2003．1）、徐畅的《抗战前江苏省农民银行述论》（中国农史，2003．3）、蔡勤禹、侯德彤的《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试验》（中国农史，2005．1）、邹晓昇的《试论中国农民银行角色和职能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4）。有关农村合作运动产生、发展的概况及其效果的评述性文章主要有：范崇山、周为号的《抗战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考察》（学海，1992．2）、侯德础的《中国合作运动的缘起与初试》（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4）、张士杰的《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民国档案，1992．4）、周为号的《试论抗战前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3．5）、任荣的《民国时期合作运动发展述略》（档案与史学，2000．5）、潘劲的《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与评价》（中国农村观察，2002．2）、忻平、赵泉民的《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江苏社会科学，2003．1）、昝金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中国农史，2003．3）。

此外，台湾学者陈岩松的《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与赖建诚的《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90）对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他们以西方合作社为标准，认为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效果微小。日本学者安藤彦镇正的《华北农村的金融机构》（《当代亚洲的革命与法律：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第一卷，东京，1966）、川井悟的《华洋义赈会与中国农村》（日本同朋社，1983）和弁纳才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政策》（东洋学报，71 卷1－2期，1989．12）都对中国的农村内生金融有所涉及。华裔美国学者陈意新的《农村合作运动与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3）表明，政府资金支持不力是合作运动失败的原因。卜国群的《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及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4）阐明，社会经济基础不固是合作运动失效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