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变”与“不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从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伟大的思想理论总是“自强不息”、“进学不已”的。《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程颐从道体层面解释道，“物生而不穷……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朱熹从实践层面概括说，“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词”^[2]。无论孔子、程颐还是朱熹，他们对思想进步的解释还仅仅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之上。关于思想进步规律的科学性描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即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思想精神的发展是“自我扬弃”的过程，“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3]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对于思想史家而言，研究“变”和“不变”是重要的，研究“变”中之“不变”与“不变”中之“变”是更重要的。

毛泽东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流变”的产物，是毛泽东的理论中“不变”的、根本的规定性。正因为这个规定性，毛泽东理论品质才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和主要组成部分。^[4]这个“不变”的理论品质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提炼其“范畴”，搭建其框架，发掘其内核，是笔者所努力追求的。也许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而且对我而言是力所不逮的。但是，毛泽东理论品质所独具的吸引力，鼓励笔者从事这样一种艰苦的探索和学习。康德曾经说过:“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冒一次险，尽管会千百次地走入歧途，可是比总是在平坦大道上走，要好得多。我的立场就是如此。我已经给自己指明道路，我要坚持下去。我将开始我的进程，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前进。”^[5]在毛泽东理论品质和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里，结合现代哲学的方法，潜心研究那些深层次的“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还原毛泽东理性思维的基质性的东西，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我坚信，在这种层面所呈现的思想理论是怦然跳动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并且一定遵循着自己独特的“同化和异化”规律，“遗传和变异”规律，有自己所拒斥的，也有自己所坚守的，它在时间长河中不断确证着自己的确定性。

在以下两个视域我们都无法回避毛泽东理论品质问题，也就是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研究都在频频向我们发问的:人类社会的前途和方向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是什么?当2008年金融危机又一次无情地打破了“资本主义永恒论”的迷梦以后，^[6]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命运。西方许多思想家认为马克思是不可超越的，甚至提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7]。有人提出这样的认识，“当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中国”。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是以往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未曾达到的实践高度。与此相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获得了相应的历史地位。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责无旁贷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思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显然，在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思想起着承前启后的中介作用。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虽然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我们用毛泽东同志个人名字命名它。因此，深入分析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即毛泽东理论的“不变”的稳定性品质，就显得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书的各个章节都紧紧围绕着毛泽东理论品质这样一个核心的重大问题而展开。分析它的内涵，梳理它的外延，回顾它的历史，展望它的未来，并试图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如下发展进程:“改造世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考察其中的“变”与“不变”，探究其中的“变”中之“不变”和“不变”中之“变”。

范畴的提炼、运演和观照是理论研究的最一般模式。“范畴不仅本身是有统一性的，它更是统一性的原因。”^[8]因为从形式上来看，虽然康德把范畴看做先天形式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康德范畴论的逻辑对理论体系作用的看法是合理的。康德说，范畴体系“把关于纯粹性本身的每一个对象的一切研究都加以系统化，给每一个形而上学思考在它必须怎样并根据什么要点而前进上，为了全面起见，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指南或者指导线索;因为这个范畴体系把理智的一切环节都包罗在内，而其他一切概念都分属在这些环节之下”。^[9]虽然康德这里所说的范畴思维是在自己的“范畴表”框架下的一种形式的完满性，但是，它具有某种普遍的逻辑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在其他学术领域或更小的范围里建构一个逻辑自治的、形式完善的范畴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也仍然是科学可靠的。笔者试图怀着这样一种意图把“毛泽东理论品质”看做一个范畴体系来建构。为此，我们尝试着对“理论品质”进行了最一般的哲学考察和梳理，把“理论品质”界定为“理论本身”，即理论的特殊规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理论品质”的“质料”和“形式”。继而，对“毛泽东理论品质”进行范畴式铸造，提出了毛泽东理论品质就是它所独具的追求中国劳动人民自由和解放的、反映时代精神的实践精神。最后，对“毛泽东理论品质”进行了外延式的呈现和观照，即其实践理性精神、辩证理性精神和价值理性取向。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实践理性精神、辩证理性精神和价值理性取向并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可以互演互证的，是相互联系的。同时还要说明的是，它们并不是毛泽东理论品质的全部表现。任何解释范式都不可能涵盖对象的全部，所以，本书所使用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从本质上看，只是一种假设意义下的完全例举。虽然皮球是橡胶质料造就的，球状是它的形式，斜坡是滚的动力，娱乐是它的目的，但这并没有杜绝作家插入许多续集和补充而“接着说”的缺口。这是因为，逻辑形式与生活历史相比总显得那么直率简单。在这里，还有许多类似“毛泽东理论品质会不会质变”这样的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叙述条件的进一步成熟。

本书还从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传统背景的视域探索了毛泽东理论品质。理论是有祖国的，它的祖国就是孕育着理论的历史。理论凝结着过往的岁月，“有显赫峥嵘的顶峰，亦有不足挂齿的狭谷”，还有“平静如镜的年代”和“多事的岁月”。^[10]因此，我们不仅要反映体现在毛泽东理论品质中的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苦难、挫折与反抗、觉醒与战斗的民族历史命运，探讨毛泽东理论品质的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因素，也要探索体现在毛泽东理论品质中的民族叙事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毛泽东理论品质正是在被扬弃了的民族语言表现和思维方式中获得了自己的民族品格和人民品格。正像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民族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11]

最后，从实践性精神原则出发开启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内核——毛泽东理论品质，无论是对于建构“毛泽东学”的理论体系，^[12]还是对于正确践履毛泽东思想而言，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理论品质”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硬核”，它是稳定而“不变”的，它是被许多可“变”的次级命题所拱绕保护而不容否定的。而且不同理论“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13]但是，和拉卡托斯不同，我们认为“不变”的“硬核”既是一种形式性规则，又是一种价值性规则;它不仅涉及逻辑形式，而且涉及思想内容;它既要保持逻辑的统一性，又要保持价值取向的统一性。这就是说，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对其他理论命题以逻辑约束，比如，真假与否?“一切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另一方面，它在内容上对理论的其他命题给予价值甄别，比如，善恶与否?“一切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概括地说，所谓毛泽东理论品质，就是体现在毛泽东的理论中的立足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变”的实践精神。

由此观之，领会了毛泽东理论品质也就真正在文化历史与生活实践的大背景下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不变”的实践“精髓”。本书正是对这种“不变”进行的一种逻辑和历史哲学思考。正是这种“不变”在实践中“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条基本原则，即科学性原则和阶级性原则;或者说事实原则与价值原则。而这两条原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即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变化的正确轨道。

【注释】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88、88页。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88、88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www.daowen.com)

[4]毛泽东理论品质是毛泽东个人实践和理论活动的产物，属于个人意识范畴，是毛泽东的理论中不变的、稳定的、根本的规定性。关于这一问题，正文多有阐发，这里不再赘述。但是，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理论品质和毛泽东思想理论品质的关系就如同“毛泽东个人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一样，是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品质包含着“毛泽东理论品质”，但又不能归结为“毛泽东理论品质”。毋庸讳言，至少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品质作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包含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而毛泽东理论品质则显然有一些东西是要由毛泽东个人来承担的。

[5]E.Cassirer编:《康德著作集》第1卷，第8页。转引自王树人、李凤鸣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6]韦建桦:《从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看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载《光明日报》，2010年1月29日。

[7]〔法〕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8]齐良骥:《康德的知识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3页。

[9]〔德〕康德著，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

[10]〔匈〕拉卡托斯著，兰征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12]王立胜:《毛泽东学何以可能》，载《理论学刊》1995年第2期。

[13]〔匈〕拉卡托斯著，兰征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7。